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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之秋 译
对于大自然这本无穷奥秘的书，我读不懂。
——莎士比亚：《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未来世界能预测吗？不是预测1年、10年、100年，而是500年。初看起来，如果有人说他能做到，那这个人必定是大言不惭到了神经不正常的地步。要预测一年以后的情况通常也是做不到的，更不要说这么遥远的未来世界了。
但是确实有一种办法使我们能够窥见未来，并且准确地预测某些事件。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设想，即人通过自己创造的工具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自身。除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历史不是由政治来驱动；驱动历史发展的是机器发明以及各种新发现，而这些发明和发现又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就已指出：
“那些由城市的奠基者们，法律的制定者们，老百姓的父母官们，暴君的推翻者们，以及这些人代表的阶级中的英雄们所产生的伟大影响不过转瞬即逝；而发明者们的工作，尽管不那么辉煌、耀眼，却影响深远。”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上一次冰河时代结束后几千年发明了农业，它使人们能在一个地点定居下来，结束依靠狩猎和采撷野果为生的游牧生活。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出现了城邦，开始了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士兵们用手中的武器打出来的。今天，这段历史已经成了人们发现新材料以及应用新材料对人的影响的故事了。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铜器的出现代替了石器，到了公元前700年，铜器又被铁器所代替，而铁器的出现使当时好战的国家第一次使用利剑和装甲，发动大规模的征战从而改变了欧亚的面貌。四千年前赫梯人统治了小亚细亚，他们不仅仅凭雄心壮志而是凭他们铸造比他们的敌人使用的铜剑更坚硬的铁剑①。
大约到了公元初年，人们发现通过混合不同材料能够造出人造石块，此后水泥在建造人类文明世界中便起了主要作用。公元1800年前后，出现了钢。随着硅晶体的应用，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到了90年代，出现了全新的人造材料，开辟了改造人类的前景。
那么我们又如何去预见未来的技术成就以及它对人类的影响呢？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教在这方面应该最了解情况，最有知识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但是我们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看来在预言未来的技术发展方面，谁都不见得会比那些“专家”差。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任何一种发明、发现或者技术上的突破没有被某些自命不凡的权威说成是不可能，或者至少是无用的。下面就是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既有趣，又发人深思。
当哥伦布请求西班牙的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资助他去海上探险航行时，这两位陛下成立了一个由最著名的学者和地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情的可行性，1486年，委员会在呈递给国王和王后的报告中作出了否定的结论。其中包括了圣·奥古斯丁和基督教哲学家拉克但萨斯的如下意见：
难道有这样的傻瓜会相信存在一块同我们脚对脚，人们走路脚朝天、头朝下的地方？会相信地球上竟然有这样的地方，那里东西都是颠倒的，树枝朝下长，雨雪冰雹朝上落？把地球说成是圆的就是为了替这种存在两极的神话辩护。这些哲学家一旦走入迷途，就会在谬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相互为错误辩护。
难怪报告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西面的大洋是漫无边际的，还可能是不能航行的。从它存在起，几百年来，没有人找到过没有被发现的、有利用价值的陆地。”
在天主教教庭拒绝承认伽里略的发现之前，有些天文学家在1610年就向宗教法庭提出了所谓“证据”：
“环绕木星的卫星不能为肉眼所见，因而对地球没有影响，因而不起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
当达盖尔1839年发明摄影术时，他备受那些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的专家们嘲弄。当时莱比锡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出来，作者在写文章之前曾经咨询过一位技术专家。文章写道：
“企图捕捉转瞬即逝的影像是做不到的。不仅如此，在德国进行的一项深入的调查研究表明，这种想法简直是亵渎神灵。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没有人能够用人造的机器去捕捉上帝的形象。这位法国人达盖尔吹嘘自己能做到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简直是傻瓜中的傻瓜。”
开垦边远地区的土地作为一项技术上的发明也曾引起一些持保守观点的人的偏见。美国最大的一个州，阿拉斯加州由于其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和贵重金属资源，今天已经成为美国第三个最富有的州。然而在19世纪，一些短视的人却想像不到阿拉斯加会有任何价值。他们谈起阿拉斯加就像今天，20世纪末，人们谈月球一样。这也是我提出这个例子的原因。当美国国务卿威廉·苏厄德1867年用720万美元从俄国手中把这块土地买下来时，国会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有些国会议员把它说成是“苏厄德做的蠢事”。有一位名叫沃什伯恩的议员宣称：
“拥有这块俄国领上不能给我们带来荣誉、财富和力量，它反会削弱我们，增加国家的开支，而且不会得到任何足够的补偿。”
1844年，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用更加形象生动的口吻反对从墨西哥手中购买加利福尼亚，而加州今天成了一个比阿拉斯加更富饶的州。（22世纪很可能也会有人用同样的口吻来谈论向火星移民的前景。）
韦伯斯特当时说：
“我们要这一大片没有价值的地方干什么呢？这是一个野蛮人和野兽出没的地区，这里只有沙漠，流沙，尘暴，这里只有仙人掌和土拨鼠。美国要这块地方有什么用呢？”
能源领域里的进步在“专家”们的眼中也是荒唐的事情。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当时英国邮政局的总工程师威廉·普里斯爵士斥之为“鬼火”。
卢瑟福勋爵1903年成功地分裂了原子，但他却看不到他的发现的实用价值。他说：“如果有人寄希望通过改变原子来获得能源，这无异于水中捞月。”爱因斯坦也一度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后来才改变自己的想法。爱因斯坦当时曾经说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原子能是能够获得的。”
交通工具的发明似乎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时候，那些发明交通工具的人也有这种想法，威尔伯·赖特说：“1901年，我对我的兄弟奥维尔说过，50年内，人不可能乘飞机飞上天空。”但是1903年莱特兄弟却试飞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而在这个时候，天文学家西蒙·纽科姆，一位确实对天上无所不晓的专家写了一篇当时很有名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
“已知的物质，已知形式的机器和已知形式的力不可能组合成一种实在的机器，并且用这种机器在空中进行长距离飞行。这种演示对本文作者来说，就像是未来的任何物理现象现在都能够演示一样。”
这里我禁不住要谈谈曾经被无数专家斥之为荒唐的宇宙航行②。他们都是一些有名望的饱学之士，但是这些人每当遇到新思想时，往往表现出傲慢、愚蠢和缺乏想像力。我们该如何评价某位学识丰富的教授对把航行器送上宇宙空间轨道的看法呢？这位教授断言，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拥有最强爆炸力的硝化甘油每克产生的热量仍不足1500卡路里”。事实上推动宇宙航行器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爆炸力。
这位教授的同事们还用经过仔细计算的长达7页的数学公式，证明宇宙航行的不可行性，因为“把一磅的重量送上轨道，在起飞时需要100万吨燃料产生的推力”。（根据1994年的数字，把1磅重量送上轨道只需1吨燃料，未来实现私人宇宙旅行时，这个比例肯定会缩小100倍。）
甚至到1961年，成功发射第一颗电视转播卫星的前一年，美国联邦通讯部门的专员克雷文还说：“实际上还看不出通讯卫星会对改善电话、电报和电视广播服务提供机会。”
我们还记得国际商业机器公司（ＩＢＭ）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1943年说过：“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而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把要装在我们汽车内以及家用和机器用的电脑都计算在内，计算机的数目必定已超过10亿台。
如果我们不相信专家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又相信谁呢？回答是，对于长期预测来说，科幻小说作家是可以认真信赖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使人惊奇，因为科幻小说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东西，不错，它们绝大部分的确如此。有一次，科幻小说作者西奥多·斯特金的发言激怒了参加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会议的同行们，他说：“百分之八十的科幻小说都是胡说八道。”但他接着安抚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中的百分之八十也都是胡说八道。”
记住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斯特金发言中指的百分之八十以外的那一小部分，也许比那部分还少的部分，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阿瑟·克拉克1982年说的一段话③：
“我认为只有科幻小说的读者或者作者才真正能够讨论未来世界的可能性问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科幻故事探索了所有可以思议的，以及大部分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用批判的态度（这里的批判二字很重要）去阅读科幻小说对于任何一个想研究未来10年以上的人都是一种基本的训练。那些不熟悉科幻小说的人是几乎不可能去想像未来世界的。我并不是说有百分之一以上的科幻小说读者会成为可靠的预言者，但是可靠的预言者几乎百分之百都会是科幻小说的读者，或者作者。”
那么，由政府雇用或者资助的许许多多的“研究未来学的专家”又如何呢？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正不断地组织知名经济学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对未来世界进行预测，但是这些人很少读过科幻小说，更没有写过科幻小说。不过我们是否就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错误的呢？
不幸的是，有证据表明的确如此。
1968年一批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在罗马组织了一个罗马俱乐部，专门研究“全球经济、政治、自然和社会制度的相互依存问题”，并在1972年发表了一篇受到悲观主义者赞誉为具有权威性的报告，然而这篇报告却是一些胡说八道的谬论。这篇名为《增长的局限性》的报告预言，到21世纪末，工业资源将会枯竭，人类将会在自己制造的污染中不能自拔。（污染这个词可以有上千种解释，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的定义。）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发生。报告中有着许多事实性的错误和误解，它的基调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作者们把地球看作在宇宙中是孤立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无法从太阳系中获得资源，其实，在月球上，小行星和行星上都有着无穷无尽的有用物质。这一事实就足以推翻他们的结论，可是他们的报告没有提到这种事实，而科幻小说会告诉他们完全相反的情况。
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一脉相承，由卡特总统任命组成的一个小组，1979年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2000年的报告》，人们可能以为这份不像《增长的局限性》那样雄心勃勃，而只试图预言21年后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结果它完全失败了。在报告发表后不久出现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苏联的解体，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几只“亚洲老虎”的巨大经济增长等，它一件也没有预见到。
没有任何一家政府机构预测到下面这些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重大事件：战后的冷战、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以及登月后的电子工业的巨大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事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0年代花了100多万美元建造了一台名为“预报者”的巨型计算机，想通过它了解世界上的任何情况，包括政治和军事的发展趋势，自然资源和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其结果作为秘密没有公布，但是我猜想不必担心其中会有什么秘密，我们也不必认为我们会错过任何会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
在经济学方面，预报的质量也是令人失望的。的确，长期的预报通常是成功的。如果我们预测的时间有足够长，我们有相当把握会发财。运用复利计算法，一个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为2．5％的话，100年底它的财富将增加12倍。但是如果企图预测几年内的经济升降，就好比是研究弯弯曲曲的鸡肠。亨利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奥默罗德说，没有经济学家能对当前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他指出，他的许多同事都迷恋于经济理论，而不去注意现实世界上正在出现的问题。他们实际上取得的成就不过是相当于16世纪牛顿以前，还没有发现地心引力定律那时候的物理学的水平。奥默罗德把他们比作谢德威尔的喜剧《艺术大师》里的认为无所不能，甚至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棒的游泳选手的主人公。“而这位主人公却从未下过水游泳，他只是躺在桌子上模仿栓在他面前的一只青蛙的游泳动作。”
那么，这些政府预报部门素质不高的原因何在呢？答案非常简单。正如科幻小说作者本·波瓦指出的：“他们的预测所以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总是要求他们拘泥于事实，不允许他们像科幻小说作者那样作任何假设。他们必须牢牢地根据他们写作时候的技术发展状况去思考，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胡说八道，就像19世纪时有人警告说，到1940年，伦敦将会陷在几米深的马粪里。”波瓦指出：
“没有一个政府未来学机构会预言一种半偶然性的发现会改变整个世界，然而半导体的发现却是这样。如果没有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脑世界和通讯卫星。然而当一个预测未来的机构在1950年前后预测电子技术的发展时，它只谈体积大而又复杂的真空管，完全不谈电子部件的微型化问题，而当时半导体的出现已经使微型化成为可能。在这个时候，科幻小说作者们已经预言将会出现诸如手表式收音机和袖珍式计算机等奇迹。他们能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能‘预见’半导体的发明，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当时体积庞大的电子计算机和收音机一定会得到改进。”
那么未来学家如何才能避免被后代人耻笑呢？答案是他们必须尊重科学。所谓科学我指的不是科学家们的意见，而是他们的发现以及获得科学发现的途径。科学探险是需要谨慎从事的，有些事情，例如超光速，建造永动机以及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切严肃的作家都不会作这样的预测，除了这些以及类似这些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如果有相当多的人希望某种事情出现，而且在技术上也并非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这种事情或迟或早将会发生。
Ｊ·Ｋ·Ｐ·哈特利说过，未来“是另一个国家，那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行事”。当别人同你谈到这些问题时，用专家们的话来回答是不合适的，不要说：“你对某某事情不能预言，这太异想天开了！”这样的回答是思想因循守旧．缺乏想像力的表现。如果按照过去几百年的标准来看待本世纪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会把它们叫做异想天开。用我们现在的标准看待未来也会是这样。科学是不会停滞不前的，科学发现肯定会加快步伐。也许现在去考虑未来500年的事情为时过早，也许会落得像弗雷德·霍伊尔爵士的小说《乌云》里的主人公的遭遇——立即死于头脑发热症。
这里不妨引用阿瑟·克拉克的第三条、也是最明白无误的一条定律：“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是难以同魔术相区别的。”
注释：
① 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中为什么英国最初占有优势，而最终又失败了呢？其复杂的社会根源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们。艾萨克·阿西莫夫指出其显著的原因是：英国最初取得优势是由于它使用了杉木造的长弓箭，而后来遭到失利是由于法国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火炮。
② 皇家天文学家理查德·乌利爵士在1956年，即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出现前一年，宣称所谓的太空旅行完全是“无稽之谈”。后来由于他显赫的地位，成为英国政府太空探索咨询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也许是巧合，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太空计划。
③ 他的第一法则是：“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称某种情况是可能时，他几乎肯定是对的，而当他说某种情况是不可能时，他很有可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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