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利坐在车厢里沉思，“嗯，”他开口道，“就我看来，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傻，如此我得跟住你，把你安全带回家；要么你不傻，如此你便是碰上了很多麻烦，这样我也得跟着你。我本来明天有课，不过我知道怎么对付它。”他叹了口气，瞟了我一眼，又仰靠在椅子上。“我有感觉，巴黎不会是你旅行的终点。你能不能给我点提示，接下来要去哪里？”
“如果博拉教授在伊斯坦布尔那张宜人的餐桌旁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耳光，那么当他告诉我们他那古怪的‘业余爱好”时，我知道我们找对了地方。也许——也许德拉库拉的坟就在土耳其。
“但我还在思忖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图尔古特这个人。他看上去态度真诚，但他自己跑到我们的桌旁，介绍他的‘业余爱好”，这种做法有点儿出格。
“年轻人，”图尔古特说道，“如果您对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也有兴趣的话，明天早上可以和我去看看苏丹穆罕默德的收藏。他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老暴君——除了我喜爱的文献资料，他还收集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我得回家了，我妻子一定已经耐不住性子了。”他笑了笑，似乎妻子生气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她肯定希望你们明天去我们家吃饭，我也希望如此。”
我等着海伦拒绝，可她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我们两人。
“怎么样，我的朋友——”图尔古特准备离开。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点钱，塞到自己的盘子底下，然后向我们最后一次举起杯子，喝完剩下的茶，“明天见。”
“我们在哪里见您呢？”我问。
“哦，我会来这里带你们去的。明天早上十点整好吗？好。希望你们有个快乐的夜晚。”他鞠了一躬，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几乎没动饭菜，却付了全部的账，还给我们留下了那块避邪的护身符，在白色的桌布上闪闪发光。
因为旅途和观光的劳累，按他们的话说，那晚我睡得像个死人。城市的喧嚣把我惊醒时，已是早上六点半。
“教授还有两个小时才会来这里，”海伦说，一边给她的咖啡加糖，使劲地搅拌，“我们干什么呢？”
“我想我们可以走回哈吉亚·索菲亚，”我说，“我想再看看那地方。”
“可以啊，”她低声说道，“我们既然在这里，观观光也无妨嘛。”她神色安详。
海伦带着那副令人迷惑、令人颠倒的笑容，四处张望，仿佛这些陌生人让她很开心，不过仿佛她非常了解他们。
对我来说，这情景令我开心，但也让我提高警惕。在不到一个星期内，我就具备了这种警觉性，每到公共场所我就有这种感觉，想要查看人群，回头张望，扫视那些或善或恶的脸，或感到有人跟踪。这种感觉令人不快，与周围生机勃勃的欢声笑语格格不入。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感染了海伦愤世嫉俗的态度才变成这样的。我也想，她这种心态是与生俱来，还是仅仅因为她曾生活在一个实行高压政策的国家里。
我们来到一个摊点前，其实这是一个棚屋，挤在市场边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下面。一个穿白衬衫黑裤子的年轻人正用力拉开店门和窗帘，把桌子摆到外面，铺开他的商品——书。书一摞摞堆在木台上，从地上的板条箱里滚出来，或一排排站在里面的架子上。
我急切地走上前，年轻人点头招呼，笑了笑，仿佛只要是爱书者，他都一见如故，不管是哪国人。海伦跟在后面，走得慢些。我们站在那里，翻阅的书大约涉及了十多种语言。我发现了一本希伯来语的大部头，还有一整架的拉丁语经典作品。
“拜占庭人也爱书，”海伦喃喃道，她看的像是一套德国诗集，“也许他们就在这里买过书。”
年轻人已经做好营业的准备，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说英语？德语？”
“英语，”海伦没回答，于是我赶快答腔。
“我有英语书，”他笑着，愉快地告诉我，“还有伦敦和纽约来的报纸。”
我谢了他，问他有没有旧书，“有的，很旧。”他递给我一本十九世纪版的《无事生非》——看上去很廉价，包布破旧。
出于礼貌，我翻了翻，递回去。
“还不够旧？”他问道，笑了。
海伦从我肩上望过来，她有意地看了看表。我们现在连哈吉亚·索菲亚还没走到呢，“是的，我们得走了，”我说。
年轻的书商接书在手，礼貌地鞠了一躬。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面熟。不过他已经转身走开，侍候另一位顾客去了。这是位老人，样子很像我们先前路过的棋摊前那位下棋的老人。
我们进小餐馆时，里面没人，不过几分钟后，图尔古特出现在门口，点头、微笑，我们跟着他穿过街道。
他向我们解释，苏丹穆罕默德的档案虽仍属国家保护，但不在国家图书馆的主楼，而是在一座配楼里。那里原来是一所传统的伊斯兰学校。阿塔图尔克在把全国世俗化时关闭了这些学校。这座楼现在收藏了国家图书馆与帝国历史有关的珍本古书。除了苏丹的藏书，我们还会发现奥斯曼帝国在几百年的扩张中收获的其他物品。
图书馆的配楼原来是座精致的小楼。我们从饰有铜钉的木门进去，窗户是透雕大理石花格，阳光通过细致的几何图案滤进屋里，把星星和八角投射到门口阴暗的地板上。图尔古特领我们去登记，登记簿就在门口的柜台上（我发现海伦写的名字很潦草），图尔古特自己签的名很花哨。
图书管理员五十岁左右，瘦瘦的，腕上系一条念珠，他放下工作，上来握住图尔古特的双手。他们说了一会儿话——我听到图尔古特提到我们大学的名字。
管理员对我们笑，鞠躬，用土耳其语和我们说话。
“这是艾罗赞先生。他欢迎你们来看藏书。”图尔古特满意地告诉我们，“他愿意为你们充当杀手。”
我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海伦却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为你们找来苏丹穆罕默德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现在得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等他。”
我们挑了一张远离其他研究者的桌子。他们好奇地看了看我们，又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儿，艾罗赞先生捧着一个大木盒回来了。木盒前面上锁，上面刻有阿拉伯字母。
“那说的是什么？”我问教授。
“啊，”他用指尖碰了碰盒顶，“说的是‘这里是邪恶’——呃——这里盛着——装着——邪恶。用神圣的《可兰经》锁住”
我的心跳了一下。这句话多像罗西在那张神秘地图的页边看到的话，他曾在收藏它的档案馆里把它念出来。他在信中没提到这个盒子，不过如果图书管理员只拿文献给他看的话，那他也许就从没见过它，或者，也许他们是在罗西走后才把东西装进盒里的。
“盒子有多旧了？”我问图尔古特。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这里的朋友也不知道。因为是木制的，我想它不可能是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我的朋友曾告诉过我”——他冲艾罗赞先生那个方向笑，那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回以微笑——“为安全起见，这些文件在一九三零年用盒子装了起来。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和前任管理员谈过。他是个极严谨的人，我的朋友。”
一九三零年！我和海伦对望了一眼，也许罗西在给无名者写信的时候——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他研读过的文献已经装到了这个盒子里。一个普通的木盒也许已经可以防鼠防潮，那么是什么促使当年的管理员把有关龙之号令的文件锁到一个写有圣令的盒子里去呢？
图尔古特的朋友拿出一串钥匙，用其中的一把打开锁。我几乎笑了起来，记起国内现代的索引卡片，那是大学的图书系统搜索成千上万本珍藏图书的方法。我还从来没想过自己所做的研究会用到一把古代钥匙，它咔嗒一声打开锁。
“有了，”图尔古特喃喃道，管理员退了下去。
图尔古特朝我们俩笑笑——我想是非常悲哀地——打开盒盖。
“到站了！”一位列车员吆喝道。列车已经放慢速度，几分钟后，我们看到窗外的布鲁塞尔车站。海关人员正登车检查。车外，人们急急忙忙上车，鸽子正在站台上啄食。
也许我心里喜欢鸽子，我死死盯住人群。突然，我注意到一个一动不动的身影。一个女人，高个子，黑色长外套，静静地站在月台上，一条黑围巾把头发束了起来，衬出一张苍白的脸。她离得有些远，我看不清她的五官，但那双黑眼睛和几乎是红得不自然的嘴——也许是亮色口红——一闪而过。从侧面看，她的衣装有些古怪。在这个穿迷你裙和丑陋的厚底鞋的时代，她却穿着窄窄的黑色高跟轻便鞋。
不过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并且到车开走时依然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警觉。她在上上下下检视我们的列车。我本能地缩回头，巴利怀疑地望了我一眼。那女人踌躇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迈了一步，但显然没看到我们。她似乎改变主意，转头望向另一列车，那列火车正在进站，停在月台对面。她严峻的神色、挺直的身体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直到车子出站，她消失在人群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