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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保加利亚的第一印象是由高空俯视的群山。偶尔我们看到群山的裂隙中有闪光的脉络，我想那肯定是河流。我费力地想辨认出弯曲的龙尾，那也许能为我们答疑解惑，但徒劳一场。
“你知道，我对保加利亚的历史一无所知，”我说，“在这方面我会迷路的。”
“海伦笑了，“我自己也不是专家，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斯拉夫人从北方移居到这里。我想是在七世纪，一个叫保加的土耳其部落来到这里。他们共同反抗拜占庭帝国——很聪明地——他们的第一个统治者是个保加人，叫阿斯帕鲁。九世纪，沙皇鲍里斯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如此，他在这里仍是个大英雄。拜占庭人从十一到十三世纪初统治这里。后来，保加利亚变得十分强大，直到土耳其人于一三九三年摧垮他们。”
“土耳其人是什么时候被赶走的？”我好奇地问。我们好像到处都能见到土耳其人。
“直到一八七八年，”海伦承认说，“俄国帮助保加利亚赶走了他们。”
“后来在两次大战中，保加利亚都站在轴心国那一边。”
“是的，战后不久，苏联军队带来了一场大革命。没有苏联军队，我们会怎么样呢？”
海伦给了我一个最灿烂、最苦涩的笑容，我捏了捏她的手。
“小声点儿，”我说，“要是你不小心，我只好替我们两人小心了。”
就在我们在机场办理手续时，一位官员把我们带到了机场里面的一间酒吧里，我只想着那封介绍信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时，一个穿黑衣戴黑帽、表情严峻的男人出现了，我们得救了。他看上去只比我略大一点，如果有一丝愉快的表情掠过他的脸，那他就算英俊了。
官员敬重地向他打招呼，向我们介绍说他被指定为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向导。他解释，这是我们享受的特权，因为克拉西米尔·拉诺夫在保加利亚政府备受尊敬，提起他就会让人想到索菲亚大学，他对这个古老而光荣的国家的种种名胜古迹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
我握了握那人像鱼一样冰冷的手，但愿我们没有向导，自己参观保加利亚。
对这一切，海伦似乎没有我那么惊讶。拉诺夫先生仍一言不发。
那位官员过于大声地报告说，海伦是匈牙利人，目前在美国做研究。不过，在这之前，他似乎就很不喜欢她，“教授，女士，”他说——他的第一句话——然后转过身去。
海关官员大笑和我们握手，似乎我们已是故交。
在机场外，拉诺夫唤来一辆出租车。他告诉我们，已经在最负盛名的一家宾馆里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相信，你们会感到舒适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餐馆。明天早餐时间，你们肯定希望在索菲亚大学会见同行和有关的部门。随后我们将安排你们参观一下保加利亚的古迹。”
我瞪着他，越发害怕起来。他的英语太好了，准确而单调。
他的面相也有点儿眼熟。我们肯定素未谋面，但他使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个人。在索菲亚的第一天，这种感觉就挥之不去。
我问他能否让我们与一个叫安东·斯托伊切夫的人取得联系，却看到他退缩了一下，我对他的不祥感觉加深了。
“你们为什么想见他？当然，如果你们想见他，我可以安排。他很有名望，也许你们是因为这个想见他？”
“他们要拉诺夫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在宾馆外有了一点儿独处的时间，海伦这么说，“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很好？”
我们惊恐地面面相觑。
“但愿我知道，”我说。
“我们在这里得万分小心，”海伦表情严肃，声音低沉，我不敢公开亲吻她，“我们说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学术问题，别的一概不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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