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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晓普上尉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空军学院的英文教官。1961年他出生于佛蒙特州的姆蒙伯莱，曾就读于四所学院，于1983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作为一名空军通讯保密检查官，他就职于空军学院预备役学院。1988年他返回海姆夏尔大学获取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婚后，他有了三个孩子。他曾为《波士顿环球》周刊写过文章，出版了一本教科书的三次版不。他精通文学，善于写作，编辑了许多杂志。但他从未出版过一本小说，我们相信他将再创辉煌。
“您的葡萄酒，先生，”柯蒂斯说，“这是九一年的最后一瓶了。”
“谢谢。”我注视着玻璃杯中的酒，一边转动着上个世纪的葡萄酒，一边研究着我的侍从的任何无礼的手势。与一个人不停地转动舌头而使舌根生疼一样，出于同样的本能，我不会对这个高大的黑人说什么了。很久以来，我一直忧心忡忡，怕他很快成为我的上司，怕失去我积攒下来的微薄财富，怕在互换工作时失去自我。
我用指甲弹着玻璃杯。心想：我的葡萄酒比勃民第酒的颜色还深，比任何一种政府指定的酒都要辛辣。五年之中，我一直试着挽回阿根廷葡萄栽培长官的职务。每当提起我的职业，我总是对人们说：“我照看着沸腾的葡萄汁。”但那已成为过去。
在三十五个年头里，这已是我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调职了。我够幸运的了，有些贵族武贫民不得不和处理放射性废物小组或处理垃圾的人调换工作，那些都是中产阶级丢弃的职业。起码这里我还是接近富有，只是和柯蒂斯交换了一下阶级——一想到他就要成为“惠特尼先”而我变为“特拉维斯”，我心里就难受。如我曾经拥有财富，那它再也不属于我的了。
与核武器装吊队的工人比起来，当男仆也无所谓了。他们不得不搜索战争遗留下来的以及核裂变和聚变反应堆中剩下的有毒区域，然后将废料放置到北部的地下垃圾场。他们穿着保护服，但经常遭到核武器的侵扰……真的，我够幸运的了。
柯蒂斯注意到我在盯着葡萄酒出神，而且我相信，他为我感到遗憾。“快退休了，先生？”
“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调换工作。”在将近五年的共事中，难道我真的从没告诉过他？也许没有吧！我对他的了解可比他对我的了解多得多。我盯着落地钟看了好长时间，带着孩子般的爱我喜欢那个胡桃木的老祖父钟——而现在我惟一知道的就是，这个钟和其他的好东西就要成为我的仆人的了。已经是11时44分了，我的交接将在午夜生效。
柯蒂斯读懂了我的眼神，“我会带走它的，先生，到明天我们就会忘记钟了。”
“多么宽宏大量的小伙子啊！”我心里想着，“允许我延续六七个小时吧！但他还有十六分钟就开始掌权了。”
“还是要谢谢你，柯蒂斯。”我大声地说，尽管这没有必要。为我准备蒸气浴吧！”
我慢慢地走向浴室，感觉着柔软的、厚厚的地毯，轻抚着老祖父钟那磨得又光又滑的胡桃木外罩。
仅仅在贵族式的任期中呆了一年，我现在就已感到财富的流失。在学校的时候，调换职业是一种游戏。有时要忍受在一天内从贵族宿舍搬到贫民小屋的变换，向旁人显示你是百分之八点五的好学生中的一个，聪明得不仅可以经营整个工业，而且也愿意去做地球上最讨厌的工作。
随着我的好工作就要永远地消失，而最糟糕的工作即将到来，我再也不“情愿”了。每当想到荣华富贵渐渐逝去的情景，我就不寒而栗。
我把衣服扔在柯蒂斯手臂上，深深地浸入到散发着香气的水中。温热的水令我全身放松，我的大肚皮变成了粉红色。柯蒂斯既没在看我，也没朝向别处。我愉愉地瞥了他一眼——是不满，甚至是仇恨的瞥，好像是在等待我的死期。
“柯蒂斯·惠特尼，”我开口说，惊动了他，“上次从学校毕业时，你得知被分到了这儿，你恨我吗？”
这是一个幼稚的、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何蒂斯天生就有看透人的能力。
“我们都不想这样，不是吗，特拉维斯·麦科米克？博尔纳说过‘在你们贫穷之旅中感觉精神上的伊甸园’。”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用充满了讽刺的话语说，就像从婴儿口中流出的口水一样毫不避讳，让他知道我对他直称我名字的不满。对我而言，称他的名字是一种宽厚仁慈，而对他来说，称呼我的名字，能使我足足抵触三分钟。柯蒂斯转向别处。
最后他开口说：“是的。”
“嗯？”
“是的，我恨你，但与你恨我不一样。”他的眼神看透了我的心思，缄默不语是对他最强大的反抗。“你记得奴隶制度？”柯蒂斯接着说。
“当然，我们都学过的。”
柯蒂斯点点头，“我的一个祖先是奴隶，是祖先或是朋友，在20年代的那场小型战斗中，任何有记录都被销毁了。（“小型战斗”是柯蒂斯的专有名词，指的是那使大部分欧亚和北美地区夷为平地和成为辐射区的导弹互换事件。那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发生在2020年，这使柯蒂斯十分高兴。他有一次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对以后的即将发生的轰炸感到遗憾，而对从前发生过的轰炸无动于衷呢？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从傻瓜头脑中想事情而不是用眼睛去分析事情。”）
“五年前，就在我毕业前，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朋友。”他说，“她背上鞭痕累累，嘴唇皱裂又总在流血，黑炭般的眼睛总是凝望着北方，那寒冷、丑陋、死寂的北方。”
最后一个字一出口，那个胡桃木的老祖父钟就开始响起来。我暗自呻吟着，但并没有从柯蒂斯·惠特尼先生身上转移视线。开始时我有些怀疑，他是在捏造故事为我解闷，现在也没搞清楚是真是假。
“特拉维斯，当我参加贫穷之旅时，她的眼睛更大更黑了——犹如在你想像着另一颗炸弹就要落下时，一个倒塌的小屋的黑黑的内部，令人恐惧。要么或许她什么也不明白，要么或许她什么都明白。”老钟随着他的话不安地响着。“但我清楚我的贵族之旅将减轻她的痛苦，特拉维斯，我同情她。”老钟敲了最后一下。
“你认为我不正常吧？”
“不，先生。”我回答，“我想——”我停了一下站起来擦干身子，努力想说一些尊敬的话，而不让他感到我在讨好他。“我想，你也许，对调换工作的反感是有贵族式渊源的。”
“是的，”惠特尼先生脱掉他的黑色仆人上衣，露出结实的灰色的胳膊，他自己挂上外套——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否则他会把外套扔给我。“我现在退休了。我们在五点用早餐，七点再结束，好吗？”
“好的，先生。”这种仆人的标准回答脱口而出。我真的成为仆人了吗？葡萄栽培长官也只是我曾经戴过的法兰绒面具吗？我惊恐万分，思绪万千。如果我现在感觉不像是一名贵族，我再也不会是了。那是我最后的一期贵族之旅。我惊慌失措，身上冒出汗来，转过身背着柯蒂斯，不让他察觉到我涨红的脸。
“出什么事了吗？特拉维斯？”
“没有，先生。”
他拍拍我的后背，“睡个好觉，过几个星期你就没事了，顺使说一下，我要在一个月后结婚，而且把新娘带来这里住。”
“我知道了，先生，祝贺你。”
我根本睡不着，偷偷走到酒窖，摸到平常放着葡萄酒的那一排，想找到其他战前酿的葡萄酒。这是件危险的事。我猜想柯蒂斯正等着品尝呢！早上他会气得发疯的，但我并不希望成为他愤怒的目标。我发现他把它藏在最后一排，标签朝下。我细尝了几口，但然后就像一个小孩怕别人抢了他的饼干一样，一口吞下所有的酒。
我说不清使我放弃新工作的冲动是一种什么心情，急切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好像一个奴隶在沿着地铁逃亡。
喝得晕头转向，我收拾了一个大箱子，塞进一些衣物和不值钱的纪念品，如我的缎面枕套。当我试着捡起枕套时，我以为我的手臂要欺骗我。这种打击使我一下子面朝下栽倒在柔软的地毯上，吐出一滩起沫的紫色液体。我甩掉手提箱，往兜里揣了一些钱，跌跌撞撞地下了楼。回想一下，当时柯蒂斯一定听到我的动静了。我砰地关上门，走入夜幕中，大喊大叫：“自由！自由！”
在外面，我被一块砖头绊了一下，摔倒在鹅卵石车道上。我的面颊狠狠地撞在地上但没有痛感。我躺在那里，轻轻抚摸着这些石头——以前我从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光滑的表面、粗裂的边缘。当车子驶过时，轻微下沉了一些。车子！为什么我不能开车走而偏要步行呢？我用袖于擦去血，摇摇晃晃费力地走进厨房。
一排排的瓶瓶罐罐底朝天摆放得十分整齐。我们平常总把车钥匙放在面缸里，但我摸索着伸手进去时，我的手只空空地抓了一把白面。我把面缸扔在地上，面粉撒得遍地都是。然后又掉了糖罐子、茶罐和瓷苏打罐。我打开第二个面缸，找到了车钥匙。看着遍地狼藉，我意识到没有退路了。
我跳上车，开这辆车已有五年了，我笨手笨脚地在黑暗中摸索钥匙眼儿。我发动了引擎，猛地撞过车库的门，那扇可怜的门发出木框折断和撞碎玻璃的声音，又发出一声尖尖的，充满遗憾的金属般刺耳的尖叫。
每个拐弯都令人措手不及，所以我只是开到我的邻居家——柯蒂斯的邻居家向东一公里就不再沿公路行驶了。柯蒂斯的车和劳伦斯·鲍恩的石栅栏迎面相撞，栅栏赢了，车前的保险杆撞进了发动机里。发动机保持高速，而我在前座上被无情地弹来弹去。除了我的眼下出血外哪里也没伤着，我从窗子滚了出去，向东2号国道走去，这条国道北接美国的不毛之地，南接我们这里靠近阿根廷的下端。
三月冷冷的空气清醒了我的大脑，使我能够沿着1号国道的外围走，避开了不时来回呼啸而过的卡车。几个小时以后，我转向北上了二号车道，在那里，许多卡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它们带着四五辆载满人的拖车，那些人在美国南部大陆不停地迁移寻找工作。每个人都在极度激动狂乱的心境下渡过几个星期。我蹒跚地向前走了大约三公里。
在最后的二十分钟里，没有碰到路过的卡车。我的脚和头都在阵阵痛，眼皮不断打架。我倒进离大路几米远的灌木丛中，迷迷糊糊中仍然咕哝着：“自由，自由。”但热情却少了许多。
我一直就是一个好睡的人，那天早上我在顺路而下的卡车队的轰鸣声中醒来。四肢僵硬、浑身疼痛、周身血迹斑斑、散发臭气、脸上胡子拉茬的，使我自己中了毒一样，我示意最后一辆卡车的司机我要搭车。
他把车停了下来。“看来你好像英勇地度过了昨夜。”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你要去哪儿？”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连十秒钟的慎重考虑都没用上，就突发奇想地回答说：“向北。”（因为卡车向北，我别无选择。）
司机看起来比我年长，而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又比我年轻：灰白的乱发、肌肉坚实的胳膊、开朗的笑容，我想他是我见过的眉毛最浓的一个人。
他问：“你正在摆脱什么事或陷入什么事吗？”他知道了我的困难处境。那时我第一次想到，我不是惟一的一个放弃贫穷之旅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可怕的骗子——常常在扑克牌游戏中输掉百十元钱后才罢手——所以我告诉了他整个故事。
他看似陷入了沉思，只是驾车前行。最后他侧身对着我说：“我们在你们的阶级上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计划他们离校后把他们安排到管理岗位。通过他们的高层管理，会给工业带来新的观念。那一点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汇集你们的力量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我们没有计划这一点——”他向我作着手势，“甚至就是你们的同代人发现了这个错误：以贵族开始，以贫穷结束。那正是为这种退出而作的乞求。”很明显他已在劳工计划委员会多次任职。他看起来身居此职足有十年左右。
“我猜我被惯坏了，”我说，“确切地说，尽管不是贫穷困扰了我。”
“当然不，”他打断我的话，“是缺乏选择。听着！年轻人，人们从来不把工作或贫穷当成不可避免的条件那样在乎。你知道，我们从里威第科斯那里得到的变换观念。在那里，青春女神每隔七年就释放一次她的奴隶。他们不是仍然教给你们那种东西吗？”他抿紧嘴充满疑问地看着我，似乎他在怀疑我是打乱秩序的独臂大侠。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记不起来了。
“太糟了。州董事会的那些笨蛋们总以为只有穷人才会放弃，然而富有者也同样不可避免。一些贵族或全部贵族彻底丢掉了判断力。感觉是他的生命在做选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方式。”他变换速度挡，在半山腰追上其他的卡车，并向我作着手势，好像我是一具展览品。”眼下，有这么一个人，在职业变换的最后一次时，感觉到了选择的权利，所以他破坏了制度，而这制度是惟一一个可供选择的。小伙子，富有，贫穷或介于两者之间，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
从他晓得的一切，就足以断定这个家伙可能就是博尔尼本人。杰瑞米·博尔尼，生产卡车的巨头，战后与州际联盟作战过。博尔尼的阿瑞斯拖波夫斯制度是一个完善的计划方案，这一制度让一小部分穷困阶级去做粗重工作，但给他们希望，与此同时让贵族们更有能力做高级管理工作，因为他们在循环的基础上看清了事情的另一面。
当那一切发生之时，我还是一个婴儿。我惟一的记忆就是一次——仅仅一次——我把头藏进母亲的怀抱，仍然不能平静下来。那一次一定已经是六十年以前了，大约是2021年。
无论他是谁，无疑他知道这一制度，所以我问他：“你想如果警察发现我，他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可能只是把你再放到贫穷的劳动大军中去，无论如何你属于那儿，或许再加上个一两年。”
当我写下这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他告发了我。我那样说毫无怨恨之意，我可能是自己告发自己。
几分钟后，那司机说：“我们说点有意思的吧。”他压下节流杆，卡车回以爆炸式的力量。“我亲自修饰她。”他盯着我。我没忘记思考，当我们经过头车时“这有一个快乐的人。”
花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忘了自己的罪过。跳上卡车或火车、乞讨食物、感觉天气转凉、想像着发射性的增长。我似乎正在向着生命的万灵药行进——或者可以说行走的本身就是万灵药。我更加强壮，有时我在大白天跑步或裸游，然后晚上在饭店后门乞食。有时我三餐丰厚，有时饥肠辘辘。甚至来自迷途之猫的抓挠也因生命的存在而抽痛。
逃亡中七八个星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墨西哥的中部，那里有大的农场和小的村庄，我注意到两个看似当地的人跟着我。他们一定是为农村基层政府工作的：老式的宽沿帽子，新的苍白色的巴拿马衬衫和裤子，但已经擦脏了，看起来很旧。当我下车的时候，司机告诉我，我们正处于一个离墨西哥城五十公里的小镇，塔尔西哥村，并且告诉我要想在农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不应该有什么大困难。当然他是对的。我步行到第一块庄稼地，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收割庄稼。
甚至没人抬头看一看，第二和第四列机器收割机很明显并没有到达这大北边，所以很可能这一地区的非重要人物都被鼓励来此收割庄稼。这些人可能把你推到一边说：“嘿，你不是来帮我们的吧？”（我曾经当过开进我们葡萄园的收割者先锋——取笑两个星期来将有多少人被抛在后面）。这两名监工假装在成捆的玉米杆旁打盹，但我能看出来他们烦躁不安。
最糟的是，我开始享受着丰收。我身边的一个四五十岁、大惊小怪、非常保守的妇人，指着树下的两个人对我说：“博尔尼没说过睡觉者会长痔吗？”她说话带着一种西班牙人惯用的腔调。
我承认第一个进入我意识的想法是：“不，我相信他没说过。”但是感谢上帝，我至今还信仰着他，我用智利方言说，（我猜这是她的母语）“而且割玉米的会长水疤吗？”
她笑得很美，眼眸中那甜美的悲伤更增加了其韵味。她黑棕色的皮肤让我想起了柯蒂斯的祖先，以及老祖父挂钟上的胡桃木刻花。我和她一起笑了。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一起收割，几乎是只身一人在比我们高半米的玉米秆下。她是个可爱的交谈者，很高兴我和她处于半隐半现的状态，尽管玉米秆使我们无法看到壮观的高山，波波卡特帕特尔。有时我把我的最大的玉米放进她的篮子，尽管她比我割得快。当她割完一垄她就到另一头等我与她会合。
一次，我们一起够到玉米秆的最后一个玉米，她先拿到它，我触到并抓住了她的手，她手背很光滑可手心很粗糙。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现在写到这一点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而当时她说的话在我听来是最浪漫的语言。这些话甜蜜且忠诚，悲伤且美丽。它们使我想起打雷时睡在母亲脚上的感觉；当我赢得垒球比赛时身上汗水的气味；第一次示爱时顺利的生涩感，我的狗被卡车撞死后一双胳膊环住我的肩头，我的头埋在母亲脖子与头发之间的感觉……
她说：“我叫卡莱斯特，我丈夫死于北进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
“很遗憾，很高兴。”这可能是我说过的最深奥的蠢话。在半绿半黄的玉米秆叶子下，我们彼此拥抱。一个亲吻的威胁性太大，握手又太有距离感。一个拥抱则是一对爱侣从朋友到家庭甚至到不仅家庭的进步。（白手起家的人？）
“我还没结过婚。”我告诉她。
当移动的号角吹响，我们偷偷地返回塔尔新哥，穿过田野以避开追踪我的人。我花掉了最后一点现金。我本打算留着的，给她买份早餐和一些装饰品。我们单独走到墨西哥城的收音电台，主人的儿子拾到一个水晶体收音机。她舞跳得很精彩。墨西哥城节目结束后，我们在午夜走到户外，到院子里跳舞唱歌，我们一起哼着在波波卡特波特尔山峰的月光下，在那儿，我们自然地长久地亲吻着就像我们在田地里拥抱那样。
卡莱斯特轻松地摇摆着，头放在我的胸前，哼着一首我不知道的小曲，这时她问：“你在逃避谁？”好像这句话是这首歌的一部分。我回答之前她又开始哼起来，并不断地摇摆着。
“我想警察正跟踪我。”
“我不会保护你。”她的脸色一点没变，也没有料想的冷漠。
“我明白。”可我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
“我不认识你。”她说，我通过解释的方式假设。
“完全可以原谅，就是我自己我也不很了解。”我这样说但她却笑了，还把我抱得更紧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又跳了一个小时，直到走廊里的一个声音吓坏了我们，我们停止了跳舞，一个男人正在盘问谁，以急切的口吻描述着我。
“你得走了。”卡莱斯特说。
“我不想。”
“我也是，走！”这句话使我很伤心。
“我会回来的。”我看着她等待着回答。
但什么也没等到。她犹豫着。我试图迫使她说些什么，哪怕是出于完全的不自由。最后她说：“是的。”或可能是“不是的。”她说得如此温柔，我放下她的手走开了，以至于我们接触中的点点滴滴，看起来都那么自然。
在街上我的两个警察朋友正搜查我。很明显我轻而易举地从他们那儿逃脱，他们很气愤。
他们匆匆朝我走来，举着手枪，这时左边的高个子用流行的西班牙语说：“麦科米克，我们想同你谈谈。别想逃，否则我会打死你。”
我跑开了，他们跟踪我但没开枪，我跑到很熟悉的那个麦地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藏在那里。我把他们甩得很远，藏在麦地中。我知道他们不会跑到这么黑的地方找我，所以我爬到灌溉渠中。就在那里，两颗子弹从三四米远的高麦秆上飞过。我听见远处愤怒的声音在喊：“快投降！”
“妈的，我又统回来了。”我想，我又沿着干涩的沟渠爬，朝我身后的地里扔了几块石头分散跟踪者的注意力，然后开始跑。
我就是无法回想起接着的三天，他已真的不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永远不在。其中几个事实仍可想起，但感觉——在我一生中有一两次，我感到我有所归宿，我对别人的依靠就如树叶对树一样，然而我知道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是的，这就是生存。”我知道生活有时很愉快的。假如我相信上帝，那是因为那三天。
那三天如卡莱斯特的话一样又甜又涩。“我丈夫死于北方的一次事故中。”我逃脱了，而越来越多的警察跟踪我，有时，我不得不放松一下来感激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很感激我，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最终可以抓到“罪犯”，那就是警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我使他们的存在更令人激动，是的，更令他们激动。在理论上，惯坏了他们；在事实上，提高了他们，使他们马上有用处、更快乐、更冒险。
在大约75公里的墨西哥城北，主要是因为我太饿了，我冒险雇佣了劳瑞，一个临时司机。整个庄稼地空空的，所以我知道那是惟一的可行办法。
第二天，那种平和的有所归属的同样感觉如同有机体一样传遍我全身。在向美国边界驶去的途中，我们俩全部武装，穿着沉甸甸的铅制衣服。有时谈话时这种衣服很碍事。
劳瑞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搬运工，他主动提出开一年卡车，“可以挣大钱。”他说，“但一年足够了，你可以有最好的或最差的工作，它可以使我成为花花公子。”
在开往德克萨斯的路上，我们由于互相学习使车的速度翻了一番。
“他们要干什么？要向我开枪吗？”他笑道。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位司机就像一位导游，“在这儿，老伯、垃圾场、德克萨斯。”他大笑。几座矮仙人掌在远处灰棕色的宽敞空间中直立着，任何东西都脏乎乎的，就如我们从脏的挡风镜中看沙漠一般。
你一定会奇怪在全盛时期他像什么，我说那使劳瑞很滑稽，很小程度上比跟警察在一起更有趣，我也正提高了他的驾驶水平。
由于那钟咋咋响得厉害，我们就把他们拿掉了。我们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边界线上把货物的灰尘掸掉，然后飞奔而去。
那天下午，在一个卡车检验站中警察抓住了我。
那天气候反常，啪！手铐从后面扣住了我，“麦科米克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没有选择了吗？”
“没有。”
甚至惩罚都是令人失望的，不蹲监狱只是又加两年。我还有权从剩下的几个工作中挑选一下。
他们带进来一个劳工专家。
“你想在哪儿工作？麦科米克先生？”他问，似乎他总处理罪犯或逃犯似的，或许真是如此。
到哪去工作？我的思维大声说；柯蒂斯的祖先，我的酒。那个司机曾说：“不是你所选择，什么，而是你选择。” 卡莱斯特的“是的”，卡莱斯特的“不。”（那时她所说的和隐含的东西），在卡车我与劳瑞共度的美好时光……
“我愿与有毒的流动小组在一起。”我说。
离墨西哥城越近越好。
“或许我不该告诉你，但这是惟一的工作了，我可以把你安排到南部去，靠近危地马拉边界，在首都附近。”
“不错！”有人替我回答，比我更有用、更快乐、更危险的人回答说，比我喜欢卡莱斯特更喜欢的一个人回答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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