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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曙芩 译
今晨我一照镜子，左眼瞳孔不翼而飞，虹膜也消失大半。原先长虹膜的地方现在只剩一块空洞的白斑和油渍。
起先我以为是隐形眼镜在作怪，但转念一想，我并未戴隐形眼镜。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眼镜。
那只空洞的眼睛向后盯着我，看上去怪怪的。我仍能看见东西，这叫我不安。我把手举在完好无损的右眼前，发现左眼视力丝毫未减。我片刻难宁。
如果左眼看不见了，我也不会惊慌，这只不过是夜盲而已。但瞳孔消失而丁点不影响我的视力——天哪，这出奇的吓人！这可能是重病的征兆。
我当然想到了找医生看看。但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而且为了我的事去麻烦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真有点不好意思。然而这只眼出了问题，还一直盯视着我。我最终还是去拿电话簿翻找一下。
电话簿好像是晚上才丢的。我一直用它支撑书架的一端，可现在它不见了。书架也没了——我开始猜测我是否遭劫了。
先是我的眼睛，再是电话簿，现在是书架，这些统统消失了。今天要不是星期二，我准会着急。说实话，我是急了，但星期二是我沉思默想事与愿违的日子。星期一考虑个人的事（如眼睛和电话簿）。到下星期一，还得先过上六天，我是抛开日程表，在一个星期二操起心来。等星期一我没紧要的事再找电话簿。
（我发现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做法使我保持思路清晰——一定的时间内处理一定的问题，我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但这眼睛着实让我坐立不安。它把我的办事顺序搅乱了。
我决定即刻采取行动。我出发去找电话簿，可找寻线路不见了。我被迫中途折返。
真难受——物品接连失踪引起忧伤的思绪。每当我要什么东西，它总不见，像是激我再找，跟我玩起了捉迷藏。而我早已厌倦这孩子气的游戏，便不再受它们的逗引和摆布，不找了。（让它们来找我吧！）
我决定自个儿走去找医生。（我没戴帽子。我怕我一找帽子，帽子也不见了。）
一出门，我发现过往行人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不久我就想到是由于我的眼睛。我已将此忘得一千二净，没预先考虑到别人对此的反应。
我转身回去取太阳镜。但我想到一去找，准又无影无踪，便又转回来朝诊所进发。
“让它自己来找我吧，”我喃喃自语，想着那太阳镜。一个老太太一定是被我吓了一大跳。她回头盯着我，目光诧异。
我双手插入大衣口袋向前走。我一下就摸到左边口袋里一个硬邦邦的扁平物体。这是我的镜盒，里面装着太阳镜。它确实是自己找上门来了。想到我仍是生活用品的主人，东西失而复得，我不免心中得意。
我取出眼镜戴上，却发现左边镜片已呈奶白色。我审视自己的眼睛，发现目力穿不透模糊的镜片。我不再理会行人的注目，直奔诊所。
不过我很快发觉我是漫无目标瞎折腾。——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一个医生也不认识。我确信我去找个诊所准找不到。于是我站在人行道上喃喃自语：“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吧！”
我得承认我说此话心存疑虑——记得那太阳镜的事吧？——但我别无选择。等我一转身见身后有幢大楼，牌上赫然写着：医疗中心。我走了进去。
我走向接待员。我们相互对视。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左眼），问道：“您有何吩咐？”
我答道：“我要见医生。”
“好。”她说，“有个医生现在去大厅了。如果你眼神好使，大概能看到他。瞧，他去那儿了！”
我随她望去，是的——有个医生正走向大厅。我清楚地看见了。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高尔夫球鞋和毛衣。他在走道上一拐弯不见了。我转身冲那接待员说：“我不是要去见医生。”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要医生来看我。”
“哎呀，”她说，“你为何一开始不这么说呢？”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也不太坚持。
“不，你没有。”她说：“好，说响点，我听不清。”她拿起麦克风说：“吉本医生，请到接待处来……，’然后她放下麦克风，满怀期待地看着我。
我等着，什么也没说。
不一会儿，另一个穿高尔夫球鞋和毛衣的人从旁边一扇门里出来。他看了看桌子后的接待员。她说：“这位先生要医生看看他。”
医生后退一步，看着我。上下打量完毕又让我转身。然后又仔细瞅我几眼，说声“好吧”就走回办公室。
我问：“完了吗？”
她说：“当然啦。你不就要这些吗？请付十块钱。”
“等等，”我说，“我要他看看我的眼睛。”
“哎，”她说，“你该一开始就说清楚。你知道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时间老叫医生下来看看一个随便踱进来的人。你要是要他特别看看你的眼睛，你该说清楚。”
“我不要人只看看我的眼睛，”我说，“我要人治好它。”
“为什么呢？”她问，“你的眼睛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说：“难道你就没发现？瞳孔不见了。”
“唔。”她说，“是不见了。找过了吗？”
“找过了。”我说，“都找遍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也找不着。”
“你可能把它丢在哪儿了。”她柔声问道，“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在哪儿？”
“不在哪儿。”我说。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
“我是说昨晚我在家来着。我哪儿也没去！而且我现在不舒服。”
“你确实面色不佳。”她说，“你该看医生。”
“我已经看过了。”我说，“他去那大厅了。”
“哦，对。我想起来了。”
“喂，”我说，真有点生气了，“你能帮我与医生约个时间吗？”
“你要的就是——定个时间？”
“是的，就这些。”
“你肯定就只定个时间？你不会回头再抱怨说我们没照你的意思办吧？”
“我保证，”我说，“决不会。”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承诺。”
现在一切似乎都乱了套。整个世界倾斜了。一切都被压扁了，滑向地球边缘。事情至此还未完。我看到地表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我晃晃脑袋要驱走这念头，却发出了奇怪的震动声——像小海象藏在大蚌壳里。
我坐在长椅上——我想不通。雾旋绕着升起，越来越浓，掩盖了一切，能见度降到了零，管理员威胁说天花板没掀开就不做手术。我抗议，不——天花板在那儿有什么不好吗？——但他们不理我。
我于是站起来动手要把天花板移回去。但我够不着，只好踩在椅子上。虽近看那天花板满是裂缝，却坚硬无比，移动不得。
我又试着再次推，但一只强有力的手搭在我肩上。我停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到长椅上躺着去。”她说，“闭上眼睛，放松，仰卧，放松。”
“好吧。”我应道。但我没仰面朝天，而是俯卧着。脸贴着坚硬无比的椅面。
“放松。”她又说了遍。
“我尽力。”我说，迫使自己放松。
“看窗外。”医生问，“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云朵。”我答。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对。什么样的？”
我又看了一眼：“农舍奶酪云朵。农舍奶酪小云朵掠过。”
“农舍奶酪云朵——？”医生问。
“对。”我说，“农舍奶酪云朵。硬得很，犟得很。”
“奶酪是大还是小？”
“啊？”我问道，翻过身来。她没穿高尔夫球鞋，但穿着毛衣，脚上蹬一双高跟鞋。她是医生——我能分辨出来。她鞋跟还钉有防滑片。
“我问你问题呢！”她低吼。
“是。你问了。”我承认，“你再问一遍行吗？”
“好的。”她答道，静静地等。
我也等着。一时间我俩都不说话。我打破沉默问：“那你倒是问啊！”
这时她说：“我问你云朵是大奶酪还是小奶酪？”
“我不知道，”我答道，“它们是什么？”
“你不知道就好，——否则我们会对你动武的。你抛弃了怪念头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天花板整个散了架，边缘部分摇摇欲坠，裂缝越来越大，碎片剥落像肥皂泡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地面上。
“啾——”我说道，“嗽，医生——我的眼睛有病。”
“你的自我？”①
“嗯，对啊。瞳孔不见了。”
“你自我中的学生②不见了？”
【① eye（眼睛）与I（我）同音。】
【② pupil有“学生”与“瞳孔”两义。】
医生大吃一惊，“怪事！”
我只有点头——我确实点了点头。（可能僵硬了些。又有些小碎片剥落轻飘下来。我们注视了片刻。）
鼍嗯。”她说，“我是这么想的。想听听吗？”
我默不作答。不管我愿不愿听，她都会说出来。
“世界末日到了。”她阴丝丝地说。
“马上吗？”我问道，有点担心了。我还没喂过猫呢。
“不。但快了。”她安慰道。
“哦。”我应了一声。
我们闷坐着。过了会儿，她清了清嗓子，“我认为……”她慢条斯理地说，但声音逐渐低下去。
“那好。”我说。可她没听见。
“我认为世界存在只不过是人脑的反映。它之所以这样存在着，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这样存在的。”
“我思故我在。”我说。她不搭理，只是要我别说话。
“是的，你存在着。”她肯定。（我很高兴她能对此确定——我已开始有些担心了。而今天不是担心的日子。上次我担心是在星期二。）“你存在着。”她说，“因为你认为你是存在的。世界也存在着，因为你认为它确实存在。”
“那哪天我死了——世界不也就跟我一同完蛋了吗……？”我推论道，心中祈盼千万别死。
“不——瞎胡扯。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是不相信唯我论的。”她用一把叉抓了下她的眼球，继续说：
“你一死——你就不存在了。但世界还在——这是因为其他活着的人相信它还存在。（他们只认为你不存在了。）懂了吗？世界是我们个人意识的总和。”
“对不起，”我硬邦邦地说，“我不相信集体主义。”我又坐直了些，“我是个坚定的共和党人。”
“看见没有？”她没理会我的话，“人们对世界的幻觉得以持续是由于惯性作用。你相信世界存在是因为存在方式从你出生之日起就一贯如此，你一出生，别人就认为你存在了。你发现世界遵循大家信奉的规则，你就也信奉这些规则。你信奉这些规则亦壮大了其力量。”
“哦。”我躺着听她说，脑子里却盘算着如何不失体面地避她远去。我的眼睛又疼起来，再也看不见天花板了。眼前一团迷雾。
“看那教堂！”她猛然喊道。
“啊？”我说。
“看那教堂！”她重复道，口气坚定。
我试着抬头看那教堂，但驱不散的迷雾使我连脚趾头都看不到。
“看哪，”她说，“信仰：是宗教第一训诲——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没人教导你要信奉上帝。信仰能创造奇迹吗？好，我来告诉你吧——它确实能！如果大部分人相信某样东西，这东西就成为事实！”
现在我的眼睛更是抽搐不已。我想坐起来，但她有力的双手又把我摁回去了。她俯身靠近我激动地轻声说道：“是的，是真的。真是这样。”
“假如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点头同意。
她接着说：“很幸运，宗教早就抛弃了奇迹迎来了保守主义——现在它为保持现状而斗争。宗教是最后一个现实堡垒——它是阻止混乱的武器之一。”
“混乱？”
“对，混乱。”
“哦。”
“世界在变。”她解释道，“人们正在改变它。”
我点头同意：“是，我懂。我也看报纸。”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人正在无意识地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真能改变他们的环境——越有信心，变化就越剧烈。我来举个例子——化石！”
“化石？”
“对，化石。在人们相信进化论前，谁也没有发现过化石——而当他们开始相信进化论时，到叨5儿都踩在化石上。”
“你真相信这点？”我问道。
“是，我确信。”她热烈地说道。
“那一定是真的了。”我说。
“哦，是的。”她答道。我知道她是深信不疑的。她举了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实际上，她越说，我越信。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我们身处险境。这就是原因。”她坚定地说，“世界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开始信奉异端邪说，正拉帮结派。”
“就像丘疹？”我举例说明。
“对。”她说。我看到她鼻尖上已长出一个小脓疱，“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狂热分子碰上另一个狂热分子，然后两人又遇到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很快，所有狂热分子拥有同一种信仰——很快，他们的信仰成为现实——他们开始与现存世界对立，要用非现实来取代现实。”
我点点头，集中精力要把周围的一团雾裹起来。
“世界多变，人们就笃信变化。他们也就更坚强。长此以往，恐怕我们是世上仅存的正常人了——我们正处于险境。”
“他们人多势众，是吗？”我试探着问。
“比这更糟——他们的不同观点正腐蚀着空间结构！连地球的形状都在改变！是真的，地球有一段时间曾是平的——直到人们相信它是圆的，地球来转动。”
我转过身看她。她也消失在迷雾中，露在外面的只有她的嘴巴。
“但世界确是梨形的。”我说，“我是从《科学的美国人》上读到的。”
“那你为什么认为地球在改变形状呢？”那嘴巴问道，“因为某个民族自以为大，地球正膨胀起来为他们提供生存空间。”
“哦。”我说。
“是新闻传媒的错——电视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他们不停唠叨世界在变化——而且信徒剧增。”
“嗯，”我说，“当今世界的形状是如此，变化就得由——”
“哦，上帝——也不是你！你们总说世界会变成碎片——从接合处裂开——”
现在连那张嘴巴也不见了。
我呆在那儿。我没错。其他人也注意到了，墙面一片斑驳，上面还有无数的洞。一时间碎片纷扬。但另一端潮水还未突墙而来。
我的手指探进洞去，摸到了柔软的胶面，它还未完全融化。
至此，我的眼睛一筹莫展——不单眼痛难言，连自我也有刺痛。我感到我晦涩难懂。
“找到自我了吗？”公园里一个演说家问道。（我视而不见——我记得先前找东西的经历。我当然不想再搜寻什么。）我向前走。
走了会儿，又有个演说家——此人站在肥皂箱上，“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他抑扬顿挫地说，“在这里，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揉揉眼睛，局促不安地感到天花板正裂开一条条缝隙。
“每个人都能站起来谈论自己的事业——任何团体可选择他们的信仰——只要愿意，我们可以重建世界！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重建！”
一切都摇摆不定——在正误问摇摆。
“但最重要的是，”他继续说道，“不管我们有多大矛盾，我们都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我们伟大的民主制度让我们减少分歧，达成妥协。我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案。长远来看，这种崇高的自由和个人行为将有助于我们为众多的人谋福利！”
在我听来，真是棒极了。
我回到家。工人刚糊好墙纸。怪啊，曾掩盖在花花绿绿墙纸下、坑坑洼洼的墙面看上去是多么的光洁。
我看不出哪儿粘了浆糊。内层结构光秃秃的表面也在雾中消失。天花板比以前更低了。
我歇了会儿，抚摸那只猫。我一进门，它就冲我招手，“你好，人。”猫说，“给我个大麻香烟吧。”
“不能啊。我自己有些麻烦。”
“好吧，那给我一块钱。”
“干吗用？”
“去旅行。”它说。
“好。”我给了它一块钱看它走。
它嘴里含着钞票，把钱点亮后抓起手提箱，一口气奔出三万英尺，向西奔去。我不明白。雾越来越浓，交通警已停止了一切交通。
我想问些问题，但一时半会儿记不起来了。哦，对了——不太重要。但我希望能想起来。
电视上的人是个医生。他坐在电视机上，两脚在屏幕前摇晃、（他鞋底的防滑片擦着屏幕），说毒品正危害着现实世界。毒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世界观来损害人的正常思维，直到人看不到现实为止。
“再见吧，趁他信仰未变。”我咕哝着关掉电视，把他撵走了。天色渐晚，我要睡会儿。我还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别照处方上写的做。墙纸已在剥落了。
事实上，现存的只有一个空壳了。乍看像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毒品砌成的。可能毒品正改变着我们的群体思维——但我什么也没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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