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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梓 译
主持人的话：
通讯卫星之父阿瑟·克拉克，在中国科幻迷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但接触过他的科幻小说的读者想来并不很多。
本期介绍给大家的《科学的失败》是篇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照理说，克拉克作为一个用自己的科学幻想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科幻作家，在其创作中应该为科学的发展进步而欢呼。但在这篇小说中，平实的标题便点出了全文的主旨，并在文中明确指出“失败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的科学水准比敌人更高”。
在小说中，科学上占据了先机的一方，在星际战争的三个阶段推出了三种强大的武器，结果，三种武器正好导致了三次战役的失败，使得前任军事指挥官自杀，接任的指挥官被推上法庭被告席。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作者写来却合情合理。道理很简单，任何新的科学进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吸收、消化和完善，而正在进行的战争偏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技术在自身惯性与商业利益的双重驱使下，以一种超常的速度对我们造成相当的压迫感，这部小说也就有更多的意味了。
从写法上讲，采用被告的自供状，使小说的线索变得明晰简单，不断插入的说明，有助于主题的生发。
（怡雯）
尊敬的法官先生：
在这次向最高法庭作书面陈述时，我首先希望明确表示：这是我完全自愿的行动，我绝不企图博取公众的同情或请求减轻对我的判决。我写下这些话，是为了反驳某些虚假报道，因为在狱中我曾从报纸上读到，或从无线电转播中听到过这些报道，它们给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抹上一层假象。而作为战争后期宇宙舰队总司令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抗议对我部下军官的无耻诽谤以及毫无根据的横加指责。
我同样希望，这份声明能够解释何以我曾两次向法庭提出单独关押的请求，我要求尽快满足这个请求，因为我看不出法庭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很简单，根本不像报道中所宣传的那样，由于士兵勇气不足，或是舰队的行动无能。失败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的科学水准比敌人更高。再重复一遍，正是敌人在科学方面的劣势才导致了我们的这次失败！
战争刚开始时，没人怀疑我们必将获得最后胜利。我们的联合舰队无论在数量或装备上都远远胜过对方，所有的军事科技优势也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相信这种优势定能保持下去直至战争结束，唉，后来的事态表明，这种盲目的乐观多么可笑可悲！
战争初期，宇宙舰队的主要武器是远射程自动瞄准鱼雷，遥控球状闪电以及各种各样的激光脉冲射线，我们宇宙舰队的所有飞船全都拥有这些武器。尽管敌人也有这些手段，但他们武器的功率一般说来都远低于我们。此外，军事科研中心也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主要支柱，其规模比敌人的类似机构要庞大得多。我们当然指望它的高科技水平能使我们保持已有的优势。
起初战争的确在按我们的预定计划进行，直至“五日战役”结束为止。那时我们占据了上风，但敌人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顽强。事情很明显，要取得胜利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也不会如我们原来所想那么唾手可得。为了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当时舰队的总司令塔克萨里斯将军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我也是与会者之一。
那次，上将诺登教授首次参加了会议。他是军事科研中心的新任领导人，是在我们杰出的科学家马尔瓦逝世后才赴任的。我们武器的精良及强大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马尔瓦而不是别人，他的死对我们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但当时谁也不怀疑他的继承人具有卓越的才能，尽管许多人认为任命一位理论科学家来负责这种至关重要的岗位可能不太合适，但反对意见很快就被束之高阁。
我记得很清楚，诺登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每当军事家们遇上难题，通常总会去向科学家求助。这次军事家问：能否再改良现有的武器，以扩大目前已有的军事优势？
诺登的回答出乎人们意外。从前马尔瓦也常被问及此类问题，但他总能够给予满意的答复。
“老实讲，先生们，”那天诺登说，“我很怀疑进一步改良武器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现在的各类武器已经不太能有所改进了。我说这话绝不是想否定我的前任以及科研中心几代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只是想让大家能注意到：近一百年来现有武器没有作过任何本质上的变革。我担心，人们把继承优良传统不知不觉地化为了僵死的保守主义。长期以来，科研中心仅仅只对老式武器修修补补，以此代替发展新的武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对手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不过长此以往，我可不能保证情况永远总会这样。”
诺登的话无疑使出席者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乘机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就是需要新式的，从未有过的武器！它们应该被制造出来，只是需要时间。从我接任以来，我已让一些老科学家离职退休，并任命一些杰出的青年人，命令他们对某些全新领域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看来大有前途。我相信，我所采取的步骤能取得成效，会使军事形势出现真正的改观。”
其实当时我们对诺登的发言抱有很大怀疑，还有人注意到他为人十分傲慢，感到此人过分自高自大。但我们并不知道，他通常只是在实验成果已进入最后研制阶段才发表这种声明的，他心中早已有数。
果然，还没有过上一个月，诺登就向所有的怀疑者们证明，他可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人。他宣布了“湮灭之球”的诞生，这种武器可将半径为几百米范围内的物质完全毁灭，化为乌有。于是我们大家陶醉于新武器的无比威力之中，却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个致命弱点：湮灭之球在球形范围内发挥毁灭作用，所以在爆炸后，就连安放在它内部的极其复杂的启动装置也将一并被毁，因而它无法使用载人飞船来发射，载体只能使用可控导弹。这样，我们就必须着手实施一个规模大且代价高昂的计划，把原有的自动鱼雷都进行改装，使其能携带新式武器。这需要让一切军事进攻都暂时停止。
现在我们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一旦采取了这些步骤，我们就已犯下第一个错误。我和以前一样认为这是种非常自然的错误，因为我们那时只想到现有的武器多么陈旧落后，我们甚至把它们看成是原始过时的。但是我们没有估计到要把革命性的超级武器应用于战场实践时，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也没估计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由于这种事已有上百年没发生过，所以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体会。
对现有自动鱼雷的改装工程比预先设想的要困难得多。我们不得不另行设计新型的鱼雷，因为原有标准型的鱼雷太小，不适合作为载体。这就牵涉到要用更大吨位的宇宙飞船才能发射这种新型鱼雷，但我们仍然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六个月后我们舰队的大型飞船就已全部装上了湮灭之球，作战演习以及试验都说明它们能满足实战需要，我们也已准备投入行动。诺登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他甚至含蓄地暗示说还有更惊人的武器将要问世。
这时出了件意外，在训练飞行中我们有一艘主力宇宙战舰突然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调查结果表明：远程雷达的启动能在飞船刚刚发射鱼雷时立即触发湮灭之球！这艘主力舰就是这么被自我毁灭的。为了消除这一缺陷所需的改装工程倒不太大，不过预定的战役又将推迟一个月，同时这也引起了宇宙飞船上的军官和科学家之间关系的恶化。正当我们即将发起进攻时，诺登宣布湮灭之球的毁灭半径已扩大到十倍之远，也就是说消灭敌方战舰的可能性又扩大了一千倍。
于是我们重新部署了改装工程，不过这次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所得会大于所失。这时原来相当沮丧的敌人，由于我方意外停止了所有的军事进攻行动，却反转给我们以突然的打击。我方飞船上此时连一枚自动鱼雷也没有，因为军工厂已停止对它的生产。我们不得不临时退却，丢失了库兰星系及弗洛拉纳斯星系，还有作为战略要地的雷姆桑德兰行星。
这事当然有点令人难受，但损失还不算太大，因为夺回这些星系并不太难。我们毫不怀疑，在将来不久我们就能弥补一切——现在只需忍耐，等到我们的新式武器完全配备停当就行。
当我们最大限度地使飞船装备了这种能毁灭一切的武器的同时，敌人也在拼命建造他们的战船。虽说他们的战船相当老式，装备的武器也很落后，但其数量已经超过了我们。只要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就常遇上这种情况：敌人的数量往往比预料的两倍还多，这就导致自动武器在瞄准上的混乱和失误，使我方损耗更大。敌人方面自然也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只要湮灭之球一经发挥威力，那么目标就会百分之百地被彻底毁灭，但我方所占的优势似乎并不如所料想的那么大。
此外，当我们的主力舰船忙于交战时，敌人又对防卫力量较弱的星球发动果敢的进攻。结果是埃里斯顿星系、杜兰纳斯星系、卡玛尼多星系和法拉尼东星系全被占领。敌军离我们的根据地只剩下五十光年的距离。
接下来的一次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出现了众多的相互指责，对诺登的指责更多，特别是舰队总司令塔克萨里斯将军声称，由于盲目信任似乎是万能的武器，我们现在已比从前明显削弱。据他看来，我们应当还是继续建造普通类型的飞船，以保持我们在数量方面的优势。
诺登大光其火，他把舰队指战员统统称之为忘恩负义，笨手笨脚。不过我想他内心中也和大家一样，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他在发言中表示，有办法在最短期间扭转局势，使我们重新占据有利地位。
我们知道，科研中心多年来一直在研制某种战斗分析器，此时诺登正式向我们公开披露了这方面的进展，使我们大喜过望。诺登的论点极其诱人并具有说服力。他说，即使敌方飞船在数量上是我们的两倍，那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战斗效率可以提高到两倍甚至三倍？数十年来，在交战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是生物性而不是机械性的——这是因为在三维空间中瞬息万变的战斗形势使个人或是群体都感到难以应付。诺登手下的数学家们曾分析过历史上一些典型战例，结果表明即使在我方战胜时，我们飞船战斗力的发挥也还达不到理论值的一半。
战斗分析器可以极大地改变这一切，只要用超级电子计算机来取代作战时的指挥官就行。这种设想从理论上讲并不新鲜，但至今这只是纯属乌托邦式的空想。我们中的许多人很难相信它能付诸实施，但是当我们从头到尾进行了若干次极为复杂的假想战争演习以后，我们全都心服口服了。
于是我们决定在仅有的四艘重型战斗飞船上都配备上这种分析器，使每支主力舰队各有一台。从这时开始麻烦也又随之而来，尽管我们到后来才明白其中道理。
由于战斗分析器包含有上亿万个电子元件，这就需要有支上百人的技术人员队伍去维护并使用它。这么多的人员是宇宙战斗飞船所无法容纳的，所以这四艘重型战舰又各自需要有一艘辅助飞船伴随，以便所有不值班的技术人员能在辅助船上休息。另外，安装工程也十分缓慢，工作极其复杂细致。所幸由于大家奋不顾身地拼命工作，六个月之内也终于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又一次面临困境。本来有上千名熟练人员被挑选出来进入技术学校进行强化训练，以便从事对分析器的操作和维护。但七个月后，医生发现竟有百分之十的得了神经衰弱症，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人勉强通过。
这一次，每个人又都相互指责别人。诺登当然声称科研中心对此不能负任何责任，而这却引起训练部门的强烈抗议。最后决定暂时只使用两台分析器，其余两台要等人员训练完成后再行投入。这又耽误了一些时间，同时敌人始终在加紧进攻，他们的士气日益高涨。
第一支配备上分析器的舰队被指定夺回已经沦陷的埃里斯顿星系。不料在途中，由于某种偶然性，载有技术人员的辅助飞船遇上了一颗空中流动地雷。通常的战船有时尚可幸免于难，但这艘辅助飞船上的全部人员却伤亡殆尽，于是这次行动也只能被迫取消。
另一舰队的远征起先非常成功。毫无疑问，战斗分析器完全实现了设计者的意图，敌人在首次交战中就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退却了，我们重新占领了萨菲拉星系、勒康星系和赫克赞那星系。不过他们的情报人员必然注意到我们所有战术上的变化，还有那艘莫名其妙的辅助飞船存在于舰队之中。他们必然也曾发觉在我们第一支舰队中有过一艘类似的船只——而且当此船被毁后，整个舰队就自行撤退了。
所以在第二次交战中，敌人利用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发起一场势不可挡的猛烈攻击，集中火力对付装有分析器的主力舰和非武装的辅助飞船。这种带有自杀性的攻击尽管损失惨重，但他们却达到了预期目的。而我方飞船由于群龙无首，又无法换用老一套的作战手法，结果在敌方强大火力下又一次撤退，不但拱手交出刚刚收复的失地，还损失了罗里米阿星系、依斯玛纳思星系和西德纽思等等星系。
这一次，舰队总司令塔克萨里斯将军愤而自杀，以表达他对诺登的抗议，而我只好接任了最高指挥官的职务。
眼下的情势既严重又使人万分恼火。敌人依然顽固坚持老一套，他们完全没有我们这样的开拓精神，但却在一步步扩大战果，尽管他们使用的全是老式低效（不过数量上大大超过我方）的战船。我们痛苦地认识到，如果当初不去搞什么新式武器，而只是建造旧式的，如今的处境定会有利得多。后来我又召集过不少次军事会议，诺登在会上受到大量攻击，但他继续为科学家们辩护。问题在于：诺登每次总能为他的主张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每一次的损失作出充分的辩解。而我们眼下再也无法后退——只能继续依赖于威力更大的新式武器。起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早点结束战争，而现在是被迫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想被彻底打败。
我方现在处于劣势，诺登也是如此，他尤其抱定宗旨要重建他个人和科研中心的威信。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教训，所以再也不希望重蹈覆辙。毫无疑问，诺登手下的两万名科学家肯定能生产出更为先进的武器，不过我们这次可要等着瞧一瞧再说。
结果这一次我们又错了。这最后一件武器实在离奇得使人不敢置信，它的名字叫什么指数场，使人吃不准它究竟是干什么的，也说明不了它的潜在威力。这是诺登手下的数学家们在对空间性质进行一系列纯属理论性研究时偶然发现的，当初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发现会具有战争的现实意义。
看来很难向门外汉说清指数场的作用，不过我们大家在学校的数学课上恐怕多少学过指数函数，对这种函数的图像在坐标平面上的急剧上升还留有印象。那么按照专家们的解释：指数场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即指数）空间状态，使普通（即线性）空间里的有限距离在这个伪空间内迅速增长成无限的距离”。诺登曾给出一个比喻，使我们中间多数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是说假定有块平坦的橡胶圆膜，它代表普通空间的一个区域。然后把圆膜中心点拉向无穷远，而让圆膜的四周仍保持不变，于是圆膜的“半径”就将是无限的了。这正是指数场发生对周围空间所产生的效应。大家只要回想在初中数学中所学到的指数曲线急剧向上递升的情况，就能明白这种武器为什么要取这个名称了。
不妨举个实例，假定我们有艘装有指数场发生器的战舰已被敌船团团围住，那时只要启动这个发生器，所有敌方的船只就都会觉得，这艘战船以及位于直径另一边的船只都突然消失，但是位于包围圈周围的一切依然不变，而是去中心的路程所需的时间成为无限大。离中心越近，空间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这真是神奇无比，难以想像，但对我们极为有利。装上这种发生器的飞船对敌人来说已成为无法捉摸，像是处于宇宙的另一端。当然，反过来说，除非关掉发生器，否则我方舰只也无法还击，不过这依然有莫大的好处，不仅对于防御也是为了进攻，因为装有发生器的飞船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敌人心脏地带，从而进行突击。
这一次的新武器看来没有什么缺陷。毋庸讳言，在做出决定以前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幸好它的装置还算简单，也不需要大量操作人员和保养。经过若干次的讨论，我们决定将它投入生产，因为时不我待，战争对我们越来越糟。现在我们几乎损失了所有曾占领的地盘，敌人的武装力量已对我们的太阳系本土发动过多次袭击。
这时提出一个战略上的问题：需要争取时间，以便重新装配战舰以及制订新的战术。在使用指数场作战时需要事先测定敌人的位置，确定航向和距离以便截击他们，然后根据计算结果，设置定时开关。如果计算精确，那么在发生器一旦停止时，我们的飞船就将突然位于敌人中间，肯定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造成对方的极度混乱，并可使我方飞船在必要时撤离。
第一次的演习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发生器的装置非常管用。接下来又进行多次模拟攻击，乘务员们已习惯了这种新技术。我参加了这次试验性的飞行，指数场发生器打开后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周围的飞船变得越来越小，就像是在一个急剧膨胀的肥皂膜上似的，它们转眼间全都不见，甚至连星星也是如此——只有银河还依稀在望，像条模糊的光带。事实上我们这个伪空间的虚半径并非无穷大，而是约为数十万个光年，所以最远的星系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显著增加，尽管那些邻近的星辰已近乎消失不见。 但这次演习还是提前结束了，因为操作上仍有不少次要的技术麻烦存在，特别是在通讯联系方面实在让人烦恼。不过这不太重要，我们打算在返回基地后再行解决。
正在这时，敌人已然打算要对要塞伊通行星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这颗行星位于太阳系的边缘，所以我们的舰队不得不离开基地火速投入战斗，上述的检查修理也没来得及进行。
敌人必定以为我们掌握了什么隐身的秘术，起码他们在感觉上是这样的。我们的战船竟然突然消失，一会儿又能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不过胜利只是暂时的，接着就出现了某些令人困惑费解的事情。
当问题出现时，我正在旗舰“赫卡尼亚号”上坐镇指挥。我们彼此各自作为独立战斗单位，并为每艘战船都分配了目标。我船的搜索定位器在指定区域内观察到敌舰的群体，于是军官在极其精确地测定距离后，输入了程序并打开了发生器。
指数场应当在我们通过敌方舰队中心时被中止，但结果大出意外，我们竟然出现在离敌人数英里之远的普通空间处，当我们发现敌人时，他们也同样发现了我们。于是我们只好撤退，再次重新尝试。这次可好，仍旧离开他们不远，甚至让他们首先发现了我们！
显然，这里一定出现了什么严重故障，所以我们首先打破通讯上的沉默，想和舰队里的其它战船进行接触，看看他们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麻烦。但结果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通讯设备是完好的。我们只得从最坏处去考虑，尽管有些荒唐，就是说我方的其它船只已全部覆灭。
我不想再描述后来这批溃不成军的舰队如何各自狼狈归来的情景。实际上我们的伤亡并不算严重，不过战船都已丧失了作战功能。所有的舰只都无法互通音讯，它们测距装备也全部出了奇怪的差错。看来指数场就是这一切故障的根源，因为这些情况在使用发生器以后越来越明显。
现在即使我们弄明了原因也已为时过晚，即使诺登大丢面子，可是这和战争失利相比又能算得上什么？原来指数场发生器在一定半径内会使空间产生畸变，在这人为的伪空间内，中心附近的实际距离误差越来越大，我们本来以为当发生器关上后一切就能恢复正常。可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要想完全一模一样地恢复成原来的空间状态是不可能的。指数场发生器反复开开关关，就等于把这艘载有发生器的飞船时而拉长又时而缩短，这里存在一个滞后效应的问题，飞船上的一切物体的原始状态都已无法精确复原。在启动指数场时，船上的每种电子仪器都已受到影响，种种变形和不对称在累积以后，尽管造成的总误差还不到百分之一，可是这已足够了。这至少意味着测距的精度和通讯仪器内的调谐状态全都出了偏差，一艘单船是发现不出这种偏差的——只有当它和其它仪器比较或进行相互联系时才能发现出了岔子。
后来造成无比混乱的后果使人无法形容。没有一艘战船的任何元件能替换到另一艘战船上去使用，连一枚螺丝或螺母也无法互换，所有零件的尺寸全都变了样，修理工作也根本不可能进行。其实只要有时间，这些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但是敌人的上千艘飞船业已发起猛攻，他们所用的武器看来要比我们的落后上百年。而我们气势宏伟、巍峨壮观的战舰却被自己的科学弄得焦头烂额，只得苦苦支撑直至被击毁或者投降。装上指数场发生器的战船倒是仍能不受伤害，不过作为战斗单位，它们已无济于事。每次只有在敌人攻击时逃之夭夭，它们的设施所受到的永久性畸变不断在增加，一个月以内也全部报销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真实记录，我没作任何夸张或失实，也绝对不企图博取最高法庭法官的同情。我的声明，如前所述，纯粹是为了反驳那些对我手下军官的诽谤，也打算弄清谁才是造成我们失败的真正责任者。
最后，我请求把我的声明看成是一份极为诚恳的请求，我这种请求的理由十分充分，希望最高法庭一定要予以满足。
尊敬的法官们当然知道，目前我们居住的条件以及日夜的监视对我们所造成的种种生活上的不便。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而且我也不埋怨设施方面的匮乏，尽管这些对于囚禁双人的牢房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我严正声明，今后我可不再对我的行动负责，假如当局依然继续强令把我和诺登教授——这位可憎的前科研中心的负责人——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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