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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德博士和我约定第二大早上见面。他说他在上班去的途中把我接上，这样可以简化我进入警戒森严的研究室的手续。
这样，我就得在伊利俄姆消磨一个晚上。我从在伊利俄姆的布拉多旅馆消度良宵的。这个旅馆附设的酒吧间“科德角酒家”是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
碰巧——博克侬就要说“原该这么碰巧”——在酒吧间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从女和服侍我的那个侍者都是弗兰克林·霍尼克——那位虐待虫子的人，那位在家中排行老二的孩子，那位失踪了的儿子—高中时代的同学。
那个自称名叫桑德拉的妓女给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除非是在皮加尔别墅和塞得港。这种欢乐是绝无仅有的。我说我对此毫无兴致，聪明伶俐的她说她其实也无心于此。事实证明我们两个人都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淡漠，不过高得不算太多。
但是在我们揣测彼此的热情之前。我们谈到弗兰克林·霍尼克，我们也谈到那个老头儿，我们还轻描淡写地谈论了阿萨·布里德，我们还谈到铸锻总公司，谈到教皇和计划生育， 谈列希特勒和犹太人。我们谈到谎言；也谈到真理；我们谈到 强盗贼寇，也谈到商贾小贩。我们谈到一些品格高尚的穷人受用电椅，也谈到一些腰缠万贯的混蛋逍遥法外。我们谈到虔诚 的教徒的腐败堕落。我们谈论了许多东西。
我们喝醉了。
那个酒吧间的侍者对桑德拉很好。他喜欢她，尊敬她。他告诉我桑德拉曾经是伊利俄姆中学的“班级色彩委员会”的主席。他解释说，每一个班在初中时都要为自己选择一种特殊的颜色，并要求班上同学不无自豪感地穿上这种颜色的衣服。
我问他：“你们选的是什么色彩？”
“桔红和黑色。”
“那是好看的颜色。”
“我也是这么想的。”
“弗兰克林·霍尼克也参加班级色彩委员会了么？”
“他什么也不参加，”桑德拉轻蔑地说：“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委员会，从来也没有玩过任何游戏，从来也没带女孩子出去玩过。我就不记得他和任何一个女孩子说过话。我们都把他叫做‘特务爱克司九号’。”
“爱克司九号？”
“你知道，他好象总是在两个无可奉告的秘密地点进行活动似的。”
“说不定他真过着一种内容丰富的秘密生活，”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没有，”桑德拉说。
“没有，”旅馆侍者揶揄地说：“他是那种只会做飞机模型消磨时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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