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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后舱有一个小酒吧间，我到那里去喝了一杯酒。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美国同胞，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H·洛·克罗斯比和他的妻子黑兹尔。
他们俩年过半百，身体肥硕，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克罗斯比告诉我他在芝加哥有一家自行车工厂，他的雇员们对他从来就是恩将仇报。因此他决意把工厂迁至人人感恩图报的山洛伦佐。
“您熟悉山洛伦佐吗？”我问他。
“我这是第一次去，但是有关它的所见所闻我很是喜欢。”克罗斯比说。“他们纪律严明，办事牢靠，政府并不鼓励人们标新立异，争赶时髦。”
“您说什么呀？”
“老天爷！在芝加哥我们不再生产自产自行车了，而是穷于应付人事关系。那些知识分子们整天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为人们设计寻欢作乐的新法子。无论你干什么，都不会被解雇。假如有人偶然生产一辆自行车，工会就会指责我们残无人道，压迫剥削，而政府也就以征税的名义将自行车充公，并将它赠给阿富汗的盲人。”
“您认为在山洛伦佐情况会好一些吗？”
“那儿的百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穷困、担惊受怕、愚昧无知、并不知道世界的公理。”
克罗斯比问我姓甚名谁，做何工作，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他的夫人黑兹尔认为我的姓是个印第安纳姓。她也是印第安纳人。
她说：“我的上帝！你是个‘印第安纳老乡’①吗？”
【译注：① hoosier一词为印第安纳人的别称，亦作印第安纳州的戏称。】
我承认我是。
她惊喜地说：“我也是一个‘印第安纳老乡’，谁也不必因为是个‘印第安纳老乡’而感到无地自容。”
我说：“我并不感到难为情，也从未听说有谁为此感到羞愧。”
“印第安纳老乡并不低人一筹。洛和我做过两次全球旅行了，走到那里都能看到当官掌权的老乡。”
“此话不假。”
“你认识伊斯坦布尔那家新旅馆的经理么？”
“不认识。”
“他就是一个‘老乡’。还有东京的那个武……武什么……”
“武官，”他丈夫说。
“他也是个‘老乡’，”黑兹尔说，“新任的南斯拉夫大使也是……”
“也是‘老乡’吗？”我问。
“不光他是，《生活》杂志的好莱坞编辑也是。还有那个在智利的人……”
“也是老乡吗？”
“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出类拔萃的‘老乡’，”她说。
“写《邦·赫》这本书的人也是一个‘老乡’。”
“詹姆士·惠特科姆·赖利也是。”
我问他的丈夫：“您也是印第安纳人吗？”
“不是，我是大草原人，也就是人们说的‘林肯的故乡’的人。”
黑兹尔洋洋得意地说：“照这样看，林肯也是一个‘老乡’。他是在斯潘塞县长大的。”
“当然，”我说。
“我不知道‘老乡’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但是他们肯定都有所作为，要是有人收集整理一下他们的功绩，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是这样。”
她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说：“我们印第安纳老乡应当团结在一起。”
“对！”
“你叫我‘妈妈’吧！”
“什么？”
“每遇到一个年轻的‘老乡’，我都对他说：‘叫我妈妈’。”
“哦，哦。”
她催促说：“你也叫吧。”
“妈妈？”
她笑了，放开我的胳膊。我叫了黑兹尔“妈妈”，一件类似钟表发条的东西也就转完了一圈，停止了走动。黑兹尔又上了弦，等着下一个印第安纳老乡。
黑兹尔执着地在世界各地寻觅‘老乡’，这是假“卡拉斯”的标准范例。倘若以上帝成就一切的方法论之，这种假“卡拉斯”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毫无意义的组织，是博克侬称为“格兰法龙”的标准范例。类似“格兰法龙”的组织还有“美国革命女儿会”、“通用电力公司”、“国际共济会团体”以及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正博克侬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唱的：
“假如你要研究‘格兰法’，
撕掉一个玩具气球的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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