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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仙蒙娜并没有接近我，也没有用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召唤我到她身旁去。她以女主人的身分向山洛伦佐人介绍了安吉拉和小牛顿。
现在我对这位姑娘做着估量——我回想“爸爸”昏倒时她的麻木及与我和她订婚时她的淡漠——对她的评价在崇高和低贱之间徘徊。
她是否代表女人的灵性的最高标准呢？
抑或是一个冷血动物，还是一个茫茫然迷上木琴、只知道崇拜美和“博克－玛鲁”的人呢？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博克依教导我们；
“一个情人就是一个撒谎者，
他对自己也撒谎。”’
而真实的人是一点也不可爱的，
他们的眼睛就和蛤蜊肉一样！”
所以我想他的教诲很清楚。我的蒙娜是圣洁高贵的。
在“民主百人纪念日”那天，我问菲利普·卡斯尔：“告诉我，你今天与你的朋友和崇拜者H·洛·克罗斯比说过话吗？”
年轻的卡斯尔回答说：“我穿着这套衣服，打上了领带，穿了鞋，他就没有认出我来。我们已经就自行车的问题做过一次很好的谈话了。我们可能还会再谈的。”
我发现我不再取笑克罗斯比想在山洛伦佐开自行车工厂这件事了。做为这个岛上的行政最高领导人，我很需要有一个自行车厂。对H·洛·克罗斯比其人其事的尊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问卡斯尔父子：“你们认为山洛伦佐人民愿不愿意实现工业化？”
那位父亲说：“山洛伦佐人民只对三件事情感兴趣；捕鱼、男女私通和博克侬教。”
“您想，他们对进步可能感兴趣吗？”
“他们倒也看到了一些，但只有一个方面的进步使他们感兴趣。”
“哪方面的？”
“电吉他。”
我走到克罗斯比夫妇身边。
弗兰克·霍尼克正和他们在一起呢。他给他们解释博克侬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反对什么东西。“他反对科学。”
克罗斯比问；“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反对科学呢？”
黑兹尔说：“要是没有青霉素我和我母亲早就丧命了。”
我问：“你母亲多大岁数了？”
“一百零六岁了。不是很了不起吗？”
“当然了不起，”我说。
“要不是他们那一回给我丈夫用了一点药的话，我可能已经成了寡妇了，”黑兹尔说。她一定得问问她丈夫那种药的名字：“亲爱的，那次救了你的命的那玩艺儿叫什么来着？”
“磺胺噻唑。”
我犯了个错误：从传过来的食物碟子里拿了一片夹着信天翁肉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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