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飞轮开始加速旋转。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达尔顿（1766－1844）提出了原子理论，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渥拉斯顿（1766－1828）发现了太阳光谱的暗线，德国化学家维勒（1800－1882）合成了有机化合物，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1791－1867）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德国医生、物理学家冯·迈尔（1814－1878），英国物理学家焦耳（1818－1889）和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冯·亥姆霍兹宣布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德国数学物理学家克劳修斯（1822－1888）宣布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发现乙醚可作麻醉剂；在新发明方面，则有实用蒸汽船、后膛装填步枪、自行车、听诊器、耕耘机、照像机、水泥、拖拉机、收割机、左轮手枪、电报、电铸版、硝化甘油、安全别针、步枪子弹等等。
但是人们却已感觉到电的来临。最早出现的是伏打的电池、里特尔的蓄电池、法拉第的电动马达、斯特金的电磁铁、欧姆的导电定律、还有皮克西的发电机。电是个奇迹，它不可见，却像魔法或上帝的旨意一样强大有力，人们正在为电的应用打下基础，运用电的奇迹始于电报，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将会很快越来越多地出现。
科学可能创造的奇迹似乎无穷无尽。公众对此给予了高度承认，以致于当理查德·亚当斯·洛克以《约翰·赫歇尔爵士最近在好望角作出的月球新发现》为题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时，读者们相信一架能分辨月球上小至十八英寸大小物体的望远镜已被制造出来了，并且发现月球上有生物、有建筑。这些文章重印时取名《月球骗局》（1835）。
1791年，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写道：
很快你的手臂，那尚未征服的蒸汽！
将把缓缓航行的船只驶向远方，
或把飞奔的车辆驱驰；
或伸展宽阔拍动的翼翅，
托起飞行的战车穿越天空。
俊秀的船员凯旋地居高临下，
飞行中挥舞着白色的手帕；
或是成群的飞行哉车，使人群目瞪口呆，
而军队在飞行战车的乌云下退缩。
优秀的作家，比如歌德（1749－1832），他本人就是位业余科学家，正如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是位业余诗人一样。他为在他一生中“伟大的发现接踵而至”欢呼。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 892）在《洛克斯莱厅》（1842）中写道：“以科学的童话和漫长时间的成果／滋养杰出的青年……”他还预见到在未来，贸易与战争将在天空中进行，直到最后建立“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盟”。
对于正在改变旧生活方式的工业化和科学成就，并不是人人都感到满意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抱怨那些“黑暗的撒旦作坊”正在破坏英格兰的绿色风景，污染英国的天空。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30—1882）写道：“坐在鞍上的是物，受到驱使的却是人。”
文学家们的头脑还未能从科学变革中发现什么重大意义。有些作家被这种新鲜的小说素材所吸引，他们的反应一开始非常好奇，最后却变成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再次肯定。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就像任何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那样，他在笔记本里写道：
“关于历史悬案和自然之谜的问题，问问被催眠的人吧。
卡尔德隆·德·拉·Ｂ夫人（住在墨西哥）说起过一些接种响尾蛇毒液的人，接种办法是用毒牙扎进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这样，这种人便不再惧怕任何有毒爬行动物的啮咬。他们具有招唤众蛇的能力，在玩蛇弄蛇的时候，他们感到无比快乐。对于未用同样方法接种的人来说，这种人的啮咬也是有毒的。可见有一部分毒蛇的天性似乎被注入他们体内了。”
然而，当霍桑把这些素材写成小说的时候，他的直觉告诉他，擅自摆弄生命的秘密乃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比如在《胎记》中，一位名叫艾尔默的18世纪“科学家”娶了一个美丽的女郎，她脸上长有一块小小的胎记；艾尔默企图去掉这个疵点，使她完美无瑕，便给了她一种药。这药去掉了胎记，却同时夺走了她的生命。在故事中的有一处霍桑写道：
“但是，后一种研究艾尔默已经搁置了好久，因为他不情愿地看到了事实真相——在这上面所有的探索者迟早都要栽跟头——我们伟大的创造之母，虽然在最明朗的阳光下以显而易见的活动愉悦着我们，却也非常小心地保守着她自己的秘密，尽管她装得很坦诚，可是除了结果之外她不给我们展示任何东西。实际上，她允许我们破坏，却很少允许我们改善，而且，就像一个小心翼翼地保守自己专利的人那样，她绝对禁止我们创造。”
霍桑试图以写作谋生，在找到清闲的工作之前，他写过一些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平庸之作，他的闲职允许他写出了象征表现清教徒的负罪感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字》和《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不过，新兴的科学使霍桑十分着迷，他经常回到草草记在笔记本上的那些基本问题上来：比如关于催眠术的可能性，他就写成了长篇小说《福谷传奇》（1852），长生不老药使他产生的灵感，写出了《黑德格医生的实验》（1837）。他还写过《美的艺术家）（1841），描写一个毕生致力于创造机械蝴蝶的执着的钟表匠的故事，以及这篇《拉帕西尼的女儿》（1844）。
霍桑似乎对科学的可能性抱有诚挚的兴趣，但是他没有感觉到，若对科学作现实的考虑，若把科学作为一种环境而不是道德的选择，那将有多么巨大的潜力。他利用科学，就像利用清教徒的负罪感一样，不过是取其象征价值而已。
|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