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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后五十年里，在威尔斯改行写宣传小说以便实现自己“公开的密谋”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之后，传统的反科技文学工作者一直挥舞反乌托邦这一武器，反对进步这一观念，他们中有Ｅ·Ｍ·福斯特、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奥韦尔和Ｃ·Ｓ·刘易斯。反鸟托邦的特点是对某些其他思想家有关未来的观点进行攻击——通常是对威尔斯的观点进行攻击。刘易斯的《骇人听闻的力量》（1945）甚至假借名为“霍勒斯·朱尔斯”的人物之口对威尔斯本人进行攻击。
早期科幻杂志的故事含有一些讽刺作品，其作者有戴维·Ｈ·凯勒博士和斯坦顿·Ａ·科布伦兹，有些讽刺作品是按文学传统手法写的。不过反乌托邦与坎贝尔的《惊奇》毫不相干，直到1950年《银河》创刊这种思潮才在杂志上盛行起来。霍勒斯·戈尔德编辑是个愤世嫉俗者，也是个怀疑论者；他不仅认为人类的状况可能变得越来越糟，而且认为娱乐小说可以写写这个恶化过程。但是有个作家在朋友帮助下发挥了最大力量把1900年之前威尔斯式的观点带回科幻小说——此人就是弗雷德里克·波尔。
科幻界的反乌托邦与文学界的反乌托邦大相径庭。实际上得造个新词：不良乌托邦。反乌托邦是对他人乌托邦观念的攻击；不良乌托邦意即“坏地方”，表明世态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而非越来越好。科幻小说的不良乌托邦使杂志保持了叙事的激情；不良乌托邦很少因世态变化而谴责科学和技术，而是责备人类的选择，它通常用遗憾的I=／气说，由于人类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或者由于人类缺乏深谋远虑，人类从事伟大事业的能力已经受挫。在科幻界，不良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对智力的信心至今没有被丢弃。
文学上的反乌托邦意即人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人的本性有缺陷，人的尊严在堕落。科幻小说的不良乌托邦常常在结尾给人一种希望，就是产生罪恶的环境可以改变过来，有时环境是改变了。
首创不良乌托邦的长篇小说是西里尔·Ｍ·考恩布鲁斯和费雷德里克·波尔的《太空商人》（1953）。小说1952年连载于《银河》，题目是《轻轻松松赚大钱的行星》，从那以后这部小说很少绝版而买不到；它已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波尔继续与考恩布鲁斯合作，写了另外三部不良乌托邦长篇小说《搜寻天空》（1954）、《诉讼中的辩论家》（1955）和《狼毒》（1959），他还与莱斯特·德尔雷伊合写了《受偏爱的冒险》（1956）（笔名爱德森·麦卡恩）。
考恩布鲁斯（1923－1958）同样写作想像较为黑暗的幻想作品。他像许多未来主义者一样在五十年代进入繁荣期，未来主义者是纽约科幻迷群体，戴蒙·奈特最近写了一部描写他们的史书（《未来主义者》，1977）。这个科幻迷群体形成初期包括阿西莫夫、波尔、沃尔海姆、考恩布鲁斯、罗伯特·朗兹、戴德·凯尔、理查德·威尔逊和其他人。在二十年内，他们似乎可能接管科幻小说。
他们（除了阿西莫夫以外）在早期都不曾把故事卖给坎贝尔。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他们大多把自己的作品卖给自己，当时波尔成为《惊讶故事》和《超级科学故事》的编辑，沃尔海姆是《动人的科学故事》和《连环故事》的编辑（他最终成为埃斯出版公司的编辑和ＤＡＷ书局的出版商），还有朗兹担任《科幻小说》和《未来小说》的编辑。所有这些杂志都因经济原因或战时纸张短缺而遭扼杀。虽然所有未来主义者在早期都卖出小说稿件，但是他们把稿子卖给临时出版物而且大多使用笔名。
考恩布鲁斯早期的大部分故事所用的名字是Ｓ·Ｄ·戈兹曼，说来也怪，用他的真名发表的第二篇故事，就是著名的《黑色小提包》竟于1950年发表在《惊奇》杂志。他总共发表了大约五十篇故事，包括《行进中的低能儿》、《戈梅兹》、《精神蛀虫》、《丹弗最幸运的人》和《鲨鱼船》。几部长篇小说，包括《起飞》（1952）、《市政官》（1953）和《不在今年八月》（1955）是用他的真名实姓出版的。但他最出名的是合写的故事，不仅与波尔合写，而且与朱迪思-梅丽尔（当时她是波尔的妻子）合写出版了《火星前哨》和《枪手凯德》（二者均为1952），所用的名字是西里尔·贾德。
考恩布鲁斯出生于纽约市，并在那里长大：他在巴尔吉战役中由于扛机枪，心脏过劳受损。战后他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来一直奋斗，当上了交通一无线电通讯社芝加哥办事处处长的职位，其后于1951年辞职从事专职科幻写作。他是他那一代人的温鲍姆，而且跟温鲍姆一样，带着许多未竟的许诺三十五岁便去世了。
波尔（1919－ ）高中中途退学，现已成为科幻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除了当作家，还干过代理、编辑和选集编者；他成为氍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罗马皇帝台比留的专家；他是广播电视答问节目的嘉宾，一个老练的现代科学观察家，一个大为吃香的未来学家。他常常在大学讲学，其中有些大学请他担任专职工作。
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十几岁的人来说似乎不大可信，他博览群书，最终在纽约科幻迷群体中找到了他的同类。他十九岁当上编辑，开始买其他未来主义者的小说，也卖自己写的故事，使用笔名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空军服役之后，他成为广告撰稿员、作家和代理。1951年，他写一篇有关广告的科幻小说时被难住了，便请老朋友未来主义者西里尔·考恩布鲁斯帮忙：《太空商人》就这样问世了。
此后的六年里波尔写了一系列诙谐的讽刺故事，如《迈达斯的瘟疫》（1954）、《地下隧道》（1955）和《吞食世界的人》（1956）。金斯利·艾米斯在《地狱的新地图》（1960）中称他是“现代意义的平斗幻小说所产生的始终最有能力的作家。”1953年至1959年间他为巴兰坦书局编辑《明星科幻小说》系列原著文集。1962年他接替戈尔德出任《银河》和《假如》的编辑，三次获雨果最佳编辑奖，于1969年放弃这个职位。此后有一段时间他担任埃斯出版公司的编辑，后任班坦公司的科幻小说编辑直到最近。
他的长篇小说包括《醉汉的行走》（1960）、《预言者的祸害》（1965）和《观望者的时代》（1970）。他与杰克·威廉森合作写了三本青少年科幻读物《海底探索》（1954）、《海底舰队》（1956）和《海底城市》（1958），还有《太空暗礁》（1964）、《星孩》（1965）和《离群之星》（1969）。最近几年他一改早期成名作品中流畅的连珠妙语和辛辣的讽刺，转向较严肃的主题，这一转变也许始于1972年出版的《星弓末端的金子》。此后他因一篇短篇小说《相会》于1973年获雨果奖，该小说是他与考恩布鲁斯合作之前多年开始写作的；1976年因《阳刚之人》获星云奖，1977年因《大门口》获星云奖、雨果奖和坎贝尔奖。1974年至1976年他出任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主席，写了回忆录《未来的样式》，出版于1978年。
《公元第一百万日》于1966年2月发表于《淘气鬼》杂志，可能算得上是波尔的最佳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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