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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地球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塞斯尔·伯利身上。这位政治家假装没有看出大家的意图。“鲁珀特，”他说，“你来试试，怎么样？”
“我保留发言权。”
“阿莫顿神父，你擅长应付其它星球的事情。”
“不过。是在你在不场的时候，塞斯尔先生。现在我可不行。’”
“可是，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巴恩斯但波尔说。
“非常正确，”凯思基尔插了一句，“跟他们说你是怎么想的。”
再没有什么人值得去考虑了，伯利先生只好慢慢地站起来，心事重重地走到讲台。他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衣领，眼朝下看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他该讲点什么：“瑟潘泰恩先生，”他抬起那张蜡黄的脸，遥望着远处湖水上空的蓝天，他等于开始了！“女士们，先生们——”他是要作一次演讲了！——好像他是在出席樱花会的花园舞会或者是在日内瓦出席什么重要会议。这样做似乎很荒谬，但是不这样做又该怎样做呢？
“我必须承认，先生，尽管我不是一个演讲的新手，但是在这种场合里我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你专人佩服的演讲，简单、直楼、明晰、紧凑，表现出你极强的雄辩能力，你为我树立了榜样。但是，在你面前，说实在的，我感到有些胆怯。你让我尽可能简单、清楚地列举一些主要事实来说明我们对你们星球的看法以及我们老到你们星球的目中。遗憾的是我浅薄的理解力实在搞不明白这么深奥的理论。我想，我没有能力更好地，实际上根本木能在任何方面对你精彩的论断，从数学的角度看，添加任何成分。你刚才对我们说的实际上包含着地球科学中最新、最微妙的思想，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现实意识。在某些问题上，比如说，时间同引力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敢与你苟同，也可能是因为未能理解你的话。展开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争议。我们毫不保留地接受你们的主要观点和建议，那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与你们平行的星球上，一个距你们很进的星球。我们把在你们星球上看的东西同我们地球比较、对照，发现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们的观点吸引了我，而且我们也倾向于接受你们的观点，我们的体系没有像你们那样经晕过长时间的考验和锻炼；我们的历史也许比你们的历史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所以在对待你们的态度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既然我们比你们年轻，应该是我们向你们学习，而不是你们向我们学习。我们应该问你们：你们做过什么？有什么结果？而不应该骄做自大地向你们展示那些我们正在学和将要做的事情
“不！”巴恩斯坦波尔几乎要喊出声来，“这是一场梦……要是还有其他人的话……”
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仍然紧挨着穆什坐在那些高做的神人中间。伯利先生，这个光彩耀人的无神论者，看来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惊奇。他身体前倾，不停他讲啊讲，试图使人相信他已做过上千次演讲。他充分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听众，就好象他是在伦敦市政厅作演讲。他认为听众都能领悟他的话，实际上，他的话是多么荒谬！
巴恩斯坦波尔觉得没有什么其它可做的事情，只有坐下来继续听这些荒谬的言论。有时，他的思绪会远离伯利，之后不久，又不得已回到伯利的演讲之中。伯利摆出一副议员的架势，用手扶一扶眼镜或抓一抓大衣的翻领，用他自己认为是基础、易懂、有条理的语言向乌托邦人简单介绍了地球上的情况。他说，地球上有国家，有帝国，有战争，有世界大战，有经济组织，也有正在瓦解的经济组织，有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他还告诉他们，俄国正在闹饥荒；在地球上很难找到为人正直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到处都是一文不值的报纸。他把人类所有黑暗、不道德的一面统统抛了出来。瑟潘泰恩曾用过“混乱年代”这个名词，伯利记住了这个词：而且充分运用了它……
这是一个雄辨的即席演讲，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乌托邦人兴致勃勃、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他的高谈阔论，而且还不时对他的论断，点头表示接受和认可。有时，巴恩斯遢波尔的耳边会响起“同我们非常相像——就像我们的混乱年代时期”的说话声。
最后，伯利先生举起双手，像议员一样，有意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结束了他的演讲。
他朝听众鞠了一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穆什先生感到很奇怪、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热烈地鼓掌，没有人加入他的行列！
巴恩斯坦波尔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2
他站了起来，做了一个谋求赢得听众好感的手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演讲者。“女士们，先生们，”他说，“乌托邦人，伯利先生！对不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一件事情，非常紧急。”
一时间，他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从厄斯莱德的目光中得列了鼓励。
“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件极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小小的空隙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令人惊叹的幻觉。”
厄斯莱德充满智慧的目光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巴恩斯坦波尔干脆把讲话的对象从人群中直接转移到厄斯菜德身上。
“你们乌托邦人，先于地球几千年，怎么会使用现代英语——使用与我们完全相同的语言呢？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真叫人难以置信。这一点很刺激，使我感到像是在梦中一样。难道你们真的不是在我的梦中吗？可我感到……几乎是……精神错乱。”
厄斯莱德微微笑了笑，“我们不说英语。”
巴恩斯但波尔顿时有一种天昏地旋的感觉，“我听到你们在说英镑。”
“我们确实不说英语，”他又笑了笑，“我们通常什么语言也不说。”
巴恩斯坦波尔怀疑自己的大脑是否出了毛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如此，他还坚持非常恭敬地听着对方的讲话。
“几个时代以前，”厄斯莱德接着说，“我们当然使用语言。我们能发出声音，也能听到声音。人们曾经是先思考，然后选择适当词把思想表达出来。听者听到声音后，把声音记录在大脑中，再把声音转化为思想。后来，人们用一个我们至今还不十分清楚的方法，在思想还没有被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前，对方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思想。也就是说，说话者在用词汇把思想表达出来之前，人们在脑海中就已经‘听’到了他的思想，他不用开口，人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这种直接传输法在目前已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据考证，大多数人略微努力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种传输方法相互交流。这种新的交流模式得到了系统性发展。
“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星球所做的。我们相互之间直接思考。如果我们要表达，传递思想，在距离不太遥远的前提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到。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使用声音仅仅是为了做诗、消遣或发泄感情或远距离之间的呼叫以及同动物进行对话，而不再是为了人与人之间思想上的交流。你们的思想。观点和要表达这些思想观点的词汇存在于你们的大脑中，又从你们的大脑中反射出来。我的思想通过词汇的包装反射到你们的大脑中，这些词汇你们好像都听过——自然，它们都存在于你们的语言当中，也是你们所熟悉的词汇，很可能你的同伴们正在用各自不同的词汇和习惯用语听我们俩的谈话。”
巴恩斯但波尔边听边不停地点头表示理解和赞同，他时不时想插几句，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刚才当瑟潘泰恩作精彩的演讲时，我们有时什么也听不到的原因。你能沉浸到他的演说中。而他的话在我们的大脑中一点影子都没留下。”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恐怕差别确实很大。我们都感觉到了，”伯利说。
“好像有好几次我们都是聋子一样。”斯特孩女士说。
阿莫顿神父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不清你的名字到底是‘厄斯莱德’还是‘亚当’，这也是我们分不清你们说的是‘阿顿’，‘格林特斯’还是‘弗莱斯特’的原因。”
“我希望现在你的精神压力能减轻一些。”厄斯莱德说。
“噢，确实减轻了不少，”巴恩斯但波尔说，“考虑到各种因素，用这种方法进行交流确实很方便。要是这样，在我们人类之间相互理解、交流之前，就不必经受持续好几周的语言学的煎熬，因为语言学当中包括语法。逻辑、词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是我们语言的主要原则。”
“真是绝妙的论断，”伯利很友好地转向巴恩斯但波尔，说道，“真是绝妙的论断。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真是太不寻常了！我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些不同之处。我不能不承认，我的思绪很乱，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说英语。”
现在，对巴恩斯但波尔来说。除了对现实的绝对真实性有所怀疑之外，这次经历是如此完美，他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他坐在这座漂亮的小楼里，遥望着这个梦幻般世界里的鲜花和阳光照射下碧波荡漾的湖水。身装英国人度周末时的子惯服装同赤裸的奥林山神坐在一起已不再使他感到恐惧。他洗耳恭听，偶尔也介人这漫长的闲聊之中。这种闲聊是对两个星球之同有关道德伦理和社会发展前景中最有趣、最基本差异的探讨。这一切都证明了现实的真实性。他想到，回家以后，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刊登在《自由主义者》上，并在适当的时机把经历告诉太太，给她讲讲这个还未被发现的星球以及那里的人举止和着装。他丝毫没有去考虑这两个星球之间遥远的距离，好像斯德汉姆老家就在他身边一样。
这时，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用上面刻着杜鹃花的茶具沏好了茶，并把茶递给大家。茶！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中国茶，非常清香，茶杯也是不带柄的，完全是中国风格，茶是真的，而且非常新鲜。
地球人开始对乌托邦的国家政体制度感兴趣，有两个像伯利先生和凯思基尔先生这样的政客在场，这再自然不过了。
“你们的政府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伯利问，“是君主立宪制还是独裁统治，还是完全的民主？你们的行政和司法脱离吗？在你们的星球上，是有一个政府还是有几个行政中心？”
尽管费了很大劲，但是伯利先生和他的同伴还是搞清楚了，在乌托邦根本就没有任何中央政府。
“但是，”伯利先生说，“总应该有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如国务院、部、局或者类似的机构，似便为某项公共福利事业做出最后的决定吧，你们总该有一个绝对权威机构来掌管国家的大事，对我们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乌托邦人宣称，在他们的星球上没有这样绝对权力集中的机构。过去曾经有过，但是到政体解散以后这些机构就不复存在了。对任何一件具体事务的处理意见最后都是由最了解这一事务的人来制定。
“但是，假设有些需要众多人的观察才能做出决定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个有关公共健康的法规，由谁来执什呢？”
“没有必要去执行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有人拒绝遵守你们的规章制度呢？”
“那么我们会询问他或她为什么这样做：可能会有特殊原因在里面。”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呢？”
“我们就会检查一下他的大脑，看看他的道德思想是否健健康。”
“心理医生取代了警察。”伯利说。
“我看还是有警察好。”鲁珀特·凯思基尔插了一句。
“你确实喜欢警察。”伯利先生好像在暗示他别忘了上次警察还找过他的麻烦。
“你的意思是说，”伯利带着很投入的表情继续同乌托邦人谈论这个话题。“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由鲜为人知的个人或者机构来操纵吗？而这些人或者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关系？”
“‘我们整个星球的事情，”厄斯菜德说，“都是为了保证人们的全面自由。我们有许多情报机构，负责用普通心理学去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这些机构是不是你们的统治阶层呢？”伯利先生问。
“他们丝毫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意愿加在别人头上，从这一点看，他们不能算是统治阶层，”厄斯莱德说，“他们所处理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事务，仅仅如此而已。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其他人高，没有任何优先权，这同哲学家和科学家并不一样，哲学家和科学家有许多优先权。”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伯利说，“但是我想像不出这样的国家是怎样运作，是怎样形成的。你们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是否还生活在除了空气、公路、海洋、荒野，其余都属于私有财产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凯思基尔说，“为了私有财产我们还要进行斗争和竞争。”
“我们早已过了这一时期。我们最终发现，私有财产是人类不能容忍的荒谬东西。我们已摆脱了它。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已完全控制他所需要的物资材料，我们都有自己的工具、设备和房屋，但是我们没有用于贸易和投机买卖的财产。所有的战争物资，包括演习用的战争物资都被取消了，但是，我们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这并不是在几年内就可以做到的。对私有财产极大的占有欲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自然，也是必要的阶段。它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但是，通过这个可怕的灾难性结果，人们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
伯利先生摆出了他一贯采用的姿势。他跷着二郎腿，身子深深地陷在椅子里，双手紧紧地叉在一起。
“我必须承认，”他说，“我对这种特殊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十分感兴趣，好像它在你们这里很盛行。除非我完全误解了你的意思，你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仆人。按照你的意思——如果我理解错了的话，你可以纠正我——你们有许多人负责准备、生产和分配食物；我猜想，你们有专人来探究信息，了解人们需求什么，然后他们就能满足这种需求。至于如何制作这些食物，他们自己有权决定。他们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们进行研究、实验。没有人强迫他们，限制他们，阻止他们。（“人们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厄斯莱德微微笑了笑，插了一句。）还有一些人，他们负责为所有的人研究生产和制造金属，他们就是这方面的权威。另外还有一些人，负责你们这个星球的安居事业，计划和安排这些漂亮的寓所，并要明确谁将住进去，该如何使用这些寓所。也有一部分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还有用知觉和想像力做实验的艺术家。还有的人在从事教育工作。”
“这些工作都很重要，”莉切妮丝说。
“他们都在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国中工作——并按一定的比例分配人员。既没有司法中心，也没有执法中心。我承认这一切都似乎令人敬佩——但又是不可能的。这种事在我们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人提过。”
“有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在很早以前曾经提出过其中一部分做法。”巴恩斯但波尔说。
“啊！”伯利说，“我对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几乎一无所知。告诉我，他们是谁？”
巴恩斯但波尔很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熟悉的，”他说，“拉斯基称之为多元主义社会，以区别中央集权制的一元制社会。甚至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北京的一位姓常的教授曾写过一本小册子，把它寄到了《自由主义者》编辑部。他指出，中国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去经历一个民主政治阶段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他要求中国直接进入一个职能阶层，政府官员、工人、农民等等都并行独立的社会，非常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样。当然，这样做会导致一场教育革命。很明显，你在这里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萌芽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
“啊！”伯利说，“是这样吗？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机智、灵敏。
3
从表面上看，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很随便的，但是双方观点的互相交换却很快捷，很有效果。很快乌托邦自混乱年代以来的历史概况就在巴思斯但波尔的脑海里形成了。
对乌托邦混乱年代的情况了解得越多，他越觉得它像地球上的现代社会。在混乱年代中，乌托邦人就像现代地球人一样，穿着厚厚的衣服，居住在城镇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听天由命，而没有仔细缜密的安排和计划。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常性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以后，气候条件和政治条件才得以改善，社会才得以发展，以至于如今超过地球多少个世纪。乌托邦人第一次有能力去探索他们居住的星球。他们用斧头、铁锹和犁开垦出大片的处女地。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娱乐和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生活，他们有权力去选择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有充分的自由。科学研究开始得到很大的发展，紧跟着是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结果整个星球人的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在此之前，乌托邦就有过许多科学智慧上的突破，但是那些突破不是发生在非常好的社会环境中，有的没有结果就流产了。而现在，在短短的凡个世纪里，这些曾经像迟钝的蚂蚁、寄生虫和迅猛的野兽一样在地上爬行奔跑的乌托邦人却发现自己能快奔如飞，还几乎能同这个星球上任何一点互相直接交谈。他们也发现自己还拥有远远超过以前的机械能力，但绝不是简单的机械能力。随着物理，化学发展变化而来的是心理科学，乌托邦人有超常的能力来控制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社会生活。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应运而生。当它们来的时候，它们来得又是那么快，那么个人不可思议，结果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同具体的成就以及知识的延伸是不同的。有些人把这些新生事物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因此，他们并没有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适应这些新生事物。
乌托邦普通民众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强大国力、丰富的娱乐生活、充分的民主自由和美好的前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多生育。他们像无理智的生殖机械一样，稀里糊涂地无节制地生育。他们不停地繁殖，直至把那些已经伸向他们身边的机会都放走了。他们把科学才智都用在繁衍生殖上去了。在混乱年代的某一时期，乌托邦的人口高达二十多亿………
“现在人口数量是多少？”伯利问到。
乌托邦人告诉他。大约是两亿五千万，这个人口数量是乌托邦人在能使人们过上高度发达的生活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阿莫顿神父对这个生育问题感到有点惴惴不安，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他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撞击。“你们敢让人口有规律地增长！你们应该控制它！你们的女人们会赞同根据需要来生孩子，或者接受控制生育的办法。”
“这当然，”厄斯莱德说，“为什么不呢？”
“我还是感到害怕，”阿莫顿神父说，他把身体向前倾斜了一下，用手捂住脸，低声说到：“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恐惧。人们在不断地播种；繁殖、但他们不进行灵魂的改造！真是作孽啊！唤，我的上帝！”
伯利先生透过他的镜片，略微吃惊地注视着这个神父大人的感情变化。他讨厌听这些口号，但是阿莫顿神父又是他们社区里很有名望的人物。伯利又转向乌托邦人，他说：“真是太有趣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地球上的人口要比你们至少多出五倍。”
“但是，这个冬天大约会有两千万人饿死，你刚才告诉我们——在一个叫俄罗斯的地方，是不是只有少数人过着富裕充足的生活？”
“当然，两极分化是很明显的，”怕利说。
“太可怕了！”阿莫顿神父说。
按照乌托邦人的观点，混乱年代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爆炸，众多的人口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大批的外来人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了乌托邦，而那些高智商的少数人不得不花费心机去教育他们以便他们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但是那些高智商的精英根本无法控制国家的命运。人口爆炸是一个社会衰退、灭亡的象征，是大自然的牺牲品，是错误的传统思想的沿袭。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社会的经济体系就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调整以应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一些掠夺成性、厚颜无耻的剥削者就会乘机而入，疯狂占有和牟取暴利；而那些劳苦大众却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最后一无所有。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那些少数贪得无厌的人通过引诱、欺骗等手段对工人实行压榨和剥削。这些少数人自然比他们大胆，精力比他们充沛，但是实质上却比他们要愚蠢得多。厄斯莱德说，要想用语言把混乱年代人的荒唐、挥霍和野蛮描迷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不想再劳驾你讲下去了，”伯利先生说，“提起这些事情你们会很难过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对这种事情是再熟悉不过了。”）
人口爆炸所带来的灾难也后患无穷，这种灾难来势凶猛，不可阻挡。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战争摧毁了脆弱的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到了已经完全瘫痪的地步。连续的内战和不成熟的革命尝试导致了许多社会组织的解体和崩溃瓦解，而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又造成了粮食等社会物资的严重缺乏，百姓的生活穷困潦倒、叫苦连天。那些剥削成性的冒险家们却愚蠢透顶，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都发生什么事情，继续蒙骗，欺诈百姓，镇压百姓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就像黄蜂一样，虽然身体被砍断了，但是嘴却在不停地拼命地吸吮着蜜液。人们不再愿意投靠乌托邦，而是想方设法摆脱乌托邦，生产几乎等于零，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耗尽了，人们的创造生产热情被强制性的借贷关系，再如上有大批的高利货者的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脱离关系给熄灭了。
乌托邦社会的发展速度从一日千里到停滞不前。世界上许多乐趣和幸福都被贪婪的金融冒险家和投机商剥夺了。科学被商业化，被用于追逐暴利和垄断市场，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科学之光在黑暗之中飘闪不定，最后还是熄灾了。就像新时代开始之前一样，乌托邦又回到了一个的黑暗时代………
“这好像是对我们地球前景的一种令人沮丧的诊断，”伯利说，“太像了，迪恩·英奇对这些会是多么感兴趣啊！”
“对他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毫无疑问，他对这类问题肯定非常感兴趣，”阿莫顿神父说道。巴恩斯但波尔对这些评价尽管感到挺恼火，但他还是急于听下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厄斯莱德。
4
后来发生的事情，巴恩斯但波尔总结为：乌托邦人彻底改变了思想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在陈旧的社会观念下，利用科学和组织能力，人们用合法的斗争去战胜对方，就像数量不断增加的现代武器正在威胁各个国家的主权一样，将成为一个令人无法承受的危险。如果不想让历史在灾难和毁灭中结束，人们必须要有新思想、新观念。
所有的社会都受法律。清规，戒律和祖先们缔结的原始条约所限制。古代的自主精神现在不得不在相应的力量和种族所面临的危难面前经受一次新的考验。去竞争、去占有，这一交往中的主导思想，正如一台失控的熔炉，正要吞噬它曾经驾驭的机器。一种创造性服务社会的思想必须取代它。按照这一思想要求，如果人们要想拯救社会，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意识。曾经在几个时代前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现在不仅被当作严肃的心理学哲理，而且还被看咸是最实际、最紧急的东西。在解释这些时，厄斯莱德用了一个巴恩斯但波尔感觉很熟悉的甸子，他好像在说，谁想挽救自己的生命，谁反而会失去它；谁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谁将会得到整个世界。
阿莫顿神父的大脑似乎在做着同样的反应，因为他突然插了一句：“你是在引用别人说过的话！”
厄斯莱德承认，他的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引语，这些引语是来自在很久以前使用语言的年代一位伟大先知的诗句。
他还准备说下去，但是，阿莫顿神父非常兴奋，不让他说下去。“这位先知是谁？”他问道，“他住在哪里？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又是怎样死的？”
巴恩斯但波尔的脑海中马上闪现出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看上去很孤独、脸色苍白的人，在全副武装起来的卫兵包围下，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高墙之间狭窄的街道上站满了人，他们头顶烈日，相互拥挤、推撞。在人群的后面，一个巨大丑陋的刑具挂在那里，且不停地摆来摆去……
“他在这个星球也是死在十字架上吗？”阿莫顿神父叫喊着，“他是不是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先知，他们只知道，是很痛苦地死在乌托邦，但不是死在十字架。他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好像是被捆在一个慢慢移动的轮子上，曝晒而死的。这个轮子是想征服他人的野蛮民族一种野蛮的刑具。他们对他施刑是因为他教义中的好善乐施这一思想激怒了那些有钱人和当权派。巴恩斯但波尔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一个人被捆在一个用作刑具的轮子上蟋曲着身子，在炽热的阳光下曝晒。这是战胜死亡的一大胜利！他的行为给外面的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美丽。
阿莫顿神父还在对他的问题紧追不舍。“不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星球的人不怀疑吗？”
很多人认为这个人是上帝，但是这个人却习惯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或人类的儿子。
阿莫顿神父紧接着问道：“你们现在不信奉他吗？”
“我们执行他的教义，因为它是美好的，真实的，”厄斯莱德答道。
“信奉他吗？”
“不。”
“没有人信奉他吗？有信奉他的人吗？”
没有人信奉他，但也有人在他深奥的教义面前畏缩，而且还痛苦地意识到，从某个深远的角度看，他是正确的，他们在自己不安分的良心上玩了个小把戏，把他看成为一个具有魔力的神而不是拯救他们灵魂的灯培。他们把他同古代能自我牺牲的帝王混为一谈，不仅没有很但然地接受他，把他作为自己思想意识的一部分，相反，他们假装象征性地把他吃掉了，使他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把他的轮子看成是一个超越自然的象征，把它同赤道，黄道、太阳，实际上任何囫的东西混为一谈。在运气不好，身体不佳、天气恶劣的时候，他的信徒们相信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圆圈对他们会有帮助的。
由于他的高贵和慈善，无辜的百姓对他都有一种亲切感。而那些狡猾，侵略成性的家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扮演成这个轮子的拥护者，假借他的名声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带领人民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用他当作他们嫉妒、憎恨、暴政和贪婪的保护伞。直到最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个古代先知又重新回到了乌托邦，他的轮子将再次把他压碎和摧毁。
阿莫顿神父好像对这些解释漫不经心，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我敢肯定，”他说；“仍然还有残留下来的信徒！是受到鄙视的残余信徒。”
没有。整个社会在追随这位先知的先知，但是没有人信奉他。在一些古代的建筑上仍然可以看到刻在上面的轮子，通常都伴有精美的装饰。在博物馆存着他大量的肖像，饰物一类的东西。
“我不明白，”阿莫顿神父说，“太可怕了，我的头都已经昏了，我不明白。”
5
一个相貌堂堂。身材匀称的人接过厄斯莱德的话题，开始回答地球人提出的问题。巴恩斯但波尔后来才知道这个人的字叫莱昂。
他是一个乌托邦教育工作的协调员。他说，乌托邦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一次突然的革命。建立在好善乐施这一主张之上的新法规、制度和全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形成并得以完善的。这是一个在混乱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支由调查员和工人组成逐渐庞大的队伍建立起新的国家。他们没有咸套的计划，没有现成的方法，用普通人的忠诚和理智、用普通人的劳动，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合作。直到混乱年代的鼎盛时期，乌托邦才开始大力发展心理学。就像前几个世纪大力发展地理和物理科学那样火热。社会和经济混乱对科学的阻碍和对大学组织工作的瓦解刺激人们去探索人类联合起来的路子，个号召人们为之奋斗，勇往直前。
给巴恩斯但波尔留下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我们地球人称之为革命的巨大变化，而是那些新思想、新观念。18制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消失，按常识，人们便开始做新的工作去取代旧的东西。
新制度是从大讨论，书本和心理实验开始的，而培育这一制度的沃土是普通的学校和大学。旧制度并没有给教育工作者多少奖励，那些当权派因忙于财富和权力的斗争都对教育掉以轻心。向年轻人灌输新思想的任务就留给了那些愿意付出心血和劳动而不贪图报酬的人们。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在一个公然由冒险政容统治的社会，在一个人们可以通过搞金融投机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地位的社会，他们要教育这些人，使他们懂得私有制是社会的肿瘤，有它和那些不负责任的有钱人的存在，国家就不可能很好地运转，教育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那些人的本质决定他们会进攻，会讹诈，会在暗中控制国家机器。他们的恶劣行径会歪曲和掩盖生命的真正价值。为了民族利益，他们必须彼清除掉。
“他们反击了吗？”凯思基尔用好斗的口气问到。
他们的反击很不正规，但很激烈。这个反击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他们企图阻止一个科学的，有良好教育的乌托邦的到来。用来对付他们的战斗是激昂猛烈的。这些战斗是用来对付那些贪婪、狂热和寻求自我价值的人。通过这些战斗人们要把新思想转变成现实。哪里有这种新思想。哪里就有这种战斗。人们在驱赶他们，威胁他们，联合抵制他们，对他们施以暴力，揭露他们的谎言和虚伪，控诉他们的罪行，最终把他们送迸监狱，人们用绳索，柏油加羽毛、石蜡、大头短棒、步抢、炸弹和机关枪进行战斗。
这个星球上的好善乐施的新思想永远不会失败。它唤醒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列。科学的政体在马托邦建立以前，有一百多万人在战斗中牺牲了，受轻伤的多得已无法统计。一步一步地，教育体制，社会法规。经济手段都建立了起来。这些变化并不是发生在一朝一夕之间，直到有一天乌托邦人才突然发现，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取代了旧的社会制度……“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巴恩斯但波尔说，似乎他还没有见过乌托邦一样。“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乌托邦人又回答了地球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教育每一个乌托邦儿童放大限度地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并指导他们按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去服务于社会。孩子们生下来天生就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父母身体都非常健康，他们的母亲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之后，才有选择地怀上他们，并把他们生下来。他们在非常优越的条件下成长。科学的教育方法满足了他们好玩。好学的天性，手、眼睛和四肢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训练和使用。他们学习美术，写作，表达自己的观点，用各式各样的符号来扩展自己的思维。善良、礼貌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好习惯，国为孩子们的周围一切都是善良美好的。特别是他们在大人的帮助和鼓励之下，充分地展开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学习有关这个星球和自己民族的光辉历史，了解人们是怎样摆脱而且仍然还在努力摆脱自己早期野兽般的狭隘和自私自利，又是怎样穿过厚厚的无知的面纱，迈向他们所企盼的帝国。孩子们的一切愿望都是美好的。诗歌、典范，以及他们从周围人身上得到的爱使他们抛弃了对自己的担心和隽虑。他们用爱心同自己作斗争；他们的好奇心融入了对科学热爱之中；他们把争强好斗用于战胜社会的混乱、他们内在的自豪感和雄心壮志就是非常光荣地分享成功的喜悦。他们去做他们喜欢的事，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如果一个人懒惰成性的话，这并不意味着多大的损失，因为。在乌托邦所有的人都会拥有很多。但是，一个懒惰成性的人将找不到情侣，也永远不能生孩子，因为在乌托邦没有人会去爱一个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荣誉的人。在乌托邦的爱情当中，夫妻之间都有很多自豪感，都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方面、但对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来说，乌托邦并不是一个空转的富有社会，他在那里得不到游戏和娱乐，实际上他什么也得不到。这里确实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但绝不是无所事事人的天堂。
多少世纪以后的今天，乌托邦的科学已经发展到能有选择地控制生育，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乌托邦人都可以被称之为精力充沛，富有创造性。在乌托邦里没有呆笨、生理有缺陷的残疾人。那些游手好闲、性情冷漠、缺乏想像力的人几乎都死先了；那些令人抑郁忧伤的团伙早已解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嫉恶如仇的人也不再存在了。绝大多数乌托邦人都是充满活力，满怀希望，富有创造力和接受力，而且脾气温顺。
怕利仍持有怀疑态度。“你们连议会都没有吗？”他问到。
乌托邦没有议会，没有政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商业竞争，没有警察、监狱，没有疯子，也没有残疾人，这是因为他们有学校和老师，学校和老师取代了这所有的一切。政治、贸易和竞争是调整野蛮社会的一种手段。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乌托邦就已不在使用这种手段了。乌托邦的成年人不需要法律和政府，因为他们在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早已掌握了法律和政府。
“教育就是我们的政府。”莱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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