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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军的编制
一九八×年，在中苏战争正打得激烈的时候，苏联军队突然进攻佐渡岛，接着占领东京，日本政府因此崩溃了。前官房长官大岛实到上海，担任了日本流亡政府的主席。两个月以后，日本解放委员会设立了。这是事实上的流亡政府。地点是在周家镇，面对从上海市东部流过的黄浦江。沿江往下游走十几公里，就可以到达长江。由于中国方面的好意，这里的一片东西长三公里、南北宽二公里的土地提供给日本方面使用。于是这里突然建起了一座日本人街。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都的陈主任，和上海地区负责人一起访问了这里。
陈主任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带着富有理智的风度。他说：“为了达到成立日本流亡政府的目的，党中央决心给予最大的支援。如果需要什么东西，请提出来。我们目前也在被迫为保卫北京而进行艰苦的战斗。但是，党中央发出了指示，要为支援解放日本而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听了这番话，大岛及其他日本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都感到得救了。
他们感到有了信心，而且也放心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好象可以着手进行解放日本的准备工作了。”诚如陈主任所说，从第二天起，在日本人街上，便突然开始建设房子。安置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各种委员会、事务局的建筑物，还有私人住宅等建筑物都开始兴建了。这是按上海地区党第二书记直接下达的命令进行的。战火没有直接烧到上海，物资和华北地方相比较，还是富裕的。
解放委员会建立组织的工作迅速地展开了。主席是大岛实，是流亡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地位相当于首相。关川卓被任命为外交委员，也成是流亡政府的外务大臣。他在佐渡岛被苏联军队占领的时候，急忙飞到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做工作，请求援用日美安全条约，但是失败了。他有这样一个痛苦的回忆。大约一个月前，他乘渔船逃离日本，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他是大岛在学生时代结交的独一无二的亲密朋友。
关川夫人是东京著名的内科医生，在杉并区开设了一所大医院。她关闭医院，和丈夫一起来到了上海。在中国政府的援助下，她在这座日本人城镇又开设一所医院，为流亡的日本人治病。
军事委员（国防大臣），是茅野洋介。日本政府向苏联军队投降时，他担任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总监。日本一被苏联军队占领，茅野立即下了决心，只身乘军用运输机飞到冲绳，先于流亡政府的主席大岛到了上海。他把家属留在了日本，内心的痛楚是周围的人觉察得到的，可是他本人却把苦恼隐藏在豁达大度的风度之中，决心挑起为解放日本而进行军事作战的重担。
也可以称为解放委员会的大藏大臣的财务委员，委派寺岛谦一担任。他曾经是保守政党的财政委员长，在大岛手下，深受信任。寺岛和大岛一起逃出日本，参加了上海的流亡政府。
这样，三千多日本人很快就聚集到了这座日本人街。其中有的是从日本流亡来的，有的是在日本失败之前为做生意或进行技术指导而来到中国的，或者是到中国来旅游，现在拒绝回社会主义化了的日本，于是申请加入日本流亡政府一方的。
自从在与上海隔黄浦江相望的周家镇开始建设日本人街以来，大约两个月过去了。施工的建筑物差不多全都建成，容纳解放委员会的总部、事务局、各委员会的大楼等，一幢接一幢建立起来。连医院、学校、托儿所、商店都建立了。与其说这里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倒不如说是一座完全独立的城市。
“一座为解放日本服务的小城市终于建立起来了。解放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工作。不是明天，而是从今天起就要开始训练士兵。和各国的外交关系也必须开展。”
大岛面带兴奋的神情，向集合在总部前面的二千多日本人发表讲话。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了。听他讲话的人当中，有支援建设工程的上海地区党的负责人、许多不知姓名的建筑工人等等。大岛讲着讲着，不禁感到自己肩负着解放日本的沉重任务和崇高的责任。
“解放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受痛苦的日本，是我们的义务。”
大岛用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讲话：“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得到许许多多有勇气的日本人、中国人的支持。我为此感到自豪。”
他激动得泪如雨下，连话也说不下去了。讲话一结束，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主任也从北京赶来祝贺日本解放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伸出双手，弯下高大的身躯，同大岛握手。
日本解放军的编制工作和训练活动开始了。虽说是编制军队，却只限于设在异国土地上的流亡政府所能做的范围。人、钱、物，一切都不足。应有尽有的，只有陈主任讲过的，可以自由地使用的附近广阔的演习场。
负责编制和训练日本解放军的，是军事委员茅野洋介。幸而驻守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师给予了全面的支援。上海地区党的负责人，第一书记姓齐，他也说：“都请提出来。粮食、建筑材料，还有劳动力，什么都可以提供。”
茅野感到，中国方面对日本解放军抱着热烈的期望。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方面热烈的期望背后，有着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日本解放了，再次从经济、军事、技术方面支援中国，那末目前正苦于保卫北京的中国不利的军事地位就可能一举得到改变。
在上海以南大约三十公里的市镇奉贤，挂着日本解放军第一师的牌子。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它附近有一个广阔的演习场。但是，虽说是师，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缺乏军事训练的或者说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的集体营地。茅野在这里被称为“将军”。他曾经担任西部方面总监，“将军”这个称呼表示了人们对他这段经历的称颂。“将军”从步兵训练开始对这些日本年轻人进行教育。
“也有许多年轻人跑到中国来当义勇兵，接受了基础训练，有一定程度的战斗经验。如果进行集中教育，半年以后就会成为优秀的步兵。”
茅野所依靠的是旧自卫队的干部（军官）们，他们从冲绳跑到上海来加入了流亡政府一方。日本失败时，在冲绳驻有陆上自卫队的一个旅和航空自卫队的一个航空团。这个旅由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工兵连组成，拥有大约一千五百名人员。冲绳在日本失败的同时再次被置于美军的行政领导之下，因此这个旅就没有被编入由亲苏政权控制的日本人民军。旅长原田陆将补（相当于少将和中将--本刊编者注）以及他属下的受过严格教育训练的现役军人，多数加入了流亡政府一方。其中有一佐（大校）级军官八名、二佐（中校）级军官十五名、三佐（少校）级军官三十几名。当时还在冲绳驻扎了工兵部队，因此有许多技术干部，还有士官。现在他们都加入了流亡政府一方。这对茅野将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在他们的领导下，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进行教育，两年之内就可以编制成名副其实的师。
武器是中国方面提供的。最初得到的是步兵使用的ＡＫ47自动步枪。这种枪重约四公斤，有效射程约三百米，口径七点六二，弹仓装弹三十发。原先是苏联设计的，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良好时，苏联向中国大量提供了这种枪。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供应，于是中国陆军就在国内大量生产了一模一样的枪。现在，改名为人民军的东京市谷第六团从苏军那里领到的步枪，同中国方面供给日本解放军的步枪，是同一类型的。这实在是历史的讽刺！人民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人民政府，而茅野将军则是为了推翻这个政府，双方都得到了ＡＫ47步枪。
茅野将军任命前陆将补原田担任第一师师长，让他直接负责训练。
随着训练的开展，第一师决定编制成为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它接受了原田师长提出的有明确主张的意见书：
“苏联陆军说起来是一个装甲集团。要把重点放在培养反坦克能力上。”
“步兵师以步兵为主体，训练诚然是容易的。但是，如果同苏联的装甲部队正面交战，那么，不论有多少反坦克火器，也没有得胜的希望。因为没有机动能力。即使不能编成坦克师，至少也要编成机械化步兵师，让全体步兵都搭乘装甲车，不然，解放日本的目的就达不到。”
要得到足够数量的装甲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已经把大部分装甲车投入到保卫北京的战斗中去。不得已只好用旧卡车当装甲车，进行训练。卡车在道路外的地方行驶，就马上抛锚，机动能力就会降低。尽管如此，第一师的官兵尽量在卡车可以通过的地方曲折行驶，努力使卡车具有和装甲车一样的路外机动能力。
中国陆军提供了二百辆左右的坦克，数量少得可怜，而且是旧的Ｔ59和Ｔ62轻型坦克。从冲绳来的自卫队员，几乎没有人坐过坦克。因为在冲绳没有部署过坦克部队。坦克乘员的训练由中国教官负责。训练非常紧张。不可思议的是，在驾驶坦克方面，那些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反而此以前当过自卫队员的人掌握得快。他们差不多全有汽车驾驶执照，很会开汽车。对机械也熟悉。
“开坦克比想的要容易。坐在里头就象坐船一祥。”
年轻的日本坦克兵这么说。茅野将军听到他们这么说，切实地感到编制部队的工作正在走上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流亡政府的财政委员寺岛谦一，为了筹措日本解放委员会的财政费用而绞尽脑汁。对于也可以称为流亡政府的大藏大臣的专岛来说，唯一的财政收入是外国的援助。流亡政府本身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几乎也没有人有达到纳税程度的收入。
幸而，若干国家已经在外交上承认流亡政府，表示要给予援助。这些国家是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外交委员关川卓的努力有了成果。
关川秘密地乘飞机从上海经过菲律宾、夏威夷访问了华盛顿，这时，美国国务院的反应，使他抱有一线希望。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扎布洛基和关川是老朋友，他说：“美国已宣布对中苏战争保持中立，承认已经社会主义化了的日本人民政府。因此，不能公开承认并援助设在上海的日本流亡政府。但是，对于美国民间团休与个人对贵流亡政府的援助，美国政府不打算设置任何障碍。”
关川感到，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也会公开承认流亡政府的，于是便启程回上海了。
流亡政府成立大约一年以后，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的训练工作也大体接近完成，比预定提前近半年，这是由于全师官兵热情盼望解放日本和中国方面给予恰当支援的缘故。
“地面作战训练已大体告一段落。接着该搞搞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了。”
这是原田师长大胆作出的决定。其背后有着这样坚强决心：为了解放日本这个岛国，一定要培养出能够登陆作战的师。
第一师的三个团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三团被选为演习时的登陆部队，剩下的那两个团部署在海岸，作为防御部队。
第三团的大约两千五百名官兵和师直属的大约一百辆坦克，从驻地奉贤往南移动约十公里，到达了海岸线。就是拓林镇的附近。中国方面准备好的许多小型登陆艇早就等在那里了。第三团在拓林上船之后，从杭州湾南下，向着对岸镇海以西的海岸线前进。
十六世纪后年叶，这附近的海岸地区曾经遭到曰本海盗倭寇的践踏。翻开历史可以知道，一五四七年，随着当时的掌权者大内氏的灭亡，在那以前室町幕府一直允许的贸易检查制度被废除了。因而，当时的贸易业者大搞走私，不久便武装起来搞海盗活动。倭寇的根据地设在日本的壹歧、对马、长门和獭户内等西部各地，不过，中国沿岸也有过倭寇的前哨根据地。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波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日本解放军第三团登陆的目标--镇海，就在宁波以东仅二十公里的地方。在中国的支援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日本解放军，现在在过去自本海盗曾横行的地方，展开了也可以说是最后训练的登陆演习。
在镇海西方的海岸上，已经有两个团等候在那里。他们是进行陆地行军，经过杭州到达当地担当防御海岸任务的。中国空军也从空中支援登陆作战。实战般的激烈的攻防战一直在继续，安放在岸边的炸药一个接一个地爆炸，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就在此时，载着第三团官兵的近一百五十艘登陆艇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开抵海岸。登陆艇里面涌出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
因为是实弹演习，所以也出现了死伤人员。地面的防御部队中，有的部队搞错了预定部署的地区，因而造成有的青年遭到实弹炮击，未看到日本解放就“战死”了。
主席大岛站在离海岸线数公里远的后方的高台上观战，他见到如此激烈的登陆演习，心情激动，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日本解放军也总算培养到这种程度了。”尽管如此，但当他听到在这次演习中有将近十人死去的时候，便皱起了双眉，说：“是不是演习太猛烈了，否则不会死人的。”
茅野将军以少有的坦率态度回答说：
“在短时期内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得不多少作出些牺牲。如果在自卫队的时候，我可能立即被撤职。”他的心情是，留在日本的家属在人民政府控制下，不知道会道什么灾殃呢！在演习中死去的近十名日本士兵中，有三人是带着家属来上海的。但是，他们的家属中没有一个人向解放委员会提出抗议。
在演习中死去的某位日本青年的父亲，在周家镇的日本人街上一面流泪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我一想到儿子是第一个战死，成了日本解放的柱石，就心甘情愿了。”
死者的墓很简单，就建在周家镇南头一个无名山丘上，用中国产的花岗岩刻成的墓碑，朝着东方，可以隔着东支那海，永远望着日本列岛的方向。
二、日本人集结上海
第一机械化步兵师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演习，证明了它所具有的能力，这使大岛感到很高兴。但是，却也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他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使用这个师。
忽然有一种担心爬上了他的心头。他想：“搞不好，解放日本的时机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个师也好，住在上海日本人街的许多日本人也好，也许会永久默默无闻。”但是，他一想到“不能气馁，如果没有时机，我们可以创造。”消沉的情绪又重新振作起来。
军事委员茅野对日本解放委员会有了第一个师感到满意。但是，对师的兵员不足却毫无办法。“光是一个师解放不了日本，至少需要有十个师。苏联军队有四个师驻扎在日本。”
虽说得到了中国的全面援助，然而作为流亡他国的政府要拥有十个师的兵力，这本来是难以办到的事，但是，也不能断定完全不能办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置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的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国流亡政府，在美、英的支援下，就破天荒地建立了流亡政府的庞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为了在解放欧洲战争中，把法国从德国的手中夺回来。据戴高乐将军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备忘录（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目写），戴高乐的兵力情况如下，
一、陆军兵力：七个步兵师、四个坦克师；
二、空军兵力：三十个航空大队（十六个战斗机大队、九个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大队、四个巡逻机大队）；
三、海军兵力：战斗舰艇二十七万一千吨（一百零四艘），辅助舰艇四万七千吨，总计三十一万八千吨。
戴高乐将军计划让大部分陆军部队在面向意大利半岛及地中海的法国南部登陆，和德军作战。因为那里离根据地阿尔及利亚近，便于运输。但是，戴高乐将军考虑，法国流亡政府的军事力量，至少应该有两个装甲师和七个航空大队参加戴高乐将军最希望展开的法国北部的战斗（解放巴黎的战斗）。而实际上，只有第二装甲师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利亚主持流亡政府的那个时代，拥有十一个师之多。至于海空军，戴高乐流亡政府所拥有的力量比自卫队被消灭前那个时代还要多。”
这虽然发生在战争中，但是主席大岛和军事委员茅野对戴高乐流亡政府拥有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真是惊叹不已。“怎样才能建成拥有十个师的巨大兵力？而且，海空军怎么搞？可以说简直一点基础也没有。”
大岛感到非常苦恼。尽管如此，解放委员会还是同意了军事委员茅野的建议，决定暂且争取编制五个师。
解放委员会还决定以在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经过训练的官兵为主体，重新组成四个师。至于海军力量，解放委员会起初就放弃了要拥有现代化的导弹舰艇等的念头。而是要集中建立一支更有实用价值的部队，即培养一支扫雷部队，以便在对日本列岛发起登陆作战时清除敷设在海岸的机雷。因为这样既不用花费很多的资金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关于建设空军力量问题，上海流亡政府也选用了极其实际的办法。这也是茅野的建议。
“我们解决不了拥有最新型喷气式战斗机和培养驾驶员的问题。中国也没有提供那种援助的余力。而且，苏军攻进日本时，曾经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航空自卫队的战斗部队。新的防空部队应该以对空导弹为中心进行组织。”
解放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这种方法既省钱又实际。中国方面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向我们提供了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一个大队需要的对空导弹器材（雷达、计算机、射击控制装置、导弹发射装置和导弹弹体等），作为训练使用。茅野感到总算松了一口气。
大岛在解放委员会每周一次定期的最高会议上，毅然把心里话通通说了出来。他说：“就我们单独一个流亡政府，是打不赢解放日本的战争的。为保卫首都而战的中国，恐怕也没有那种余力。归根到底，只有把美国拉进来。怎样做，才能把认定在中苏战争中采取中立的美国投入解放日本的战争呢？”
上海流亡政府最大的问题和苦恼就在这里。
第一师长原田以军人特有的坦率态度说：“期待于美军的事情多得很。如日本解放军从中国到达日本列岛的海上运输和途中的护卫，在登陆作战时从空中进行支援，以及旨在阻止苏联远东军队介入而展开牵制作战等等。关于牵制作战，例如美军在堪察加半岛以至千岛列岛登陆，这是最理想的。”
但是，如何把美国拉进解放日本的战争呢？这也可以说是使美国发动牵制作战前必须解决的前提条件。对此，没有想出妙法。最后解放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是等待时机。
“我们决不能穿着苏联军队的制服，对设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发起奇袭。第二个珍珠港好象还没有形成呢。”
大岛半开玩笑的这番话，使解放委员会每个人的脸上重新出现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构成日本解放军主力的陆军五个师，在中国提供半新半旧的武器之后，聚精会神地开始编制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苦恼，这就是缺少经过训练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另外，总的说来，具有可以当兵的素质的日本青年，也不可能充分集结到上海的流亡政府这里来。日本失败之前，来到中国的日本商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上，当兵，年龄就太大了。
后来让作为义勇兵参加过中国民兵的日本青年转成日本解放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的不足。可是，还是不够。组成五个师需要近七万名青年，除了三万名义勇兵出身的人，还缺少约四万名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戴高乐流亡政府，在北非组成的十一个师的兵员是怎样招募的呢？有一万两千名法国青年从法国国内出逃，经过西班牙到达阿尔及利亚；另外，从地中海的法国领地科西嘉岛来了一万三千名法国年轻人；再就是戴高乐流亡政府可以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岛等地随便挑选当地人。法国殖民地对戴高乐来说是最大的兵员供应地。
但是，现在以大岛为首的上海的日本流亡政府所具备的条件，和当时戴高乐将军的条件截然不同，此它远为恶劣。
“日本既没有殖民地，也不与陆地接壤，怎样才能把解放军编制所需要的年轻人招募来呢？”
这是以大岛和茅野为首的解放委员会的共同苦恼。
但是，不久便出现了一种可能性，使解放军编制工作逐渐完成。事情是这样的，活跃在海外的日本年轻人，听到祖国遭到失败和在上海设立流亡政府的消息，为了参加解放委员会，陆续云集中国。
从高度增长时期到稳定增长时期这个期间，日本许多年轻人前往海外。出国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例如留学、旅游、做买卖、学习技术、甚至还有人是为了避难等等，真是五花八门。
这些年轻人出国以前，几乎都是毫不关心国家的，可是到外面一看，不管是否愿意，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这是因为从外面得到了重新看日本的良好机会，外国人也只能以所谓的日本人的眼光看。他们好象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背后有一面无形的日本国旗。
那些日本青年中，有一个人叫山村后介，简直象个嘻皮士。
他在大学留级两年以后，再也不愿找职员的工作，拿着在半工半读时储存的钱，试行骑自行车横越澳大利亚大陆。他的动机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力量的限度。他打算从澳大利亚东南岸的墨尔本骑到面向印度洋的柏思，行程大约四千公里。他骑自行车经过炎热的维多利亚大沙漠时，携带的手提收音机，传出了苏军占领日本和上海流亡政府成立的消息。那时，就决心把自己的命运与流亡政府连在一起。他用手头上所有的钱买票坐上了货船，好不容易才到达上海。
松冈贤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和五个朋友一起，在纽约开了一家日本餐厅，还是满兴旺的。
他有一句口头禅：“到了外国，不知不觉地成了爱国者，真是奇怪。”他一听到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的消息，便把店铺转卖给别人，和五个日本朋友一起乘飞机到了中国。并当即要求面见茅野，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
此外，在印度尼西亚传授种稻技术的农业技术员和在阿根廷指导安装制材设备的工程师也要本参加解放军。在另外的地方，日本投降苏联时，为了攀登喜马拉雅山正在尼泊尔等待时机的学生登山队的成员也不再回日本，而要求去中国参加和协助上海的流亡政府。这些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事例。
自流亡政府下决心组织五个师以来，不到半年，三万多日本年轻人便从世界各地云集到中国。解放委员会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估计错了。
大岛以多少带有啼笑皆非的心情嘟哝着：“日本有这么多年轻人活跃在海外，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都变成了爱国者，提出要参加日本解放事业。是否应该说，这是日本的高度增长留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
“但是，如果日本政治家不是那样无能，日本恐怕也不会丧失独立，活跃在海外的许多日本青年也不致于改变人生的道路。”他既感到愤怒，又觉得有一种同情心。
由于侨居海外的日本青年陆续结集到中国来，解放军人员的不足问题总算出现了解决的希望。
茅野一直在想：“不过，缺乏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军队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依然很严重。”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日本获得人材。当然，亲苏派的日本人民政府是不会同意这种事情的。只有让他们脱离日本，带往上海，别无他途。
为了获得日本解放军需要的人材和在国内组织情报网，决定派出秘密联络员。为此，挑选了一位名叫加纳毅的入，他过去曾在原冲绳陆上自卫队旅部任作战参谋。在上海，他成了茅野的亲信，成天忙于编制和训练五个师。
茅野说：“在日本如果找到合适的人，就让他们坐上渔船，从地方港口进出来。只要到了冲绳就好办了。用报话机联络有被人窃听会的危险，所以决定除紧急时候以外，一般不使用报话机进行联络。”
加纳首先飞往冲绳。这里在苏联占领日本的同时又回到美军控制下了。从那里改坐渔船，在四国土佐湾登陆。他从逃离日本的人那里听说这一带海岸戒备不严。他最初见到的一个人叫西村武男，家住和歌山县海南市。他是加纳在干部学校（旧陆军大学）时的教官。
西村在建立日本人民政府当时，任香川县善通寺的团长。随着自卫队的编制改成苏联式军队，他感到讨厌辞职不干，在海南市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加纳的突然来访，使这位原来的团长西村吃了一惊。不过，西村立即答应参加正在上海组织的日本解放军。
“能够参加解放日本的战争，从过去的职业军人来讲，那是光荣的事情。即便战死，也比这样当杂货店老板无声无息下去强。”
加纳听了曾被称为作战之神、享有盛名的团长西村说的这番话，觉得自己没有白白潜入日本。自那以后不久，西村就对邻居说“买卖不太如意”，收拾家当连同家属一起搬到了高知县安全市，是为了秘密乘渔船出国。
接着，加纳会晤了前驻莫斯科武宫风间治彦。这个人在中苏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月还在莫斯科工作，很熟悉苏联军队的内部情况，无疑是日本解放战争极其需要的人材。风间也对人民政府的成立感到不快，辞去了自卫队职务。俩人信步来到大皈市的主要街道--御堂筋马路的人行道上，交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上海已建立了流亡政府。日本解放军的实力程度如何？流亡政府打算何时、等到什么样的机会才真正解放日本呢？”
风间接二连三地询问加纳，使加纳简直没法一次回答完。加纳对他提出的问题陆续地作了解释。加纳说：流亡政府解放日本的意志是坚定的，而且必要的军事力量的编制已稳步地纳入了轨道，中国政府大力支援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使美国卷入日本解放战争，不，卷入中苏战争的时机的到来。御堂筋马路人行道上很杂乱，这对并肩边走边说的这俩个入来说，倒成了适宜的秘密的屏障。
加纳继续对寡言默语的风间说：“请你一定把你在莫斯科工作的三年期间所得到的有关苏联的军事原则、实战战术、武器性能、官兵的能力与素质等等知识和经验用来为流亡政府服务。”
加纳几乎是以哀求的口吻说的。
“本人还有家属，请让我考虑两天吧。两天后再到你的住处回答你”加纳听了风间这番话，便在彻堂筋马路和他分手了。
想不到分手后不到几分钟，就有两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家伙挡住加纳的去路。
“是公安部队的家伙。目的大概是要弄清我的来历”。加纳表面上竭力装得很冷静。
站在右侧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好象是上级，他不客气地说：“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加纳出示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伪造的身份证，上面泻着：佐佐木春雄。住址：高知县高知市。职业：修理电气业。还贴着加纳的照片。这两个公安部队的官兵，往这张身份证瞅了一、二分钟，看看加纳的脸，又看看照片，没有查出什么破绽，便走开了。
两天后，风间来到加纳投宿的大阪市堂岛饭店。他没有用电话联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被人窃听去的。这俩人一齐走出饭店，在中之岛公园边走边谈。风间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我把生命交给流亡政府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想带着家属一起走，因为留下他们，不知道会受什么罪。”
加纳搜罗人材，主要是以退伍自卫官为对象进行的。因为一方面知道脾气，再者也不属人民军成员，所以即使突然失踪了，也不必担心马上会引起人们怀疑。
加纳除了找到这两个人之外，为找到日本解放军中缺少的技术人员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弄到的通讯、对空导弹操作人员、电子战技术员等等，多得数不清。他不仅到过关西，还到过名古屋、东京以及东北地区，拜访了过去的老朋友、前辈和部下等，悄悄地劝他们参加流亡政府。
取得的效果，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料。仅最初的一个月，就有近二百人答应参加流亡政府。
“怎样才能把这么多希望参加流亡政府的人平安无事地运到上海呢？看来，一、两艘渔船是不够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为加纳消除这种担心的人，名叫由木源造。他原来在高知县经营渔业，至今仍然掌握着已经公社化了的渔业工会的实权。他设法使希望坐船去中国的人都装成渔民，陆续将他们从上位渔港送出去。回来时，在冲绳装上鱼，装成象是在海上捕的鱼。他在回日本的途中，还让日本解放委员会游击队的重要人员坐上他的船。这些人带着假的船员手册和身份证，一到上佐渔港，便分散去东京、名古屋、大皈等主要城市。目的是要搜集苏联驻日部队的情报和为将来解放日本战争开始时建立游击队活动的据点。
加纳为了搜罗为流亡政府服务的人材和组织日本国内的秘密组织，决定继续留在日本。也可以说他是日本解放委员会派在祖国的影子大使。
加纳一直对部下说：“不久的将来，迎接日本解放军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搬运武器、建立情报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工作不能放松。”
他自己也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走，忙个不休。由于可以说是日本人民政府的警卫队的公安部队尚未建成全国联络网和具有伪造得完善的身份证，他的身份没有暴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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