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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八年的春天，地球上是一片凄凉可怖的景象。
华北平原残雪退净时，竟没有报春花开。四月，布谷鸟仍然沉默着。只有从塞上袭入的阵阵冷风，和北上的暖湿气团交锋，在了无生机的坦荡原野上化成春雨，滋润着没有绿色的土地。老农民肖沛纶望着村头百年老榆树光秃秃的枝干，长叹了一口气。还有什么比春天不能播种更使人焦灼的呢?
五十二岁的肖沛纶响应了国家号召，在大片庄稼染病枯死时清点了一下家里的存粮。在留下了他们老俩口、儿子、孙女一年的口粮后，他把其余的粮食装到农用小卡车上交给了国家。早在共产主义刚刚在中国兴起时，中国的农民就习惯于和共产党共命运。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象信奉宗祖神社一样信赖国家。肖沛纶记得当时他对收购人员说：“俺这点粮食交给政府吧。少了点，真不好意思。盼着能在明年开春前政府想出办法来。再迟，这日子就紧了。”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地里没有野菜，树上没有榆钱，猪、鸡、奶牛、鹌鹑、兔子都陆续杀光了。除了小孙女外，大人们都在省着吃。村里其他人也如此。经过严格消毒的大温室还在生产蛋白菌、藻类和少量蔬菜。它们被烘干、磨碎后制成人造面粉和人造肉。老肖的孙女常指着一袋袋面粉喊：“我要吃，我要吃。”
是啊，饥饿会造成强烈的心理效果，使人觉得能吞得下一桌酒席。心理的饥饿比生理的饥饿更难熬。老肖想抽支树叶代用品卷烟，可忽然他记起连那也不多了。他搓搓手踱踱步，百无聊赖。他去开电视，想听听河北梆子演员冯秀玉又有什么新唱段，突然接到了公社的电话。电话让他开上卡车去公社，干什么可没说。
“娃他妈”，老肖不顾老婆反对，关上电视机，“你在家收拾收拾，兴许是政府又发救济粮了。”
权力是一个舞台，又是一种精神负荷。杨恒珏刚开完一个国务院的谘询会议，就驱车赶往西山某地的一个化工厂。
试想想，如果六亿人的吃饭问题都集中到那些决策者身上，这担子会多重！
杨恒珏知道：粮食储备比预期中消耗得快，各种代用品产量增产得慢。八个月来，危机四起。四川资阳发生了浮肿；山东德州的粮食消耗失去控制；中国儿童福利会的调查报告说三分之一的少年儿童，口粮低于规定热值，发展下去，整整一代人会因营养不良产生体力和智力的退化和畸形；公安部称，大批暂时没有工作的城市居民涌入乡下，利用集资和入股的方式开办蛋白工厂，在原料和土地问题上与农民发生磨擦。另外，抢劫案发案率上升。
副总理的车掠过一排排没有树叶的干稍林。它们疏疏落落，其中不少已被砍伐，放到家里去培养不需要光合作用的蘑菇和其他菌类。木材水解生成的糖要比用同样多的木材生产蘑菇所带来的热量多。但人们饥不择食，宁肯在自己的暖房里弄点吃的，也不寄希望于经过电脑计算分配下来的一点配给食品。杨恒珏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雪崩般的混乱。相比之下，中国形势平静得象世外桃源呢！她在感谢人民之余，庆幸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战略效果。
人民忍受着苦难，他们把命运交给了祖国，也交给了她这样点被称为“领导人”的人。一想到这点，她心头隐隐作痛。她每天都收到几百封信和几十次电话，向她提出各种建议和设想。有人言词激昂慷慨，也有人分析中肯入微，有孩子们的天真，也有老年人的持重。一切的一切，凝聚成一个词：希望。她真想让车再快些。
化工厂座落在两条呈“L”形的山谷间，离著名的燕山煤化总公司约四十公里。压力管线把它和燕山厂联起来。工厂里很安静，只有严肃认真的工人和咝咝响的保温蒸气声，表示它正在运行。
工厂经理沈远帆陪杨恒珏视察生产。他们在一座座合成塔、管线、压力釜和压缩机间穿行。生产流程是新的，而且很复杂。控制室中红灯常常报警，紧急阀门也时时排出或是异香或是恶臭的气体。厂区北角还有一座中间试验工厂。
由于时间紧迫，中试厂还在调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程图和各项参数。
杨恒珏消瘦，干练，善于从小的苗头中发现大的远景。
她一边向沈远帆了解数据，一边在拍纸簿上写着算着。谷风掀动着她的纱巾，沙尘蒙在她操劳过度而疲惫的脸上。沈远帆把她让到一间休息室，不容分说地拿出自己珍藏的茶叶给她泡上，劝副总理休息一下。杨恒珏不同意，对经理摆摆手：“最终产品的效果试验过吗?”
“试过了。很有效。”
副总理绷得很紧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沈经理，许多象你们一样的厂子都在加班加点，工人们辛苦了。”
成品库设在山洞里，有厚重的钢门和恒温恒湿设备。荧光灯亮了，照耀着一排排货架上的钢筒。它们活象飞机用的航空炸弹，圆滚滚的，映着森森荧光。每个钢筒上都用白漆喷着：“小心！勿震！AT-P-V-0LC”
“就是它们了。”沈经理指着白漆字母。“每一个钢筒重二百五十公斤，三十五个大气压。所含的气溶胶物质可以航空喷施二百公顷农田。它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罗马科学讨论会上确定的蛋白质结构图和DNA模板，对外星人所使用的感染性极强的P-病毒有良好的中和效果，残效期半年。在这期间，一切短生长期农作物、植物，将能健康成长，无与为患。”
他把那么伟大的成功说得如此平淡而缺少诗意。一个经理的头脑想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少的人工，生产出市场上最需要的高质量产品。他全部思维的核心即在于此。
“每一枚‘炸弹’(他用了工人们对钢筒的称呼)的价值是七百一十元，三个月后降到五百五十元。一年后……”
沈经理心算了一下“应该能达到三百元。”
“等不到一年了。”副总理说。
“为什么?”经理还没有转过弯。
“也许就要换成新的产品。哦，不过，沈经理”，女副总理握住他的手，感情冲动地说：“谢谢您了。让我先代表人民，也许还有无法说话的庄稼和植物、鸟兽和昆虫，衷心地感谢你们。”她的眼里闪着泪花，声音发抖。她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你们拯救了大家。”
威特曼先生的神经快崩溃了。他和小组的一群人东奔西忙，穷于应付，撞得焦头烂额。
西方社会自称为“开放的自由社会”。实际上，根据二十世纪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家亨利·艾伯斯博士的社会模型，它是一种复杂多元的半闭环结构。它的基础在于消费。
它把计划经济的大闭环变成每个产业、商业和银行系统的半闭环快速反馈。在这种社会中，流行的时尚、个人情绪和投机都能左右物质的生产和流通。
本来，按西方各国的人口、技术能力和社会财富来讲，它们拥有的谷物和食品，足够吃上一年。但是象当年的石油危机和美元贬值、金价狂涨一样，粮食商人、中间人和投机者，利用民众情绪大肆渲染，引起破坏性的粮食屯集和中产阶级的恐慌。政府屡次干预均告失败。由于跨国公司和金融界的幕后操纵，法律形同废纸，军队被收买，救济食品被黑社会中饱私囊。威特曼的D-1小组好不容易熬过冬天，在复活节前夕终于撑不住了。
人们对D-1的态度，由信任转到动摇、怀疑，再转到诅咒和谩骂。《法兰克福邮报》在一封署名的读者来信里写到：“人们在领取配给的四百克面包和一个咸鱼头时，不禁在问：那么多粮食都让D-1搞到哪里去了?……一位绅士在威斯巴登的一次化妆舞会上，认出了一位D-1小组的人。
舞会当场供应嫩小牛肉、龙虾和好酒，卷心菜、水果，点心也很充足。当然，入场券的价值是高得惊人的。”
《法兰克福邮报》的头一开，信任危机的闸门就关不住了。报纸、杂志、电视台都把采访D-1内幕当成头号新闻，往往不惜派出精兵强将。挨饿的人群也把D-1当出气筒。德国政府全盘衡量得失后，决定成立另一个秘密机构，把D-1则当成替罪羊。泼水般的攻击指向威特曼，他不得不宣布辞职。一时间，人们对D-1的注意甚至转移了对饥饿本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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