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新理论

明末（17世纪中叶）集瘟疫学说大成的吴又可，他突破《内经》、《伤寒论》等书关于瘟疫流行、治疗的理论，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写出了有不同见解的《温疫论》（这里的“温”字和现在的“瘟”字意义相同），这本书我国杰出的流行病学专著，给流行病防治理论和建立中医瘟病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又可名有性，明朝末年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当时，由于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崇须十四年（公元1461年），瘟疫流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今河北、江苏两省）流行更为严重。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他自己便总结同瘟疫作斗争的经验，“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方”，经二年时间，写成《瘟疫论》二卷。这是他勇于创新的胜利成果。 　　在吴又可之前，一般医家都认为瘟疫（热性传染）是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和引起来的。如《内经》《生气通天论》篇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吴又可却根据崇颂十四年大疫流行中自己的医疗经验，突破千余年来的传统观念，创立新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及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瘟疫这种病发生的原因，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湿，而是感染天地间另一种“异气”发生的）。他把这种引起瘟疫的异气叫做杂气。并且肯定它是一种物质，如他说：“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但是，这种物质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不能直接察觉到的。而且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人们感染后，就因气不同而得不同的疾病。如他说：“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其着无时，其看无方，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更重要的是他对杂气特性的论述。第一，他认为杂气多种多样，而且有特异性。他说：“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第二，他认为杂气有特适性。他说：“盖当其特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也是对病原各有特殊致病部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已为现代医学事实所证实。如伤寒菌寄居在肠道，引起肠伤寒；流感病毒寄居在呼吸道，引起流行性感冒等。第三，他认为杂气侵入的门户是口鼻。他说：“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第四，他认为人感染杂气后，发病与否，同杂气之强弱及人体抵抗力之大小有关。他说：“本气（抗病力）充实，邪不能入。……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第五，他认为杂气有传染性。他说：“邪之着人，有自天受之 （从自然界感染）。有传染受之（人间传染）……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吴又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如上各种正确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细菌、病毒大量发现，欧美医学才有关于流行过程的完整概念。而在300多年前，祖国医学界吴又可就提出了较完整的流行过程（相当于祖国医学中的“疫”）的概念。他说：“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 （所以叫做疫，就因为它挨门逐户地传播，像古代派劳役一样，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此概念的含义有二：一是一户之内或户与户之间杂气传播而成疫；二是如同封建社会里服劳役，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无免疫力者都可得病。 　　现代流行病学按流行强度将流行过程分为“散发”与“流行”。而早在300多年前，吴氏就按杂气盛衰将疫分为两类：（1）疫（相当于流行）——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此时行疫气”；（2）微疫（相当于散发）——“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 　　现代流行病学将传染病分为烈性或甲类传染病和一般或乙类传染病。吴氏在当时就按疫对人体之危害性将它分为二类：（1）常疫——相当于现代乙类传染病之流行；（2）厉疫——相当于现代甲类传染病之流行。如他说：“至于瓜瓤温、疙瘩温，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百十年来间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在流行病治疗方面，吴氏特别强调病因疗法。他说：“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 （由于感染邪气而发热，只要治理邪气，虽不治热，热也会自然下降。邪气和发热的关系，就好像形体和影子互相依存的关系，形体没有了，影子就不能独自存在了）他还进一步设想，致病杂气可用特效药制服它。他说：“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感受物质化生的邪气而生病，还要用物质化生的正气去治疗。知道用化生正气的物质可以制服邪气的道理，那么，一种病只用一种合适的药物，就可以治好，用不着君臣佐使地配置、加减药物那样烦劳了）他这一大胆设想，已为现代医学中很多实例所证明。如锑剂治日本血吸虫病，磺胺、抗生素治各种炎症等。 　　总之，吴又可在17世纪上半叶所著之《瘟疫论》中能大胆革新，提出上述一系列科学认识，确是很宝贵的。这和他善于总结医疗经验，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是清代的医生。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西洋科学文化不断输入，我国的科学文化因之起了一定的变化，不少科学家一面继承我国的传统科学，一面吸收外来的科学成果，而有新的成就。在医学方面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医以解剖生理为基础，对于中医也是有影响的。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本来早就创造了解剖学，例如《内经》、《难经》等早期医学著作中，就有很多关于人体解剖的论述。此后历代医书中，也都有零星的记载。但因为传统礼教把人体解剖视为大逆不道，《孝经》一开头便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一根毛发都不许动，当然更不允许进行人体解剖了。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富有创新精神的王清任，勇敢地冲破了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坚持同传统势力作斗争。他认为在祖国医学上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光辉成就，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圣经”。他指出古医书对脏腑的记载，存在很多矛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例如，古人论肾，说肾有两个，中间动气地方是命门，但又说左肾是肾，右肾是命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左右肾本来就是相同的东西，在这里却两立其名，这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王清任认为，所以存在这些矛盾和错误，就是由于缺少解剖实践的缘故。他反对不做实际调查研究，不明人体内脏的真实情况，就随便著书立说。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痴人说梦。”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为了认清人体的内脏，王清任渴望能进行人体解剖的观察。在当时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的形势下，想搞到一具人的尸体在室内进行解剖研究是极为困难的。但他并未因此而灰心，总想找到实际考察人体内脏的机会，立志把做为医学基础的解剖学推向前进。1797年，王清任正在河北滦县稻田镇行医。那里正流行着小儿传染病，死亡率很高，穷苦人家多用草席裹着小孩尸体，很浅地埋于义家内。尸体多半被野狗刨了出来，因此在义冢上露于土外边的破腹露脏的尸体很多。一直渴望能亲自观察人体内脏的王清任，借此机会，便下定决心冒着风险到义冢去解剖观察尸体。尸体大都被狗抓得残缺不全，要想观察到一个完整的尸体很不容易。为了尽可能观察的全面，他将残缺不全的尸体对照着观察。这样，他不辞辛苦地坚持观察了十天，终于看全了30多个尸体的内脏。此后，他又在奉天（今沈阳）和北京三次去刑场观察尸体。为了对照了解人体的构造，他还考察了许多家畜的内脏。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是我国解部学史上第一次大胆的创新，这种实践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冲击。通过解剖实践，他纠正了古人对人体构造的许多错误认识。根据解剖观察及行医经验，他写成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解剖学专著——《医林改错》，对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清任在他的《医林改错》中，强调了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对传统的谬论——谈道德，言理性，大讲灵机在心——严加驳斥。指出他们 　　“其言仿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传统势力的虚伪欺骗。他还无情地嘲笑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的无知妄论，批判了传统势力在医学中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比如他指出那种认为胎儿在母腹，几月由肝经养，几月由胆经养之类的传统看法，完全是主观臆测，“实在无情无理”。他说：“儿在母腹，全赖母血而成，一言事了，何必图取虚名，故作欺人之论？”他还正确地指明了区分胸腔和腹腔的分界物——横隔膜，在横隔膜之上只有心和肺两器官，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膈膜之下；他指出肺有五叶而不是“六叶二孔”，肺中也没有二十四孔，纠正了古人认为气管是直接插入心脏的错误；指出“阑门”不是分清浊，分粪尿之处。同时他还详细地记述了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股动脉、肾动脉，并发现了幽门括约肌、总输胆管等。根据对人体解剖观察，他还绘制了25种脏腑图，连同古人画错的内脏图一起收入 《医林改错》中，以作比较，改正传统的错误认识。 　　王清任做解剖观察是为医疗服务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先了解人体内脏。他形象地说：医生治病，不了解人体内脏，就好比瞎子走路。他试图将医学理论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这种想法是科学的，方向是正确的。现代医学的发展，首先就是来自解剖学的革新。没有现代解剖学就没有现代生理学、病理学等等，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现代医学。在《医林改错》中，王清任根据人体解剖理解的气血理论，列举了20种气虚病和50种血瘀症，还自创方剂31个，修改古人妇产方两个，立方的主导思想是逐瘀活血和补气活血。据后人经验，其中不少方剂，对某些病，确有很好的疗效。 　　王清任这种敢于大胆创新的精神，使一些庸医们惊恐不安。他们对王清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骂他“不仁”，是“狂徒”、“邪人”。说他是教人在尸骨堆里和杀人场上学医道，诬蔑《医林改错》是“无知妄作”。然而真理是骂不倒的，进步的医学家是拥护王清任的创新精神的，他们把《医林改错》比作“清夜鸣钟，唤醒了沉睡的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