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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话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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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自然和科学技术条件综合作用下的生产活动。各国农业有不同的背景和发展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人民回溯、总结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农业技术经验时，创用了“精耕细作”这一词汇。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精耕细作”，对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特点来说，是一个精辟的概括和总结，它也给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国农业活动最早见于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但是农业科学作为一门学问发展起来，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在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里面，有《任地》、《辩士》、《审时》等篇。这几篇著作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特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力作用，发掘土地增产潜力，称得上是我国精耕细作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端。
这一发端在漫长的年代里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
古代农民很早就注意到“土宜”，对土壤逐步加深了认识。大约写成于战国时期的《禹贡》里面，列举了当时九州的各种类型的土壤和主要农作物。书中把雍州（今陕西、甘肃一带）的土壤叫做“黄壤”，就是黄土层；把扬州 （今长江下游）、荆州（今长江中游）的土壤叫做“涂泥”，因为那一带当时大然沼泽很多，开垦出来是低湿田地；把青州（今山东东部）的土壤叫做“海滨广斥”，所指大概是海滨地区的盐渍土。这都同实际情况相符合。书中为种种不同的土壤”、“垆”、“涂泥”、“斥”等名称，并且把“壤”又分成白壤和黄壤等等。不少土壤名称到现在仍然为广人群众所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里面，有一篇《地员》，可说是讲土壤的一部专著。它把土壤分类同地下水位高低以及宜于何种作物和植物都联系了起来。它把九州的土壤，就它们的肥沃程度，区分上、中、下三级，每级都包括六种，一共是十八种。这种分辨土壤、因土种植的传统经验，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成书的《王祯农书·地利篇》中说：“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之殊。”这讲明南北不同纬度、日照、气温以及不同土质、东西不同海拔高度、干湿寒暖，各有所宜种植的作物。
我国古代就有强土和弱土、轻土和重土、紧土和缓土、肥土和瘠土、燥土和湿土、生土和熟土、寒土和暖土等分法。种种性质不同的土壤，如果不合用的话，人们都可以设法加以改良，使它适于作物的生长。《吕氏春秋·任地篇》就讲，要使坚硬的土变得松软些，要使松散的土变得坚实些；要使贫瘠的土壤沃些，但是又不让土壤过肥。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里面还记载了“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的办法；过于坚硬的土壤（强土），可以在开春的时候犁过，然后再耙，等上面草长起来，再翻一遍，下过小雨之后，又再犁过使土里不见硬块为止，这样使强土弱化。过于松散的土壤（弱土），要在杏树一开花的时候就犁，杏花落的时候再犁一遍，每犁一次就压一次，等上面草长起来，再犁，再压：更松的就叫牛羊在上面践踏，这样使土壤变得坚实一些。这种适时精细耕作的改土效果很明显，古农书上曾有“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的称誉。十二世纪南宋《陈敷农书》中曾指出，过肥的黑壤土也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须用“生土以解之”，用掺生土的办法，克服“苗茂而实不坚”的弊病。
战国时期，黄河下游有大片盐碱地（古称“斥卤”）不能利用，当明一个名叫史起的人，领导人们挖灌排水渠，利用漳水灌溉洗盐，使邺郡种上水稻，盐碱地长出好庄稼。当时民歌就有“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称颂（见《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篇》）。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袁黄撰写的《宝坻劝农书》里面也提到：
“濒海之地，潮水往来，淤泥常积，有咸草丛生，……其地初种水稗，斥卤即可，渐可种稻。”把大片盐碱不毛之地，通过种植耐盐植物和水利土壤改良等措施，转化成为丰田产。无疑，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改土造田方面的光辉成就之一。
在开田造地的艰巨事业中，还必须提到梯田。从什么时候起了梯田，现在说法不一。四川彭山崖墓中发现过汉代陶水田模型一方，陶水田田面呈鱼鳞状，可能就是梯田的雏型。文字上最早提到梯田名称，见于宋教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范成大（1126—1193）所写《骖鸾录》，提到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不同条件的地区，梯田的修筑形式和效果差别很大。例如西北黄土地带，主要是为着拦截水土，当地农民现在还有“水不下源、土不下坡、泥不出沟”的说法。而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结合丰富的水源条件，产生了对水土高度利用的效果。宋代朱行中有诗句：“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据方勺：《泊宅编》），很恰当地道出了水的充分利用和山地造田的情景。古代劳动人民和山争地，和水争地，丘陵山地辟梯田，洼地设“围田”、“柜田”，水边作“涂田”、“沙田”，水面弄“架田”，耕地面积不断增多。这广大肥田沃地的开辟，凝聚着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
用地养地，使地力常新壮，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我们知道，最早恢复地力的办法是所谓弃耕制。后来发展为短期弃闲。到春秋时期，仍有不易之地（连种）、一易之地（休闲一年）、再易之地（休闲二年）的区别。
据史书记载，战国初期 （公元前四世纪）魏国政治家李悝（约前455—前395年）曾经提倡“尽地力”。“尽地力”主张有倡导垦荒的含义，也有发挥土地潜力、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内容。“地力”这个农业技术常用的词汇，出现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加深，并且发展了多种技术措施，维持地力久不衰竭。
公元前一世纪初西汉时期的赵过曾提倡过“代田法”。代田法就是种植行 （垄沟）和行间（垄背）每年互换位置的种植办法。它可以使全部土地每年都得到充分利用，又可以取得地力恢复的一定效果。具体办法是把谷种播在垄沟，出来的幼苗得到垄的保护。等到苗长起来，就逐渐把垄背的土堆到沟里，壅培作物的根部，这样作物根部入土比较深，能抗风旱。代田法配合使用更巧的农具，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增产效果明显，每亩要比中等田块增产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汉书·食货志》评价“代田法”是：“用力少而得谷多”。
为适应北方旱源各种复杂地形，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时期还有“区田”的创造。开出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种植作物。《汜胜之书》里面计：“区田，不耕旁边，庶尽地力。”“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这是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精耕细作、用地养地、争取高产的办法。我国传统农学的特点是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人力作用，在地力维持方面尤其明显。公元一世纪的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曾经提出：“深耕细锄，厚地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地力好坏，影响收成显著。而精耕细作，确是积极改造自然的进取态度。
还应该提到十七世纪明代耿荫楼的《国脉民天》一书中所提倡的“亲田”。
“亲田”的特点是限地精耕，着眼于提高地力。办法是把全部耕地分做五个区，每年对其中一个区加以特别的处理，耕、耙、耱、上粪都多加几次，天旱用水浇，对这块田偏爱偏重，分五年把全部耕地轮亲一遍。在古代肥料种类少、耕具比较简单的条件下“亲田”比一般田收获“定多数倍”。
采取耕、耙、耱、压等耕作措施，精细整地，对改善土壤的水分、空气、温度、养分等状况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使植物无法吸收的养分转化为可以吸收的养分。公元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对土壤耕作技术作了科学的论述。特别对旱地耕地各项作业的密切配合，许多措施到现在仍有实际意义。书中说：“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并引农谚说：“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讲要趁土壤水分适宜的时候及时耕，由人们根据“燥湿得所”的情况具体掌握，强调关键是抓住土壤中的适量水分。《齐民要术》主张秋耕要深，深耕利于容纳水分和熟化土壤；仄耕要浅，防止跑墒。耕作要求精细，一般不扰乱土层，最好把秋深耕和压绿肥结合起来，就是所谓“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劳欲再，秋耕掩青者为上”，强调耕后必须耙耱。提出春耕随即耙耱，秋耕后待地皮发干再耢，使地表成为松土地层，保墒容易。并且引农谚警告说：“耕而不耢，不如作暴。”意思是讲，如果耕田以后不把土壤耙细，那就是糟蹋土壤。
水田耕作技术创造也是很丰富的。公元九世纪唐代陆龟蒙（？—约881）
《耒耜经》所记当时江东水田犁和近世本田犁的部件已经很接近。《陈旉农书》对南方水田耕作，就有早稻收割后耕翻晒垡、施肥、复播豆、麦、蔬菜的记载。山区高地比较冷，冬深耕，放水干田，利用冻融作用，促使土壤酥碎。水田耙在我国应用很早。广东连县发掘了西晋怀帝永嘉年间 （公元307年到313年）的一座古墓，出土黑色陶质犁田耙田模型一方，模型中间有一条田埂把耕地分成两块，一块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上有一人使牛耙田。出土犁、耙、耱图案和模型，说明在公元三四世纪，我国从北方到南方，不论是旱地还是水田，耕作家具都有了相当的进步。
除了使用肥料，我国很早就采用换茬、复种的办法来培养地力，把用地养地结合起来。《齐民要术》里面对换茬、轮作、复种技术有精辟的论述。前茬，《齐民要术》中称作“底”，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重要术语，到现在仍在广泛使用。 《齐民要术》把不同作物的前茬分为上、中、下三类。对绿肥作物的种植方法、翻压时间、肥效评定、增产效果，都详细作了说明，说
“为春谷田，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谷子换茬为防杂草。麦接黍茬或小豆接麦茬看来是为了使生长期前后衔接。种谷用瓜茬，是因为一般瓜地施肥比较多，有余力可以利用。水稻由于需水量大，地块不能倒换需要连作的时候，采用移栽的办法。稻“即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栽而薅之”。这是用移栽办法解决除稗问题。
仅从 《齐民要术》书中列举的几种作物的最适宜的茬口关系，就可以安排出十几种复种轮作方式，如谷子和绿豆、小豆，大豆和麦，等等。把豆科作物和禾谷作物、深根作物和浅根作物搭配起来，形成合理的复种、轮作制，保证主茬作物，调协不同作物的养分供应，有利于用地养地。
古代农书上曾经有“地久耕则耗”的话，耕作管理不当，会招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和地力衰竭的恶果。但是地力衰竭是否是必然的趋势呢？不是。南宋的《陈旉农书》中说：“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蔽何衰之有！”这部书中还进一步阐述耕种庄稼是“盗天地之时利”的道理，主张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这样，“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月，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这说明了合理使用可以防止地力衰竭。
我国北方春旱多风，每到播种季节，常常缺少雨水，土壤水分蒸发却很快。就在这种很不利的干旱条件下，我国从古代起，就形成和发展了一套抗旱保墒、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
古代抗旱保墒主要通过耕、耙、耱、锄等作业实现。战国时期《吕氏春秋·辩土篇》中说：“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意思是说耕地要紧的必须注意垆土，因为它失去水分变干硬就难侍弄了。《汜胜之书》里面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这一因时耕作、因土耕作、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要领，一直为后世所遵循。
采取正确耕作措施，保蓄水分，对北方旱塬说来，不只是关系到收成多少而是决定有无收成的大问题。抓紧时令，耕作技术配合得好，可以收到“一而当五”的功效；错过农时，耕耙不适，也可以遭到“五不当一”的失败。
日本学者西山武一著文说，中国北方到公元六世纪《齐民要术》问世，表明旱地农作法已经定型后，后世中外学者对这部书中旱地保墒技术十分推崇，是因为它触及到亚洲农业的精髓。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中，雨季收墒，秋季蓄墒，春季防止跑墒，播种期缺雨磁犁深耕借墒，作物生长前期锄地浅中耕保墒，遇雨水多时深中耕放墒。许多作物播种要趁墒，像谷子等耐旱作物可以“黄墒”下种。围绕着墒情创造了各种经验，称得上是灵活运用，丰富多彩。
利用各种水源条件，发展农田灌溉，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很早人们就利用流泉河溪，开凿水井，浇灌作物。西晋傅玄 （217—278）说：“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魏书·刁雍传》载有“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水次数和每次间隔的经验。
洪水有极大的破坏力，危害严重，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它的规律，化害为利，引导它灌溉农田。《汉书·沟洫志》中的“白渠歌”：“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这说的就是引洪灌溉。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凿水井田已经比较普遍。考古学证明在现在的北京和河南泌阳等地，都曾经有灌溉农田的古代水井群发现。《齐民要术·种葵篇》还有田间井群怎样布置的方案。说三十亩园田，可穿井十口，地形狭长的作一行，方形的作两三行，斜角布井妨碍耕作不好。书中还说：“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彻泽”是浇透的意思。这一记载是我国农书上最早见到的冬灌记录，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冬灌的最早记录了。
《种葵篇》中说，葵生三个叶再浇，浇水要利用早晚，中午不要浇。把一种作物的开始浇水时间，一天之内又怎样掌握，讲得详细有理。种稻就要：“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 （《齐民要术·水稻篇》）这说明不同作物有不同的灌溉技术要求，千篇一律不行。
古时稻田用水非常讲究，正如《农政全书》所讲：“稻田用水，随地随时，不拘一法，括之以两言曰，蓄与泄而已。”具体运用起来，的确是千差万别。《陈旉农书》认为南方高田，为解决用水问题，修凿水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这种水塘，旱时灌水，涝时蓄水，为的是保证丰收。
《王祯农书》把元代以前的引水、提水工具和设施作了总的叙述，并且绘有图册，包括水车、筒车、虹吸、渡槽等种种工具和设施。书中还说，由于这些东西创造出来，“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田，地上有可兴之雨。”短短几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在农田灌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
我国古代很早就十分重视施肥技术，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已经把施基肥、补追肥的经验分开来叙述。尤其引人注意的是， 《陈旉农书》记下了宋代劳动群众创造的“粪药”经验：“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把用粪比作医生看病对症下药，很简朴深刻。
我国古代利用的肥料种类多样。《诗经》里面就有锄草沤肥、使季稷繁茂生长的记载，如《周颂·良耜》：“其鎛期赵，以薅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战国时期 《荀子·富国篇》里提到：“多粪肥田，是膛夫众庶之事也。”说明那时往田里施粪肥已经是农民群众普遍做的事。稍晚些时候，
《韩非子·解志》中讲到：“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把施肥和灌水两顶技术紧密地联在一起。《汜胜之书》里谈到肥料的种类已经有蚕矢、骨汁、粪便。它明确地提出，麻高一尺的时候，可以蚕粪作追肥，没有蚕粪，用坑中腐熟过的人粪尿也好。书中还针对遇到天旱雨水少的情况，提出可用酢浆和蚕矢拌麦种，说这样能使小麦“耐旱”、“忍寒”，提高抗寒性和耐旱能力。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我国有最早种植、翻压豆科植物苕草作绿肥的记载。到公元六世纪南北期时期，又增加了旧墙土、草木灰、厩肥等等。其后，像石灰、骨灰、食盐、疏黄、石膏、卤水等，在不同地区曾经有当作肥料施用的。十七世纪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面，仅饼肥就列举了芝麻饼、棉子饼等七种。在这部书的《稻宜》一节中，载有“上性带冷浆者，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这是因地制宜、因土施肥的事例。“土性带冷浆者”，就是冷浸田或冷浆田，一般都是山区洼地，水土温度比较低，属酸性土壤。骨灰蘸秧根，是施磷肥，符合酸性土的需要。石灰淹苗足，是利用石灰中和土壤的酸性以改良土壤。这些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知本提纲》中提到，耕作施肥处理得好，可以收到“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的功效。书中再三强调粪壤的好处，认为合理施用肥料，“田得膏润而生息，变臭为奇，化恶为美，丝谷倍收，蔬果倍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这种“变臭为奇、化恶为美”的积极改造自然的光辉思想，在南方水田区的耕种技术中也早有论述。明代 《沈氏农书》中就有这样一段：“种田地力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不种田地力最省，然必至化有用为无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人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
《陈旉农书》所载“用粪犹用药”这种宝贵经验，后来更有发展。十八世纪清代《知本提纲》讲施肥“实有时宜、土宜、物宜之分”，“寒热不同，各应其候”，“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并着重指出：“皆贵在因物试验，各适其性，而收自倍矣。”对肥料，元代《王祯农书·粪壤篇》里记有大粪、踏粪 （厩肥）、苗粪、草粪（后两种都是绿肥）、火粪（草木灰、石灰）、泥粪 （用沟、港里的青泥同大粪合同）等多种。书中还指出“一切禽兽毛羽亲肌之物”，也都是很好的肥料。《知本提纲》讲：“酿造粪壤，大法有十。”把肥料更扩大为十大种类。对不同土壤、不同作物、不同时间使用不同肥料，都作了具体叙述。例如，骨蚌蹄角粪和毛皮粪可施用于稻田，种麦、要用黑豆粪和苗粪，种瓜菜宜用人粪之类。到现在也还流传有冷性肥、热性肥的说法。有的书中把施基肥称作垫底，说：“垫底尤为紧要”。把追肥称作接力，说“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沈氏农书》）凡此种种，反映我国古代施肥技术是多种多样的。
战国时期已经很重视适时播种，《吕氏春秋·审时篇》详细谈论了谷、黍、稻、麻、豆、麦要作物适时耕作播种的好处，失时 （过早或过晚）的害处。说“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这里“兴”指长得好，收成多；“约”指长得差，减产。它还说小麦过早播种，麦苗容易得病遭虫或冬前拔节；过晚播种会使植株弱小、贪青。这些都对收成不利。《汜胜之书》也讲了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少实”。
《齐民要术》不仅重视适时趁墒播种，还进而规定了播种不同作物的“上时”、“中时”、“下时”，并且用物候作为指标。根据播种期的适时与否，土质好坏，不同的墒情，规定不同的播种量，采用相应的播种方法。从各方面把握适时下种，争取全苗、壮苗，以发挥其他技术措施的实用。《齐民要术·种谷篇》中就讲到：“凡春种欲深，宜重挞；夏种欲浅，直曳置自生。”对于谷子春播为什么要深和播后要镇压，书中有精要的注解，说：“春，气冷，生迟，不曳挞，则根虚，虽生辄死。”把播种前后的气温高低、种子萌发、作物幼苗生长情况都作了周密考虑。夏播要浅，像撒在地皮上那样就可以，是因为“夏，气热而生速”。书中引农谚说：“以时及泽，为上策也。”这就是说，要把握住播种最适时期和注意墒情。
《齐民要术》讲到撒种的有漫掷、耧耩漫掷、逐犁漫掷；条播有耧种、垄种、耧头中下之；点播有墒种、逐犁 奄种，等等。播种后，有的要有镇压，有的不要镇压。特别指出了耧种的优点：“凡耧种者，匪直土浅易生，然于锋锄亦便。”（《大小麦篇》）讲耧种的好处不只是覆土浅而均匀，容易出苗，也便于中耕锄草和培土。在《种大豆篇》中说：“必须耧下，种欲深，故豆性强，苗深则及泽。”用耧下种，播的深，墒情好，能适应大豆生长发育的要求。可见，同样是用耧，完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控制播种的深浅。
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中有精致地种子处理办法。利用水淘、泥水选、风扬等措施去秕去杂，给种子拌精质肥料。《汜胜之书》里面还提到用中药附子浸汁拌种防虫。明清两代的农书比较多地出现用信石等居毒药物拌种的记载。种皮厚的，如苜蓿种子，播前要碾压搓摩；种子干湿不匀的，“临种必晒曝种子”。这些都是为了能使种子提早发芽，发芽整齐一致，减轻病害，培育成壮苗。
浸种催芽是农作物生产中广泛采用的措施。《齐民要术》谈到种胡荽时说：“几种菜，子难生者，皆水沃令芽生，无不即生矣。”现今种瓜种菜，播稻植棉，仍然普遍实行浸种催芽技术。《齐民要术》中提到浸种的有大麦、小麦、水稻、麻、胡荽，还有槐等。《水稻篇》中说，稻种浸三天，捞出放在草编器具中，再经过三天，等到芽长二分，再播种。《齐民要术·旱稻篇》讲到对旱稻播种的要求是只要种子开口，不待生芽就要下种。天时不好，为抢时间，也可以不浸种。高田种旱稻，“至春，黄墒纳种”，并且嘱咐“不宜湿下”。可以看出，浸种、催芽、下种各项技术，完全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特点和气候土壤等具体条件而定。
播种、出苗到收获的田间管理作业，包括很多内容。我们仅从下列几项措施，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农业的成就。
锄地，在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上是很有特点的一项创造。锄草的作用不但在于锄去草苗，而且在于蓄水防旱。《齐民要术·种谷篇》讲：“春锄起地，夏为除草。”春锄主要是松土、发根、防旱保墒，适应春旱多风、气温回升快的情况。在“春苗既浅，阴未覆地”，就是说苗小、遮荫不良，不利于保蓄土壤水分的时候，锄地松土，可以切断毛细管水上升的通路，创造比较好的水肥条件，使作物生长发育良好。正如书中夹注写的，“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所以要“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暂停”。夏锄主要是除草，因为“夏苗荫厚，地不见日”。庄稼长起来了遮荫层大，又到了雨季，这时锄地是为防止草荒。《齐民要术》在《杂说》中讲到锄谷，“第一遍锄未可全深，第二遍唯深是求，第三遍较浅于第二遍，第四遍又浅于第三遍。”这种“浅、深、浅”的安排，正适合谷子生长发育的要求，到现在仍有实际意义。
关于稻田水层管理的科学方法，《汜胜之书》说：水稻生长初期，水温需要提高些，“令水道相直，”就是把田梗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对直，使田块大片水层稍稳定，水温容易上升；到了夏天，水温太高不利于稻的生长发育，
“令水道错，”就是把田埂进水口和出水口错开，灌进的水迂回流过全田，不致使水层积温过高。就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在旱地灌溉中，人们也很注意水温的细致变化。《汜胜之书》关于种麻子还说到：碰到天旱，用流水浇，如果没有流水，用井水要晒一晒，杀一下“寒气”再浇。
古时种水稻还有“烤田”的技术创造。明代《沈氏农书》载有“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的农谚。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公元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说水稻薅过后，撤去水，“曝根令坚”。通过太阳曝晒，使稻根向纵深发展。《沈氏农书》说得更具体些，规定烤田的时候，在栽插后，经过两次耘耥，靠近立秋节气，放水晒田。还说，必要田干缝裂方好。经此一干，可以收到了“根脉深远，苗干苍老，结秀成实，水旱不能为患”的功效。立秋前多晒几天可以，到了立秋之后，地见裂缝就要车水灌田。这是因为到处暑节气，水稻正在孕穗，决不可缺水。
栽插农作物，最早见于汉代的《四民月令》，书里把移栽水稻叫“别稻”。
《齐民要术·种谷篇》提到，缺苗断垅稀豁的地方，就把苗补上，把补苗多栽看成很普通的事。还值得提一下，《齐民要术·旱稻篇》中说，栽插要浅，让根须四散，生长发育才好；如果栽插过深，根窝在一团，稻就长不好。还说秧苗如果过大，可以把老秧苗从上部去掉几寸叶，保护心叶，减少蒸腾，容易栽活。到了七月，就不能再栽插了。这种观察、处置，不能不说细致精巧。说到小麦移栽，近年国外曾经有人当作新创造加以报道。其实这项技术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早有记载。十七世纪《沈氏农书》中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干壮麦粗，倍获厚收。”清代《知本提纲》虽然主要讲旱地农业，但是对栽插仍很注意，说物性各有所宜，有的适合燥栽，如麦苗、小蓝、莴苣、韭菜、瓜苗之类，适宜先栽后浇，如果放在水中栽，就不发旺，长不好；而有些适合水中栽，像稻秧、粟苗、茄苗之类，随水栽，栽后第二天再浇，隔一天又浇，三天才能生根，要是先栽后浇，也长不好。这些经验之谈，值得分析研究，精心提炼。
作物田间管理技术中，像棉花整枝打权这种措施，也很引起人们注意。公元十三世纪元代《农桑辑要》讲种棉，“苗长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编绘的《棉花图》，有专门描述棉花摘尖的诗赋和图画。公元十八世纪的清代，我国一些农书中关于作物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根、主根、须根）之间的关系，作物和光、温、水、气、养分之间的关系，有不少可贵的论述。
《知本提纲》说：作物有根有梢，生长固定，长得好坏受地力影响极大。根向下，吸收“地阴”（指水、肥），枝梢向上，接受“太阳”（指阳光雨露）。上部下部配合得好，作物长势才旺。提到有些作物主根能深扎，但是要去掉些表层浮根，否则主根扎不下，影响吸水吸肥，产量不高。
我国古代优异的农业科学技术创造，贯串着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原则，丰富多采，巧妙灵活，蕴藏着深刻的科学道理，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发展着，它有无限的生命力，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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