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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剂和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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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时代人们就开始用有毒的化学剂来杀虫了。荷马曾提到燃烧硫磺的熏蒸作用。尔后的普林尼曾提到用砷来杀虫。至少在300年前，已从烟叶中提取出天然杀虫剂尼古丁。到1828年，从各种菊花干燥后打成的粉中提出了第二种天然的杀虫剂。在十九世纪中期（复古学希腊的时期），人们又提出用硫磺来给桃树灭菌，采用的配方是：一磅烟叶、两磅硫磺、生石灰若干块……用10加仑开水浸泡稀释。
各种杂草的防治迥异于昆虫和真菌的防治，出现较晚，但却起源于真菌防治。许多世纪以来，农民们都靠锄、耙、烧和其他既劳累又没有选择性的办法来除草。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法国波尔多的葡萄园为一种使葡萄长毛的病毒严重感染时，人们用硫酸铜和石灰的混合液 （现在称为波尔多液）。1896年，一个叫博内的葡萄种植者，发现这种杀菌剂使长在葡萄树旁边的黄色田介菜叶子变黑了，把田介菜也杀死了。此后不久，人们发现，当硫酸铁溶液喷到谷物和双子叶的草上时，它只杀死草，谷物的叶片不受影响，留下的谷物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突破。很快人们就发现，许多其它简单的无机物，若使用的浓度适宜，都能有选择性地杀草。
能从象形文字中看出，它还是下埃及王国的象征。蜂蜜似乎还是一种重要的货物和贡物。一位经六王朝的官员（公元前2320—2258年）在南行访问黑人时，便带上蜂密去换取货物。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埃及国王，也常常带回一坛坛进贡的蜂蜜。蜂蜜有若干种用途：可以用来举行宗教仪式，可以用来制药（例如作软膏），可以通过发酵制成酒精饮料，可以用来作蜂蜜饼（用蜂蜜和面粉制成），既供日常食用，又可用来祭神。直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一直用蜂蜜来派这些用场。
赫梯人也养蜂。赫梯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养蜂的故事。养蜂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关于养蜂的事情法律上还专门有规定：“如果任何人从蜂群里偷了蜜蜂，原来是赔偿一米拉银子，现在得赔偿五舍克尔银子……”在荷马时代，希腊的养蜂业已经充分发展起来，在整个古典时代一直很兴旺。
说蜂箱是人类发明的而不是蜜蜂自己发明的，好象有点不符合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人类所做的全部事情，只不过是用纸或稻草复制蜜蜂建造的蜂房。但是在1789年，瑞士博物学家胡伯制造出了第一个有活动结构的蜂箱，蜂箱的“叶”片象书页一样打开：每一个框架上都可以放进一个小蜂箱。1843年，人们通过实验研制出了合成蜂巢基板，蜜蜂可以在此基板上建筑它们的蜂室；靠离心力从蜂房提取蜂蜜的提取器也大致在同一时候研制成功。
在内战期间，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多种类似植物生长素的有机物质，若有选择性地施用，会使杂草拼命生长，最后因生长过度而死亡。
如果不提保罗·米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发明DDT，关于野草和害虫防治的史话就是不完全的。虽然DDT曾给被战争破坏得百孔行疮的世界带来过不可估量的好处，并使其发明者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最糟糕、最持久的环境污染源之一。有的国家禁止使用DDT，许多国家则限制其使用。
给土地营养的化肥
植物和人一样，需要不断地增加营养，才能正常地发育生长。人们很早就知道给土壤里施肥，实际上就是给栽种的植物添加必要的营养品。
不过，世界各地施用的肥料是不一样的。早期，亚洲各国使用的是人、畜粪，鱼油或豆渣饼以及堆肥等。欧洲当时虽然也施肥，但不像东方那样利用腐质的动植物或牛马粪等做肥料，所以欧洲常因土地贫瘠，农作物歉收而发生灾荒。
1840年，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为了改变欧洲土地贫瘠状况，提出一个令人惊奇的大胆设想。
那时，德国北部多是沙地，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土地是不能种植作物的。但李比希却花钱买下了一部分土地，并从远距柏林100千米的斯达斯弗德把当地出产的含钾石盐运到这块沙地上，并种上了粮食。当时东方人在大量使用人、畜粪一类肥料，而李比希却使用这些古怪东西，人们说李比希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个疯子。甚至有人挖苦道：沙里掺进盐还要种庄稼，简直是骗人。
然而，事实却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一年后，在过去的沙地上竟长满了绿茵茵、枝叶繁茂的庄稼，诸如大麦、芜菁、黑麦和马铃薯等。人们以前嘲笑李比希，现在却把他看成“神仙”，他的名字也传遍了德国。国外也来信、来人邀请他去传授技术。
李比希认真地给当地农民传授施肥种植技术，并邀他在国外的学生回国和他一起工作。由于他研制的肥料与以前生产的肥料完全不同，从而改变了许多欧洲农民对肥料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研制成的肥料深有体会地说：“作为植物的养分，可以不使用传统的以腐烂动植物为肥料的方法。只要能供给所需要的碳、氮、硝、磷、硅、钾、水、氧化镁、铁等，就可以培育植物。但关键是，如何使植物吸收这些需要的营养成分。”
另外，李比希还将从远处运来的石盐中的氯化钾作为钾肥使用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有人反对李比希的说法。英国的劳斯和基尔巴特就认为李比希提出的不需要腐烂的动植物作肥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为此，他们还于 1842年分别进行了各种实验，以证明自己的论点正确。
实验结果表明，用腐烂的动植物制作的肥料就是氮肥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李比希的说法不攻自破了。
后来，劳斯还把动物的骨头磨碎成骨粉，经硫酸处理，制成过磷酸钾，并证实这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磷肥此外，还有用提取煤气时所产生的氨制成的硫酸氨，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氮肥。
实践完全证实，氮肥、磷肥和钾肥都是植物很需要的肥料。因此，人们开始对这三种肥料进行研究，并用人工方法制作这些肥料。
最先出世的化肥，是用智利硝石代替劳斯发明的硫酸氨制成的氮肥。接着，德国化学家富兰克和卡罗于1900年制成了作为肥料使用的召灰氮素，并于1906年在意大利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石灰氮素的工厂，用以制作氮肥。
而最早发明的硫酸氨，作为肥料使用却很晚，直到1913年才开始制造生产。
磷肥问世较早。1878年，英国人托马斯和吉尔吉利斯特利用钢铁厂废弃物制成了磷肥，被人们称为托马斯磷肥。由于是利用废弃物制作的，所以任何钢铁厂都能生产这种化肥。
英国人劳斯在1842年发明的用骨粉经硫酸处理制成的过磷酸钾肥料，由于制造简单，很快就开始了工业性的大生产。
随着生产的发展，氮、磷、钾等化学肥料已成为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营养品，人们对它们更加重视，不断地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分行栽培与精细锄地
从现在来看，分行栽培作物与细心彻底除草是显而易见的必要的耕作过程，但在欧洲，到公元18世纪才采用这些农耕方法。直至公元1731年，农业宣传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所说的“马拉锄地耕作法”，共中包括分行栽培作物和彻底除草。
我国最迟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采用分行栽培作物与精细除草的方法。因而在农业中一个最明显的方面，我国比欧洲先进达2200多年。公元前3世纪的《吕氏春秋·辨士》写道：“如果作物成行生长，就会很快成熟，因为它们不会影响彼此的生长。横行必定排列得很好，纵行安排得很有技巧，因为如果线条是直的，风就会顺利通过。”
最初，种子是用手沿垄播种的，采用的是“垄沟相间”的方式。公元前1世纪，多管条播机（耧车）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行播的效率。与此同时，出现了精深锄地的技术，中国人是使用这种技术的先驱。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5世纪，在金属冶炼加工方面已取得独一无二的进展之后，我国普遍使用了铸铁锄。一把好的铁锄，在勤劳的农民手中可望使用10年。锄和其他所用的农具在公元前3世纪时使用寿命很长，那时制出了一种可锻（不脆）型的铸铁。大约到了公元前1世纪，一种改进了的锄已广泛使用。这种锄称做“天鹅颈锄”，能除去作物周围的草，而不损伤作物，而且它有多种可更换的锄片。这是一项杰出的技术进步。
我国古代有一句谚语：“锄头自有三寸泽。”精心锄草确实可以奇妙地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在华北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个地区比较干燥，时常刮风，而主要作物是小麦和小米。水稻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在整个中国都可以看到，但实际上主要生长在南方，这是与北方有很大差异的农业区域。
从公元1313年问世的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方法手工锄草的有特色的画。该书写道：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天内轮流完皆……这是完成锄草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因此田地无野草，岁岁获丰收。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较富裕的农户不需要依靠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有畜力牵引的锄具，这显然要快得多。第一种类型的除草工具，似乎一直是一种犁，没有犁壁，而有两个锋利的尖刃。拉锄时，两个刃沿垄的两侧行进（垄上成行地种着庄稼），它把垄两边的杂草除掉，把灌溉沟加深，并且进一步在作物根部周围培土。这种除草工具于公元2世纪在刘熙的《释名》一书中提到了。这种马拉锄有单刃的，也有双刃的，它可以用于翻地做垄、培土或浅锄。到中古时期，有了改进，称为“鹅翅”，附在马拉锄上。它有两个宽片，可以进一步使沟加深，并把更多的土培在作物根的周围。马拉锄的效率比手工锄的效率要高好几倍。但农民通常是先使用马拉锄锄地，随后再跟在后面用手锄锄掉剩下的少量难锄的草，从而均匀完成全部锄草任务。
灌溉
不管是多雨的地区，气候温和的地区或沙漠地区，定居的人们都需要导水。若气候干燥，农作物需要灌溉；若气候潮湿，又需要排水 （房屋和街道也需要排水）。
在人类的各种早期文化中，基本上都是自然灌溉。大的居民点都是在江河边（如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厄罗河、印度河等），这些河定期泛滥，使淤泥沉积在田野上。人们筑堤以控制洪水。这就使土地能生长出好庄稼来，在使用犁的地方更是如此。这些地方由于得天独厚，人口越来越多。因此，早期的各种伟大文明都出现在上述河流的河谷地区。
要充分控制河流就需要建水坝和挖运河，要建水坝和挖运河就要集中人力和有个好的政府组织。似乎苏美尔的各个市政府常讨论灌溉问题。后来，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汉莫拉比法典提出维修运河、保护抗洪的佃户、保证向人们提供所需的水等。
在古埃及，人们非常崇拜奥赛里斯等灌溉之神。为了有效地进行排灌，他们发展了土地测量、贮水和扬水等技术。希腊时代不怎么采用这些技术，不采用的原因之一是因尼罗河谷的气候和庄稼都有差异。可是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城南面的庞廷沼泽，一直是个产生疟疾的病源。从公元前160年起，人们就想把沼泽里的水排干，但是直到十七世纪，荷兰人范·德波伦和梅耶才实现了这一宿愿。
波尔多液农药
法国的杜梅克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好地方， 1878年，这里突然流行葡萄老菌病，这是一种霉菌引起的葡萄病害，它使葡萄叶上长满了多角形的黄褐色的病斑，叶子的背面是一片白色的霜霉，好端端的葡萄逐渐衰竭、枯萎，严重的地方颗粒不收，霉菌病向周围地方扩展，一般的农药如除虫菊、烟草和硫磺混合液对这种霉菌竟毫无作用。人们只好听天由命。
在另一个叫波尔多的地方，也盛产葡萄。葡萄开花、坐果的时候这里也遭到霉菌病的袭击，正当人们以为今年的劳动付之东流时，偏巧这里出现了奇迹，一个靠近路旁的葡萄园却意外地没有受到一点损失，葡萄的长势极其良好。
为什么这里独不遭灾呢？这件奇迹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各地。
一天，波尔多大学的植物学教授米亚卢德的朋友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他认为这个奇迹里一定包含着一个科学的秘密，他想到了他的朋友米卢德教授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于上他乘上了马车，匆匆地来到米亚卢德的家里，他一下子冲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大声喊道：“米亚卢德，一个好消息！”正聚精会神工作的米亚卢德被吓了一跳。
“什么消息？”米亚卢德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
一辆马车载着米亚卢德和朋友，来到波尔多城的这个果园，园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先生您是怎样使这块葡萄园没有遭灾呢？”
“这个……这个……”感到茫然的园主回答不上来，其实这家果农，何尝不是在祈祷中等待着上天的保佑，这件事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教授们观察了土地、水源、环境，这些可能会影响这个奇迹，但是在观察时，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最后园主谈到了在葡萄上喷过石灰水和硫酸铜混合液的事。
原来，波尔多城是交通要道，过路的人对于引人垂涎的大粒葡萄不免要顺手摘食，所以平时损失很大。
这家园主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每年都要用石灰水粉刷葡萄架并用硫酸铜来喷洒以防害虫。这两种东西都有一股怪味，一天他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把剩下的石灰水和硫酸铜混和在一起喷到葡萄上，个个葡萄变得不白不蓝，极其难看，又有一股怪味，大概就不会有人来偷吃了，打这以后，葡萄就没有丢过一粒，同时也没有遭到虫害。
米亚卢德以科学家特有的敏感，他把石灰和硫酸铜按不同的比例混合，经过不断的试验选定出最佳方案，在 1882的，终于找到了防治霉菌病的方法。最后以这个城市波尔多来命名叫波尔多液。
捕鱼技术
由于越来越多的尖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涉及探测、捕捞和贮藏的尖端技术的应用，使世界上的海洋渔业战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技术大半是从外界引进的，而不是在渔业内部产生的；它们在渔业的环境内逐渐发展起来，但不是起源于渔业。实际上，渔业实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技术革新和新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捕捞能力和建造各种现代化渔船的能力。其结果，便是许多种鱼受到过分的捕捞或受到过分捕捞的威胁。金枪鱼 （最普通的食物源之一）在若干海域受到严重的威胁。鳕、黑线鳕、大比目鱼和大马哈鱼已经减少。蓝鲸已经被捕到涉临绝灭的境地。
捕鱼是人类开发海洋的最古老的方式。可是要经济地使用现代化的捕鱼船，必须在捕鱼工具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大量的鱼群。因此，最现代化的捕鱼船都装备有某种探测鱼群的系统，通常是声纳。所有的声纳系统都是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工作的：发出的声信号向海底传播或向船的前方传播，在传播途中遇到障碍便反射回来，再记录和显示反射的声信号。从发出信号到信号返回的时间间隔，可以算出从渔船到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在捕鱼的情况下，则是从渔船到鱼群之间的距离。现在人们正在设计有多种用途的声纳系统，能用以发现鱼群、估计鱼群和追踪海面的大鱼群。丹麦、德国、日本、挪威、苏联、瑞典、和美国等，正在回声测深仪和战时潜艇探测系统的基础上研制新型的探测系统。现在的渔船船长，不用聚精会神地等待熟悉的鱼群信号，他可以通过解释声纳和其它仪器的记录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技术。
渔业中的电子学革命不限于声纳等仪器的采用。大型的捕鱼船队，还能通过用计算机快速处理渔业资料和气象资料获得不少好处。例如，日本为自己的渔船提供预报或情报，使渔民们知道鱼群出现的情况。预报基于调查船和渔船在各个渔场获得的情报。由于采用了现代的航海系统，甚至属于公海的产鱼海域都可以区划出来。实际上，某些渔船上的大量的航海仪器和设备，使人们怀疑这些船只不是在于捕鱼的工作，而在干其它什么勾当。当然，这种怀疑往往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大型的捕鱼船队，天线林立，且有航海设备，很可能是进行了巧妙伪装的军用间谍船。
虽然发生了电子学革命，但是大量捕捞所采用的实际技术，在数百年内，至少也是在数十年内，在许多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最古老的有组织的捕鱼技术之一是捕鲱鱼的技术，关于英国捕鲱鱼的技术可以追溯到萨克逊时代。这种技术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一种称为流网的刺网。这种网由若干段组成，张开长达三英里左右，放到水面像一个巨大的球网。网一旦张开，渔船便随风飘流，等待夜幕降临，鲱鱼浮到水面来觅食。这种网不会把鱼群吓跑；鲱鱼在碰到网时便企图穿过去。但是网眼很小，只有小鱼才能穿过去，大鱼便被拦住了。被拦住的鲱鱼向后回游，企图逃出网去，结果就会被刺网捕住。黎明时分收网。被捉住的鲱鱼可能成千上万，吊上甲板时活蹦乱跳，银光闪闪。
多年来，用拖拉大围网捕鱼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使用这种技术时，渔民们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努力把鱼群围起来。在渔船放出渔网包围鱼群时，把拖拉大围网的一端系在一个浮筒上。待渔网的另一端绕回到浮筒时，便把两端合拢来，开始收网。收拢穿过网边环扣的绞船索便可收拢拖拉网。网收拢回，鱼群被集中在盆子一样的网里。把网拖拢时，网里的鱼沿着船舷不住的跳跃。这时便用唧筒把鱼抽起来装进舱里，如果碰到大鱼，就用网打起来。如果你脑子里记住这样一点，有的大拖网大到能把圣保罗教堂围起来，一网就能打400吨鱼，这样操作的原因就好理解了。
渔业发展的最近阶段的特点，是用拖网捕鱼法追逐鱼群。最初的拖网很笨拙，网底有一根沉重的梁使网保持张开状态。拖网的网口有一个框子，框子用带有金属滑行装置的边件做成，金属滑行装置宛如平底雪橇，帮助沉重的拖网在海底拖动。十九世纪采了网板，在拖网设计上出现了突破。拖网的每一边都有一个网板，在水中拖动时，网板便四处散开，将网口张开。这样，就用不着绷拖网的梁了。
网板的确切来源尚不清楚。据信，一个叫马斯格霍夫的爱尔兰人，在1860至1885年期间曾用网板作过实验。这种网板的使用，肯定是从爱尔兰和英国的渔民传到欧洲的，然后再传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到1905年，日本渔民也开始用网板了。
最初，网板是系在网口边的条带上；这种条带，原来是通过把鱼汇集到网口的方式帮助把拖网张开。既然网板能使拖网张得更开，条带就可以去掉了。实际上，网板根本不必直接系在拖网上，维格内龙—达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证明了这一点。V—D型拖网在网和网板之间有很长的铁索，可以使网口张得很开。从那以来，许多渔网设计人员都利用了这个原理。现在，拖网的式样多得不胜枚举，人们还在设计新式的拖网，特别是用于中部水层和海面的拖网。不在海底拖行的拖网通常有一个方口。有些拖网的底部是突出的，以免鱼从下面潜逃；有的拖网有浮筒和水翼，使其能保持在一定的位置；而大多数拖网都有特别设计的网板，使拖网的网口保持张开状态。
在不能使用渔网时，职业渔民们便转而采用人们消遣时采用的渔具——渔钩和渔线。这种技术，至少跟一种捕金枪鱼的方法没有多大差别。在测定出有金枪鱼群的地方，当金枪鱼冒出水面时，捕金枪鱼的渔船便悄悄地接近鱼群，从一个专门设计的屋子抛出活的鱼饵。与此同时，捕鱼船开始冲水，借以掩蔽自己和引诱金枪鱼吃食。吃食的金枪鱼，见着旋水里来的飘忽来去的东西就吃，甚至没有穿鱼饵的发亮的光渔钩也吃。在甲板上工作的渔民们，从两边的甲板放下小船，小船迅速地放出钓鱼线。他们使用没有倒钩的渔钩。一旦金枪鱼上钩，马上就把它拽起来拖到船上，鱼自己就蹦脱钩了，然后迅速地将钩扔回到水里。
渔钩和渔线也用来钓深水中的某些鱼。在一根长长的渔线上栓上五百来个渔钩 （都有倒钩），每个渔钩上都穿上鱼饵，以引诱饥饿的鳕或里线鳕。待渔线一下到水中，便将上端系在一个标识浮标上，渔船便继续向前移动，继续下线。在向水里下线时装钓饵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活计。某些长的标识浮标上还装有转筒，渔线的分支线从转筒垂下，以便在慢慢地放线时鱼容易上钩。
目前除了发展传统的捕鱼技术外，还在研究一些新的捕鱼技术（有的基于现有的技术）。例如，美国全国海洋渔业服务局正在试验一种电气化的小虾拖网。这种拖网向海底发出一种短的电脉冲，足以迫使小虾从泥洞里跑出来。美国科学家甚至研究出了需要何种强度和频率的电刺激，才能使甲壳动物游到适当的高度，便于用拖网以一种特定的速度捕捞。美国在其它捕鱼实验中还采用水下灯光引诱和空吸泵。最初是采用这种技术捕捉小甲壳动物来供实验室养深海鱼类的幼体。可是俄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规模进行实验。捕捉在南冰洋的水域里大量繁殖的磷虾 （一种大的象虾的甲壳动物）。一艘调查船上装备的一个漏斗形的网在水中从磷虾群里拖过。为了使捕捞能连续不断，在拖网的尾部接上了一个泵，把网到的鱼源源不断地送到渔船上。最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渔业技术，其中包括孵化技术、养鱼技术到建设适合的封闭式渔场或海洋场的技术。
没有渔船上的相应改进，近来在渔网和其它渔具方面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的捕鱼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个良好的例子是是普雷提克于 1955年发明的捕鱼滑车。这个美国人跟西雅图海洋建设与设计公司一起，为捕捉当地产的鲑鱼的大型拖网船制造出了一种滑车。普雷提克捕鱼滑车拉网绳，还能用它把整个渔网拉起来。普雷提克捕鱼滑车非常成功，刚一研制出来，就在美国捕金枪鱼的渔船上安装上了。在十二年内，全世界的渔船上就安装了7000多个捕鱼滑车。在从1953年算起的十年之内，秘鲁的渔业发生了奇迹般的发展，捕鱼量增加了五倍。之所以有这样的增长，跟使用捕鱼滑车不无关系。捕鱼滑车对欧洲的渔业也有影响。挪威建造了500多艘围网船，全都安装了捕鱼滑车，致使它现在的捕鱼量居欧洲之冠。
现代的大规模捕捞普遍采用机械操作、船上加工自动化，在大型拖网渔船上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对渔船设计 （尾拖网船的设计）的改进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顾名思义，尾拖网船是在船尾进行拖网操作，而不是象传统的拖网船那样在船的两侧进行拖网作业。这种新想法来自英国利思的克里斯琴·萨尔维森公司的捕鲸作业。面临捕鲸业的衰落，这个公司决定试一试能否把在捕捉和加工这种巨大的哺乳动物 （鲸）时获得的经验用在渔业上。他们的第一艘尾拖网船“费尔特里号”于1954年投入使用。它有象鲸加工船那样的船尾滑行台，还有象鲸加工船那样的加工机械。“费尔特里号”是世界上第一艘尾拖网船。但是，这类尾拖网船并非都能加工。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种较小的拖网船，这种船没有船尾滑行台，但都有个旋转构架。
大型加工拖网船是大规模渔业的一支新军，它能在离国内港口很远的捕鱼现场加工。在这方面，苏联渔船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它们在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渔场捕鱼。这些渔船中有侧拖网船和尾拖网船，然而迄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加工拖网船。加工拖网船排水量约为3200吨，300英尺长，能够把捕获的鱼加工到只剩下最后的残渣。这些船的甲板下面有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可将鱼切片、包装和冰冻起来。不能吃的鱼皮、鱼骨和骨脏就拿来做鱼食和炼油，没有一样东西是废物。这些渔船偶尔才回一次后方基地。补给船把工作人员和给养运去，运回倒休的工作人员、一包一包的冰冻鱼、一袋一袋的冰冻鱼肉和一桶一桶的鱼油。最后还要讲一下，苏联渔船还有浮动的鱼类加工厂。这些加工厂起着旗舰的作用，多达150艘的渔船 （其中包括多到十艘的加工船）都得听它的“调遣”。
东方集团国家和日本的游动捕鱼船队的巨大捕捞能力使人们意识到，必须有保留、有控制地开业渔业资源——这是发展渔业技术应遵循的原则。没有适当的管理，捕鱼技术的发展反而会导致渔业的衰落。目前的渔业是很赚钱的。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全世界捕捉的鱼的价值，超过了开发近海油田所获得的石油的价值。另一方面，当现有的渔场变得产量不高或无利可图时，昂贵的渔船和渔具就要用到新地方去—这样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沿海国家要求扩大海洋经济区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是人们认识到鱼是有限资源的迹象。沿海国家不再愿意让其它国家的渔船来捕捞宝贵的易接近的鱼群。越来越需要新技术来把深海鱼类及远离陆地的鱼群引诱到渔民所能捕捞的地方。需要新的方法来加工和保存各种各样的鱼。关于捕鱼技术的史话到此并未终结。
“奇迹”水稻
“奇迹”，肖伯纳写道，“是能使人们信服的任何东西。”而象IR—8号、BPI—76号、C—18号和其它的所谓“奇迹”稻品种，是否真的使人们那么信服呢？我看是值得商榷的。消费者者不喜欢“奇迹”稻，因为它味道平淡，做成的米饭不软和。贫穷的农民不喜欢它，因为它需要现代化的栽培技术。营养学家们贬低“奇迹”稻，说它不如传统的优良品种营养价值高。而保健食物的支持者迟迟不睬它，因为这种杂交品种需要大量的化肥才能生长得好。可是另一方面，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却认为，迄今已经出现若干年的矮株高产水稻，对亚洲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音。许多专家（特别是经济学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
奇迹稻是很受欢迎的亚洲的“绿色革命”的基石。它是设在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来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跟菲律宾政府于1962年冒着风险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世界上严重短缺大米的问题。国际水稻研究所意识到，不能用开辟更多的新稻田的传统办法来解决大米短缺问题，只能用提高单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作物学家开始培育新的水稻品种（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人以大米为食）。他们用台湾产的一种矮株稻跟印度尼西亚产的一种高株稻进行杂交，对获得的杂交品种进行精心培育。杂交品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繁殖了五代。他们在培育期间经常将植株置于有病害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之下，以培养其抵抗能力，用这种方法培育出了现在的奇迹稻重要品种——36至42英寸高的矮稻IR—8号。这个水稻品种吸收氮肥的能力很强。成熟很快，亩产比当地的品种要高出一倍多。一般的水稻在施肥后常常出现倒伏现象，这种水稻由于植株矮却能抗倒伏。
种植奇迹稻最近出现的一个问题，就像在温带国家培育日本山茶时出现的问题一样，是植物的迅速生长也有利于病菌和害虫的迅速繁殖。巴基斯坦是正在培育新品种的八十个国家中的一个。那里的农民不满地说，“奇迹稻也招来了危害它的奇迹一样的蝗虫。”虽然如此，用美国技术产生的这位农业上的骄子，已开始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粮食危机问题。
嫁接技术
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的无性繁殖，比起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而且还能保持栽培品种原有的特性。同时，还能促使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我国至迟到战国后期就已经出现。以后，《齐民要术》对有关嫁接的原理、方法，都有比较详备的记载。
《齐民要术》在《种梨篇》里指出：嫁接的梨树结果比实生苗快，方法是棠梨或杜梨做砧木，最好是在梨树幼叶刚刚露出的时候。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损伤青皮，青皮伤了接穗就会死去；还要让梨的木部对着杜犁的木部，梨的青皮靠着杜梨的青皮。这样做是合乎科学道理的，因为接木成活的关键在于砧木和接穗切面上的形成层要密切吻合。按《齐民要术》中说的，就是要求彼此的木质部对着木质部，韧皮部对着韧皮部，这样两者的形成层就紧密地接合了。
嫁接梨树，《齐民要术》中提到可供利用的砧木有棠、杜、桑、枣、石榴等五种。经过实践比较：用棠作砧木，结的梨果实大肉质细；杜差些；桑树最不好。至于用枣或石榴作砧木所结的梨虽属上等，但是接十株只能活一二株。可见当是对远缘嫁接亲和力比较差、成活率低这个规律，已经有了些认识。我们今天知道梨和棠、杜是同科同属不同种，至于梨和桑、枣、石榴却分别属于不同的科。
为了突出说明用嫁接繁育的好处，《齐民要术》还有对比的方法，介绍了果树的实生苗繁育。指出：野生的梨树和实生苗不经过移栽的，结实都很迟，而且实生苗还有不可避免的变质现象。就是每一个梨虽然都有十来粒种子，但是其中只有两粒能长成梨，其余的都长成杜树，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实生苗会严重变劣和退化，而且有性繁殖还会导致遗传分离的现象。用接木这样的无性繁殖方法，它的好处就在没有性状分离现象，子代的变异比较少，能够比较好地保存亲代的优良性状。
关于嫁接的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也有了提高。《齐民要术》讲到的有见于 《种梨篇》的一砧一穗或多的枝接法，有见于《各柿篇》的“取枝于
枣根上插之”（ 枣就是软枣、黑枣）的根接法。元代《王祯农书·种植篇》中，总结出了以下六种方法：“夫接博（缚）其法有六，一曰身拉，二曰根接，三曰皮拉，四曰枝接，五曰靥接，六曰搭接。”“身接”近似今天的高接；“根接”不同于今天的根接，近似低接。“靥接”就是压接。这个分法有依据不一致的缺点：有以嫁接方法分类的，如压接、搭接；有以嫁接的砧木和接穗的部位分类的，如身接、根接、枝接等。但是他叙述得既简明而又条理细致，所以仍为后来的许多农书所袭用。有些接木名词作为专门术语，今天不只是在我国，甚至在日本也还在沿用。
养蚕技术的历史
蚕，原是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 （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的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中就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也看到当时栽种的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桑树。
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里，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 （“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篇》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栽桑养蚕技术的书。汉代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有蚕桑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仍然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蚕桑的古籍，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等，或是专讲蚕桑的，或是讲到蚕桑的。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远在西周，人们就利用撒树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
《齐民要要》中讲述了这种方法。压条法用桑树枝条来繁殖新桑树，比用种子播种缩短了好多生长时间。宋元以来，我国南方蚕农更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一种先进的栽桑技术，它对旧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桑树的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的意义，到现在也还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已经有低矮的桑树，它或许就是后来所讲的那种“地桑”（鲁桑）。西汉的《汜胜之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头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鲁桑）作了肯定的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著名的湖桑就是源于鲁桑，两宋以来，人们已把北方的优良桑种鲁桑应用嫁接技术引种到南方。人们以当地原有的荆桑作为砧木，以鲁桑作为接穗，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育成了鲁桑的新类型“湖桑”。湖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桑树修整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桑树树形也不断变化，由“自然型”发展为高干、中干、低干和“地桑”，由“无拳式”发展为“有拳式”。质量优良的桑叶，只能在新生的枝条上产生，通过修整，剪去旧枝条，可以促使新枝条发生。新生枝条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养分，使叶形肥大，叶色浓绿，既增加产量，又提高叶质，这就有利于养蚕生产。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也根据我国《齐民要术》和其他蚕桑古籍的记载，把桑树培育成各种形式。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祭仪》中有“奉种浴于川”的记载，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用清水浴洗卵面保护蚕种。后来更发展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消毒卵面，如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的时候所进行的浴种，对预防蚕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浴种，把卵面消毒干净，蚕孵出以后，就不会有病菌侵袭蚕蚁 （幼蚕）。我们知道，有许多病菌，如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毒，都是经过食道传染的。孵化的时候，蚕蚁都要咬去一部分卵壳才能出壳。如果卵面上带有这些病菌而又没有消毒，那么咬蚕蚁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些疾病。
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蚕农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工作了。《齐民要术》说：“收取茧种，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古人认为选种对养好蚕有两种意义：一是可以淘汰体弱有病的蚕种，二是使第二代蚕的生长发育时间和速度一致，便于饲育和管理。选种包括选蚕、选茧、选蛾和选卵四项。但是，人们最初选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包括这四项。《齐民要术》只是提到要选取“民簇中”的茧留作种。宋末以来，人们已经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娥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知道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
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有病或体质虚弱的蚕种，这样就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增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病毒通过胚子传染给子代蚕。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提出的防止微粒子病蔓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严格选种，以切断微粒子病虫的胚胎传染途径。
古人也认识到蚕的生长发育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历代蚕农都非常重视控制蚕的生活的环境条件。《齐民要术·种桑柘篇》载有在蚕室四角置火加温来调节蚕室温度的办法，“火若一处，则冷热不均”，“数人候看，热则去火”。金末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提出：幼蚕时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很冷；而到大眠之后，就必须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务本新书》说：“风雨昼夜总须以身体测度凉暖。”养蚕的人只穿单衣，以自己身体做比较：“若自己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火；若自觉热，其蚕必势，约量去火。”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舒适的环境温度和蚕所需的生活温度大致相近，以人体的冷热感觉来调节蚕室温度，基本上是合理的。《王祯农书》中对幼蚕期蚕室生火，体测冷热，一眠后卷窗帘通风，夏日门口置水瓮生凉气等，都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养蚕生产中，我国古代蚕农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公元二世纪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说，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古代还发明了用烟熏的方法来消毒蚕室。这些养蚕前的卫生消毒工作，对预防蚕的病虫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 （蚕粪），不断消毒蚕具。金元时期的《农桑要旨》说：蚕座的“底箔须铺二领，蚕蚁生后，每日日出卷出一领，晒至日斜，复布于蚕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搬出曝晒如前”，反覆替换。这样利用日光消毒蚕具，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用药物烟熏两种。药物添食防治蚕病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士农必用》说：以快要落叶的桑叶，“捣磨成面”、
“能消蚕热病”。后来的《养余月令》（公元1633年）和《养蚕秘诀》等书还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叶面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到后来更针对不同的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从明代以来，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蔓延。
家蚕蝇蛆病是我国养蚕史上的主要病害之一。蝇蛆病是一种蚕蛆蝇寄生的结果。蝇，古称“蠁虫”。两千多年前，《尔雅》中就有“国貉虫为蠁”的话，晋代郭璞《注》说：“今呼蛹虫为”。蛹虫的意思是，这虫寄生在蛹身上。南宋末年陆佃著《埤雅》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寄生的现象。他说，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为蝇。”这里说蠁把卵产在蚕身上，待其结茧化蛹时，它已化为蝇蛆。明代谭贞默通过亲身观察，进一步证实前人的记载完全正确。他进一步指出蚕蛆蝇多发生于二蚕，二蚕有十分之七被寄生。在古代，由于蚕明蝇为害主要是在夏蚕，所以随着夏蚕饲养比例的上升，蝇蛆病为害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蝇蛆病，但在宋代以前的农桑著作中，却很少有关于防治蚕蛆蝇为害的记载。到了宋代以后，记载就屡见不鲜。元代初年，司农司所编写的
《农桑辑要》一书，多次提到养夏蚕和防蝇的问题。它在“夏秋蚕法”条下引《士农必用》说：“今时养热蚕，以纸糊窗，以避飞蝇，迹尽往来风气，……或用荻帘，当窗系定，遮蔽飞蝇。”在《王祯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又有夏蚕、秋蚕，夏蚕自蚁至老俱宜凉，惟忌蝇虫。”这说明在元代人们为了养好夏、秋蚕，就已经十分注意防蝇工作了。
在明清时期的著作中，有关蝇蛆病和防蝇的记述就更多了。在谭贞默著
《谭子雕虫》一书之前，皇甫谧的《解颐新语》（公元1582年）也谈到了“蝇蛆病”：“今之养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之身。久则其卵化为蝇，穴茧而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蚕桑篇》中也特别提醒蚕农，养“夏、秋蚕俱要计算除蝇”。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始终。”这里说的
“蚊害”，当是蝇害”之误。因为在养蚕生产中，蚊子并不造成危害，而且在养蚕史上，也只有“蝇害不及早蚕”一说。
清代，蝇蛆病害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同治年间，沈秉成在《蚕桑辑要》一书中说：“原蚕即夏蚕，又名二蚕，……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苍蝇。”沈秉成是浙江人，他生活在养蚕地区，并做过清朝的常州、镇江、通州、海宁道道台，曾在镇江提倡蚕桑。他说养夏蚕“最忌大苍蝇”，显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作了“最”这个副词，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俞墉在《蚕桑述要》（公元1866年到1874年）中也说：“蚕更忌苍蝇，无论大小，被叮咬一口，至蚕老成茧之成，即有蛆虫于茧身，咬一小孔钻出，而蚕蛹已死，不复变蛾。隔三四月，蛹腐污茧矣。”俞墉是浙江吴兴人，记述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从实践和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了被蝇蛆所寄生了蚕蛹是要死亡的，而死蛹的烂尸还污染茧丝。
对多化性蚕蛆蝇和它的危害描述最详细的是赵敬如撰写的《蚕桑说》（公元1896年）一书。书中有如如下一段记载：“又有一种大麻蝇，虽不食蚕，为害最甚。此麻蝇与寻常麻蝇不同，身翅白色，遍体黑毛，两翅阔张，颇形凶恶之状。其性颇灵，其飞甚疾。每至飞摇不定，不轻栖止，见影即飞，甚不易捉获。其来时在蚕略栖即下一白卵，形细如虮。二日，下卵之处变黑色，其蛆已入蚕身，在皮内丝料处，专食蚕肉。六七日，蛆老，口有两黑牙，钳手微痛。蚕因不伤丝料，仍可作茧。蛆老借两黑牙啮茧而出，成小孔，即蛀茧也。蛀茧丝不堪缫。蛆出一日，成红壳之蛹。十二三日，破壳而出仍为白色大麻蝇。幸而二三眠天气尚凉，此蝇不多。天暖蝇多，无术可驱。大眠初起受蛆，便不及作茧而死。故夏蚕不避此蝇，蚕无遗种。”这段记载，对蚕蛆蝇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正如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一书中指出：赵敬如《蚕桑说》中对蚕蛆蝇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可能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家蚕蝇蛆病害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家蚕经过历代人民长期的饲育和选择，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虽然我国北方主要还是饲育一化性的三眠蚕，但是在南方已经主要饲养一化性和二化性的四眠蚕了。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容易饲养。但是从蚕丝生长角度看，四眠蚕的茧丝比三眠蚕优良。经过长期培育，我国南方江浙地区终于成功地饲养了四眠蚕，并且培出了许多优良品种。难饲养的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我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早《周礼》这部书中，就已经提到“原蚕”，“原”是
“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孵化所养的蚕，也就是夏蚕。汉代焦赣 （延寿）所著的《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蚕不生”的记载。可当时人们不仅饲养夏蚕，而且还饲养秋蚕和冬蚕。为了一年能养多批蚕，古人除了利用多化性自然传种外，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发明了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这方法是利用低温抑制一种二化性蚕的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孵化几代，为能在一年里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的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地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了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并又能获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茧丝，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采人工低温催青二化性蚕，使它在一年里连续孵化出好几批蚕。同时，又让每批这种蚕所产的卵，在自然高温影响下孵化，从而获得了各批越年化的蚕。虽然这种蚕所产卵须待来年春天才能孵化，但由于它质量比较好，所以它还是受到蚕农的欢迎。这样，既可以解决多次养蚕的传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蚕丝。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明代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有早、晚二种。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二分之一。”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 《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早种”就是一化性蚕，“晚种就是二化性蚕。所以，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一化性的雄蚕和二化性的雌蚕杂交。根据现代家蚕杂交实验证明，“早雄配晚雌”所产生的杂种是二化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夏蚕种继续在夏季饲养。《天工开物》指出“早雄配晚雌”出现了“嘉种”，就是产生了优良的杂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种优势利用的记载。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柞蚕丝的国家。
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元帝永四年 （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益都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早就亲密往来。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传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从中国传去的。后来日本人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或招收中国技术人员去日本传播经验，以促进发展养蚕事业。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我国引进优良的家蚕品种和先进的栽桑技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的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的丝绸，大体就是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再运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后来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从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
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
蔬菜栽培技术
黄河中下游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基地之一，在这冬季寒冷干燥而又漫长的地区，自古能够做到周年均衡供应新鲜蔬菜，的确很不容易。为了争取多收早获，我国蔬菜生产除了露天栽培外，历代劳动人民还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保护地栽培、软化栽培、假植栽培等多种形式。像风障、阳畦、暖窖、温床以及温室等，现在仍在沿用。
利用保护地栽培蔬菜，世界上当以我国为最早，至迟在西汉已经开始。
《盐铁论·散不足篇》描写当时富人的生活享受有“冬葵温韭”，温韭就是经过加温培育的韭菜。《汉书·循吏传》说的更加上体，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宫廷为了在冬季培育葱韭菜蔬，盖了屋宇，昼夜不停地加温来生产的实况。根据传说，秦始皇的时候，在骊山已经能够利用温泉在冬季栽培出喜温的瓜类。到了唐代，对利用温泉的热能栽培蔬菜就有了比较确切的记载，这从王建（约769～约830）的诗“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中可窥知一二。
元代《王祯农书》中，对利用阳畦生产韭菜有精确的记载：“又有就阳畦内，冬月以马粪覆之，于迎风处随畦以蜀黍篱障之，用遮北风，至春其芽早出，长可二三寸，则割而易之，以为尝新韭。”这是说北方的菜农，在冬天作成阳畦，利用马粪来发热壅培旧韭菜根，在早春时节取得新韭。用阳畦生产比温室更加经济，产品就可以供“城府士庶之家，造为馔食”了。
由阳畔、温室供应的蔬菜，在品种和数量上终归有限。冬季每天吃贮藏的萝卜、白菜，也嫌有些单调。于是就有了更加简便的用软化栽培生产的黄化蔬菜。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被称做“黄卷”的豆芽菜了。宋代以后，孵豆芽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技术。据林洪《山家清供》中“鹅黄豆生”一节的记载，可用黑大豆做豆芽菜，因为它“色浅黄名为鹅黄豆生”。豆芽菜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它是使种子经过不见日光的黄化处理发芽做成的。黄豆、绿豆和豌豆都可以用来生芽。它不只清脆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黄化蔬菜，不限于豆芽菜一类，韭、葱、蒜以至芹菜的秧苗都可以作黄化处理，其中韭黄一直受人珍视。宋代苏轼已经有“青蒿黄韭试春盘”的诗句。孟元老的《东说梦华录》里，也说到当时开封在十二月里，街头也有韭黄卖，可见韭黄至迟在北宋已经有了。关于温室囤韭黄的技术，《王祯农书》里讲的比较具体：“至冬移根藏于地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
鲜菜贮藏除了常用的窖藏、埋藏外，还可以用假植栽培的方法。 《齐民要术》卷九“藏生菜法”条中说：九月到十月中，在墙南边太阳可以晒到的阳处，挖一个四五尺深的坑，把各种菜一种一种的分别放在坑里，一行菜，一行土，到离坎一尺左右时就停止，上边厚厚的盖上秸秆，这样就可以过冬，要用就去取，和夏天的菜一样新鲜。这是利用类似阳畦的设施来贮藏保存像芹、油菜、莴苣一类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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