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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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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黄热病
1900年，有一种病——黄热病——给人们敲起丧钟。此病横扫古巴，使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协助建立古巴共和国的美国士兵都死于非命。俗称“黄家伙”的黄热病袭击着各阶层的人：清洁的和肮脏的人，富人和穷人，士兵和平民，无一例外。驻古巴美军指挥官在绝望中召唤沃尔特·里德医生前去工作。
里德在发病的高峰时期赶到，其时正值亚热带炎热盛夏，他立刻投入工作。作为陆军新建黄热病委员会的领导人，里德的任务是“对有关黄热病病因及预防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委员会除他自己外，尚有三个医生，其中之一是细菌学专家杰西·拉齐尔博士。他们共同探讨招致此病的细菌，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里德于是回忆起一位古巴医生早先提出过的一种没有人相信的理论——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引起的。里德决心对这一理论进行验证。所以，在搜集蚊卵之后，委员会就着手培殖孵化出几百只蚊子，并把它们放进医院，让它们去咬黄热病病人。随后，研究组的一位成员志愿让感染过的蚊子咬他自己。如所推测，他迅即成为一例严重的黄热病患者，但他慢慢地康复了。第二次试验是在另一位志愿受试者身上进行的，此人也得了黄热病，并且也康复了。
不过，当进行第三次试验时，一场悲剧发生了。拉齐尔博士意外地被蚊子所咬，染上了黄热病，最终未能得救。里德医生为拉齐尔之死深感悲恸。虽然三个试验病例尚不足以证明是蚊子传播黄热病的，但他确认其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在给他的上级的报告中，他满怀希望地写道：“既然拉齐尔是被黄热病医院里的蚊子咬的，那么至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这种昆虫先前咬过黄热病人，所以才有感染他人的可能性。因而，这个意外感染的病例不能不引起注意。”
用这一论证武装了头脑的里德博士接着便建立了一间隔离室。在这里，他让志愿受试者接受受感染的蚊子的叮咬。他现在有把握地认为，他已证实了古巴医生的论断是正确的。他把这个愉快的消息写信告诉他的妻子，，他说：“和我一起高兴吧！除了白喉抗毒素和结核杆菌的发现之外，”黄热病病因的发现，“将被视为十九世纪科学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不过里德的工作并未就此完结，他必须确证这个号称“黄家伙”的病没有其他方式的传播途径。在几个漫长的夜里，他的勇敢的志愿受试者盖着黄热病死者的毯子，穿着黄热病死者的衣服睡觉，而小房间的窗户则用纱布隔起来。但结果并没人因此而得黄热病。这一证据是肯定无疑的了，于是，里德满怀信心地报告他的发现说：“那种衣服能传染黄热病的说法在经过首批人员的试验之后已不攻自破了。在一座楼内黄热病的感染的主要因素，是那里存在曾经咬过黄热病病人的蚊子。”
里德未曾发现黄热病的病菌，但他发现了带菌者。当他的研究公布于众后，卫生人员卓有成效地消灭了那个地区的蚊子，结果该地区90天内没发现一例黄热病病人。这是二百年来古巴城市第一次根除了黄热病。很快，其他地方的卫生人员也铲除了蚊子的孳生地，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遭受“黄家伙”危害的其他城市和港口，也得以从这种可怕的疾病中解救出来。
此后的25年中，黄热病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控制。今天仍受此病威胁的只是为数甚少的小地方了。然而，沃尔特·里德没能活着看到全球几乎全部消灭黄热病的情景。1902年，也就是他成功地同蚊子作斗争后不到两年，当他51岁时，死于阑尾炎。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也不想做这样的人——但在监终时，他感到对他的家庭生活照应太差了，他遗憾地说：“我遗留下的东西太少了。”
然而，沃尔特·里德确实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礼物，这份礼物使人们从可怕的疾病中解脱出来。今天，在华盛顿，有一所大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他的坟前，铭刻着这样的碑文：“他为人类控制了致命性的瘟疫——黄热病。”
狂犬病疫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人一旦被狗、猫等动物咬了，哪怕只咬破一点皮，也要赶紧上医院，迅速注射狂犬病疫苗，否则不久就会发作狂犬病，无法医治而身亡。发明狂犬病疫苗的科学家是巴斯德，治好第一例狂大病患者的科学家也是他。
巴期德1822年诞生在法国的多尔城。他从小喜欢读书。在课堂上，不管同学们怎样吵吵闹闹，他都能入迷的看书。校长十分喜欢这个求知欲强的学生。
巴斯德9岁时，街上有一只疯狗咬伤了许多人。这些人都得了狂犬病，一个个痛苦地死去。有一个被疯狗咬伤的人，甚至跪在铁匠面前，请求铁匠救他的命。小巴斯德亲眼看到铁匠把烧红的铁，烙在病人的伤口上，在病人的惨叫声中，他吓得捂起耳朵，飞快地冲出铁匠铺。即使用这种野蛮的方法进行治疗，那个狂犬病人仍然死了。
巴斯德大学毕业后，荣获了博士学位，担任了教授。他永远忘不了那凄惨的叫声，决心对当时流行的狂犬病进行研究。
巴斯德为了弄清狂大病病毒传染问题，多次用疯狗和兔子来试验。他有时把疯狗的唾液注射到健康的兔子身上，有时让疯狗直接去咬兔子。有一次一只疯狗疯病发作，口流唾液，但就是不肯去咬兔子。为了取得疯狗的唾液，巴斯德俯身下去，口含一个玻璃滴管，对着疯狗的嘴巴，把毒液一滴一滴吸入口中的滴管。在场的人惊叹不已。事后有个助手敬佩地说：“我想，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巴斯德生死攸关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巴斯德在研究狂犬病疫苗的过程中，既有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坚强意志，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地进行了无数次试验。
1880年12月，一个5岁的小孩一个月前被疯狗咬伤，痛苦地死在医院里。巴斯德收集了病孩的唾液，将它与水混合接种在兔子身上。兔子不到36小时就死了。他把兔子的唾液再接种另一只兔子，一兔子也很快就死了。用显微镜检查死兔的血液，发现了一种微生物。用牛肉汁培养这种微生物，将菌液再次注射给子和狗，毒力再度表现出来了。检查这些动物的血液，看到了与培养物相同的微生物。可是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是很长的，而从唾液中分离的病原菌致死作用很快。这引起了巴斯德对这种病原菌的怀疑，他猜想可能有一种微生物与狂犬病病毒同时存在于唾液中，随着观察的病例增多，对这一假设就确信无疑了。
根据临床观察，狂犬病的病原菌是侵入人和狗的脑部和脊髓，所以用常规培养病原微生物的方法，分离不到病原菌。如果用动物的脑作为培养基，也许会得到病原菌。巴斯德的助手设计了一种方法，将狗麻醉后，用环锯术打开狗的脑壳，接种一点疯狗的脑髓，经过两个星期，狗表现出狂犬病的症状并死去。这种方法比用唾液接种更准确。用脑髓接种法接种的兔子和豚鼠，也都表现出狂犬病的症状。这样，他们就探明了发病部位和病原的主要线索。试验表明，狂犬病的病原微生物很小，它的离体培养不同于一般病原微生物。现在知道狂犬病的病原是病毒。
为了获得狂犬病疫苗，巴斯德顽强地进行探索试验。用环锯术接种兔子，兔子瘫痪了。用瘫痪兔子的脑髓接种狗的脑部，狗虽然表现出轻度的症状，但不久又复原了。几个星期后，他用毒力很强的脑髓再次接种这些狗，如此反复多次，在200多次试验中，发现有几只狗没有发病，于是巴斯德便开始研究狂犬病病原减毒试验。像以前用兔子连续传代接种可以获得疫苗一样，这次用23只狗传代接种，获得了能抵抗狂犬病病原袭击的疫苗。可是这种疫苗能不能用在人身上，还有待试验。然而，用人来试验就不像用狗试验那么简单了，这里涉及生命责任、道德舆论等等问题。巴斯德和他的助手只好用猴子做进一步的试验，他们用病狗的脑髓接种猴子，从猴子再接种猴子，经过连续接种，得到了一系列不同的病原菌。后来用兔子和豚鼠做的试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可是用这种疫苗去免疫狗，效果还不够好。
接着巴斯德和他的助手用0—12℃的低温进行减毒试验。后来助手又提出用干燥空气进行减毒的新方法，把兔子的脊髓用线吊在消过毒的瓶子里，瓶底放一些氢氧化钾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瓶口塞上棉塞以防灰尘。然后把瓶子放在25°C的室内，脊髓逐渐干燥，毒力则逐渐减弱，到了第14天，毒力便完全消失了。他们把无毒脊髓磨碎，加入无菌水，给50头狗作皮下接种。第二天用干燥13天的脊髓接种，以后逐渐缩短天数，提高毒力，最后用当天病死的兔子脊髓接种。一个月后，试验的50只狗都活得很正常。另用未经免疫的狗直接接种强毒力脊髓，狗便患病死去。这种干燥，减毒的疫苗，终于试制成功了，只待在人体上做试验了。
巴斯德写信给支持他研究的巴西国王，请求给他一名判处死刑的犯人，让他在犯人的身上做试验，但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无可奈何之时，他打算在自己的身上做试验，只是由于众人的坚决劝阻才没有进行。
事有凑巧，1885年6月6日，一位母亲带着一个被疯狗咬伤的孩子，来向巴斯德求救。在医生和家属的支持下，巴斯德经过再三考虑，第一次将他创制的狂犬病疫苗注射到人身上。经过14次注射，31天的细心观察和治疗，终于把病孩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这时，巴斯德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小孩却天真地扑到他的怀里，说：“巴斯德爷爷，你怎么哭了？”巴斯德回答说：
“孩子，你的病治好啦！”消息传出，欧洲震动，许多外国人都跑到巴黎来找他治病。巴斯德名扬四海，法国总统，也来向他祝贺生日。至今，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的草坪上，还耸立着一尊小男孩的铜像，他就是第一位被巴斯德救活的狂犬病患者，后来终生为巴斯德学院看大门的约瑟夫·米斯特。
征服天花病
天花曾是世界上流行的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得这种病的人，大多数会在痛苦中死去，即使很少几个侥幸活下来的，也会在病好以后，脸上和身上留下难看的疤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麻子脸”，它给患者造成终生的痛苦。
天花病能治吗？最先想出办法来对付这种病的是我们中国人。原来，天花病有一个特点，谁要是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传染上第二次。也就是说，他对天花病有了终身免疫力。
我们的祖先早就注意到这个特点，采用了一种“吹花法”来预防这种病。这种“吹花法”的具体做法是，先从病得比较轻的人身上，取下一点疮痂或是皮肤的碎屑，把它吹到没有得过天花的人的鼻孔里去。而后，这个人会发几天烧，鼻子周围长出几个小脓疱。过几天以后，脓疱结痂了，他的身体也就恢复健康了。从此对天花就有了免疫力，不会传染上天花了。这和现在给孩子们接种卡介苗和打防疫针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高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吹花法在我国流传了1000多年，而且还传到了世界许多国家。18世纪末，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农村有一个8岁的男孩，名叫詹纳。母亲请人为小詹纳吹了“花”。“吹花”以后不几天，他就开始发烧了，全身不舒服，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然而医生还说，他的天花出得是比较轻的哩！
经过折腾，小詹纳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吹一次“花”这么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既不让人出天花，又不吃这么大的苦头呢？
詹纳13岁时，便到一位外科医生洛德那儿去学医。18岁那年，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妇女陪着一位正在出天花的病人来看病，詹纳便提醒这位妇女说：“你要当心，自己也会传染上天花！”可是，这位妇女却漫不经心地说：
“请放心，我不会传染上天花的。”詹纳奇怪地追问：“为什么？”年轻妇女充满自信地回答说：“因为我已出过牛痘。”
原来，年轻妇女是养牛场挤奶的女工。奶牛的身上有时会生一种痘疮。挤奶女工的手、胳膊或身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如有破裂的地方，碰到牛的痘疮，也会出一些小痘疮。只要出过这种痘疮，以后就不会再得天花病了。
“啊，你说的牛痘原来是这样！”詹纳这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来，他把这事告诉了洛德医生。洛德医生淡淡地说：“他们都以为，要是从牛、猪等牲畜身上传染得过痘疮的，就可能不出天花。”詹纳紧接着问：“那，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预防天花呢？”洛德医生不以为然地答道：“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有谁真正相信用牲畜身上长的痘疮，就能防止人得天花病呢？这方法没人想过，更没有人试过。”
詹纳轻轻地点头，他认为老师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牛的痘疮脓疱虽然和人出天花时长的脓疱很相似，但牛是牛，人是人，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而且怎么有可能用牛的痘疮使人不得天花呢？
詹纳20岁那年，洛德医生介绍他到伦敦去，跟随外科医生亨特进一步深造。一次在谈话中，詹纳向亨特提起挤奶女工用牛痘防天花病的事。亨特听了很感兴趣，说：“你告诉我的这件事很新鲜，但这只是你听到的一个病例，不能得出你希望的明确结论，需要掌握更多的病例，不可轻率。”詹纳得到鼓励后，决心继续了解和调查，以便为预防天花病找出更好的方法。
1773年，詹纳结束了在亨特医生那儿的学习，回故乡当了乡村医生。这更有利于他进行牛痘的研究和试验。他常常一个人跑到养牛场去，仔细观察那些生痘疮的奶牛和挤奶女工手臂上出的“牛痘”，还把牛痘的模样画了下来。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使他看到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在挤奶女工中，个个皮肤都很光洁，没有一个麻子，更没有一个害天花病而死亡的。
这时，詹纳在认真地思考着。他想，这可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出过牛痘就不再出天花，那么，能不能用种牛痘的方法来代替现在常用的“吹花”方法呢？
一个大胆而又创造性设想产生了。然而，作为医生，他还没有勇气在人身上进行实验，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1788年，詹纳的家乡又开始流行天花病。他马上想到应该想法使自己幼小的儿子免于传染上这种可怕的病。
詹纳跑到牛场，希望能找到一头正在生痘疮的奶牛，真不巧，竟没有一头奶牛的肚皮上长着痘疮。他很失望，又到另一个牧场去找。在那儿，他却看到有的猪的肚皮上长着痘疮。
他想，老乡们说过，不管是从牛或者从猪的身上得过痘疮，就不会再出天花，那我就用猪痘试试吧！
他用手术刀轻轻挑开猪肚皮上的脓疱，用刀尖取出一点点浆液，把它装在一只干净的瓶子里。回到家里，又用刀尖在儿子的手臂上轻轻划开一个小口，把瓶里的浆液挑出一点来涂抹在皮肤小切口里。
猪痘在儿子的手臂上只是轻微地引起一点不舒服，但很快就没事了，但詹纳清楚地知道，要检验给儿子接种上的猪痘是不是真有预防天花的作用，还必须再给儿子接种一点真正的天花痘苗，看儿子的身体是否真有抵抗的作用。然而，这个实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为了确证种痘方法以后是否能推广，詹纳冒险给儿子接种了天花痘苗。幸好，儿子健康地度过了反应时期。
詹纳很高兴，因为这一切都说明了用种痘来预防天花的方法是可行的。
1796年5月，詹纳从一位挤奶女工的手臂上取下一点牛痘疮的浆液，把它种在一个小男孩手臂上。结果，种了牛痘的小口上出了一个小脓疤，很快就结痂脱落。詹纳的实验再次获得了成功，从而发明了一种既安全又方便的预防天花的科学方法——种牛痘法。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天花病的克星。
接种卡介苗
卡介苗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一种减毒治菌苗。它注入人体后，能使人体内产生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防止感染和发生结核病。现已公认，接种卡介苗是预防结核病十分有效的措施。迄今为止，卡介苗预防结核病的应用已有半个世纪，是防痨 （痨病是结核病的俗称）之“盾”。
结核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初次感染常见于学龄儿童。引起各种结核病的元凶是结核杆菌，但在100多年前这还是个谜。
1882年3月24日，在柏林召开的一次医学学术会议上，德国伟大的微生物学家罗伯特·柯霍，宣布了一项轰动全世界的重大发现，结核病是一种纤细的细菌——结核杆菌引起的。这一天，成为人类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柯霍1843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州。他在大学预科毕业后，先行攻读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后又攻读医学。18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不久，立即回到自己的故乡行医，一面辛勤地为当地乡民百姓诊治疾病，一面不辞劳苦地从事病原微生物的研究工作。
柯霍工作中的成就和他的妻子积极支持分不开。有一年，柯霍在过生日的时候，他十分欣慰地接受了妻子送给他的一件珍贵的生日礼品——一架普通的显微镜。当时，他就利用这架显微镜，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的实验室。就在这简陋的条件下，他最先发现了炭疽杆菌，后来他又用一种特殊的染色方法，找到了结核杆菌。同时，他还用甘油、牛肉汤和马铃薯做成的培养基，培养结核杆菌，并将它接种到豚鼠、家兔等动物身上，使小动物发生与人体类似的病变，再从这些结核病变的组织中分离出结核杆菌来。1905年，为了表彰柯霍在结核病研究和防痨工作中的卓越成就，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金。
自从发现结核杆菌以后，世界上一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立了许多疗养病床，以治疗和隔离结核病人，使得这些国家的结核病的疫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所下降。
由于柯霍先后发现了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等，被人们誉为“细菌学之父”。
1908年，法国细菌学家卡尔密脱和从事兽医工作的介林共同合作研究疫苗。他们吸取了前人研究活疫苗的经验，将一株毒力很强的 （对一头500千克的牛具有毒力）牛型结核杆菌培养在5％甘油、胆汁、马铃薯培养基上，每隔2～3周移植一次 （称为一代）。移植30次以后，这个菌株的毒力已完全消失，对豚鼠、兔、马、牛、猴等动物均不致病，但是在接种后，这些动物体内却可以产生对结核病的免疫力。
1921年，这种菌苗开始应用于人类，通过作用，证明对人无害。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两位发明者——卡氏和介氏，将经过减毒处理的活菌苗命名为卡介苗。
卡介苗的推广使用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卡介苗日益显示出它那非凡的威力，获得人们的重视之时，1929年，在德国吕伯克城的市立医院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件。271名新生儿在服用该院制造的卡介苗菌苗后，大多数的新生儿得了结核病，其中有77名死亡。这一灾难性的新闻，使世界大为震惊。
后来经过仔细调查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个医院的院长出于善心，从巴黎引进了卡介苗的菌种，在自己医院中制造菌苗。但是由于手下人疏忽大意，误将一株毒力很强的人型结核菌混入其中，因而产生了如此惨痛的后果，使人们对卡介苗的安全问题产生了怀疑，曾一度阻碍了卡介苗在欧洲的推广使用。经过查实，这所医院确实曾保存过一株强毒的人型结核菌，它能发出一种特异的萤光色素，与一般的卡介苗菌种有本质的区别，这才为卡介苗平了十多年的不白之冤，为卡介苗恢复了名誉。
经过人们长期的研究观察，证明接种卡介苗以后，可以在人体内产生对结核杆菌的特异免疫力，使结核病的发病率明显减少，一般发病率可减少80％～90％，通常接种一次，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可维持3～4年，现今在婴幼儿中普遍接种卡介苗，因而结核性脑膜炎和急性粟粒性肺结核的发生显著减少。
除了新生儿以外，在接种卡介苗之前，一般应先做结核菌素试验（又称OT试验），凡是没有受到结核菌感染的人，也就是说结核菌素试验阴性反应的人，都可以接种卡介苗。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反应的人，说明已受到过结核杆菌的感染，他们体内已存在专门对抗结核菌的特异免疫力。这种人就不必再接种卡介苗了。
用于做试验的结核菌素和用于预防接种的卡介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结核菌素是从结核杆菌体内分离出来的一种蛋白质，可以用它来作皮内试验，作为诊断人体内有无结核杆菌感染的依据。人体在感染结核杆菌或接种卡介苗6～8周以后，体内就产生了一种抵抗结核杆菌的抗体物质，以后一旦再遇上结核杆菌就会发生过敏反应。此时，我们用结核菌素做试验，可以出现阳性反应。卡介苗与此不同。它是一种活菌菌苗。，人体接种后，可以产生抵抗结核病的免疫力。
结核菌素试验是这样做的，用5个单位的旧结核菌素（1∶2000）一次皮内注射，72小时后看反应。如果注射局部无硬结，有时只有轻度发红，则为阴性；硬结平均直径在5毫米以下为可疑（±）；硬结平均直径在5～9毫米为弱阳性 （+）；硬结平均直径10～19毫米为中等阳性（++）；硬结平均直径在20毫米以上为强阳性（+++）；局部出现水泡、坏死或淋巴管炎为特强阳性（++++）。结核菌素试验阴性的人，可以接种卡介苗。
目前使用的卡介苗，是牛型结核杆菌在特种（含牛胆汁）培养基中多代移种后，变成对人体无害，但仍能产生免疫力的活菌苗。接种对象我国规定为出生后即接种卡介苗，以后每4年作一次结核菌素试验复查，阴性者加种，直到15岁为止。对于少数民族、边疆居民进入内地城市，或新兵入伍时，必须作结核菌素试验，阴性者应予接种。
卡介苗的接种方法，有口服、皮上划痕、皮内注射三种。口服卡介苗因菌苗需要量大，现已不用。皮上划痕虽然方法简便，但结核菌素试验转为阳性的比例较低，说明效果也不好。目前多采用皮内注射法。用每毫升含有0.5毫克的菌苗0.1毫升，在左上臂三角肌处作皮内注射。此法剂量准确，接种后成功率高，结核菌素试验由阴性转为阳性的可高达96～98％，不过在操作技术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和精确。由于作皮上划痕和作皮内注射接种的菌苗含菌量悬殊很大，两者不能混同使用。
在接种卡介苗2～3周后，注射的局部可出现红肿硬结，逐渐形成脓泡或小的浅表溃疡，一般2个月左右便可结痂而愈。大约有1％的儿童可引起腋下或锁骨上淋巴结肿大0.1％的儿童有淋巴结破溃。这种剧烈反应可能是由于菌苗注射误入皮下，或菌苗悬液未摇匀所造成的。如果发生上述强烈反应，也不要惊慌，一般都是局部的，并无进行性扩散的危险。淋巴结肿大者可用热敷，若已化脓者，一般不宜手术切开，可用消毒针筒抽取脓液，大多在抽数次以后痊愈，若已破溃，可用5％异菸肼或20％对氨水杨酸油膏贴敷。
我们说，接种卡介苗是安全的，但对早产，难产的新生儿，或新生儿的体重在2.5公斤以下者；婴儿腹泻者；发热体温在37.5℃以上者，全身湿疹或全身皮肤病者；各种急性传染病 （包括恢复期2个月内）者；以往预防接种有过敏反应，或体质特别虚弱者及进行其它预防接种不满2周者，为了慎重起见，均应暂缓接种。
近年来，人们发现卡介苗除了可增强人体抗结核的能力外，它还是一种有效的免疫促进剂，对许多肿瘤病人进行免疫功能检查。通常可以发现这些病人的免疫功能是明显低下的，而注射卡介苗可以提高这些病人的免疫能力。据研究，卡介苗用于膀胱癌及黑色素瘤病人，作为一种增强免疫的辅助疗法，可起到良好的效果。
免除白喉的威胁
白喉，曾经是一种对儿童造成严重威胁的传染性疾病。由于白喉抗毒素的发明，人类才获得了征服白喉的有力武器。
白喉抗毒素发明者是德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贝灵（1854—1917年）。贝灵1878年毕业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医科，在做过一段时间军医后，于1889年到部霍传染病研究所工作。该所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探索治疗白喉的药物。
贝灵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把培养出的具有致病力的白喉菌液注射到小白鼠体内，使之发生白喉，然后注射碘剂。，大部分白鼠被碘剂毒死，小部分死于白喉，只有少数逃过了这两道关口而生存下来。后来，他又给幸存的白鼠注射新鲜的白喉菌液，它们照常饮食、跑跳，并无白喉症状。几天后，贝灵再给这些幸存者注射加倍量的白喉菌液，它们依然如前，这使他十分惊奇。
他想，小白鼠在白喉病愈后，其体内必定产生了某种抵抗白喉的物质。于是，他特地从那些患白喉病愈后的小白鼠身上抽出一些血液，将其血清混合于新鲜而富于传染性的白喉菌液里，然后注射到一组未患过白喉的小白鼠体内。同时，他把不加免疫血清的同等剂量白喉菌液注射于另外一组未患过白喉的小白鼠体内，以作对照。结果，后者感染白喉死亡，而前者却安然无恙。因而证明白喉病愈后，血清中的确存在着抗白喉的物质。
由于小白鼠太小，所产生的免疫血清有限，贝灵改用羊的免疫血液，经动物试验，证明羊的白喉免疫血清同样具有治疗白喉的作用。
1891年12月24日，贝灵第一次将他发明应用于临床，被医治者是一位白喉病危的小孩。他经注射羊的白喉免疫血清后得救，从而证实了贝灵的新发明获得成功。1895年，贝灵到马尔堡建立白喉抗毒素研究所。由于临床上对白喉毒素的需要量很大，贝灵后来改用牛免疫血清。最后。他又改用马免疫血清。
由于贝灵的白喉抗毒素的杰出成就，使得全世界无数儿童得以免除白喉的威胁。因此，他在1901年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医学奖金。一直到今天，贝灵发明的这种血清疗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治疗手段。
尿毒症疾患者的福音
肾脏是人体内一对极为重要的器官，由于会不断滤过尿液，使身体各种新陈代谢的废物随尿液一起排出体外，所以对人的的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肾脏会滤过尿液呢？血液源源不断地流过肾脏，每分钟可达1000多毫升。血液里多余的水呀、废物呀，一古脑地会由肾脏过滤成为尿液。原来，肾脏是人体里像“筛子”样的滤过器。“筛子”有筛网，肾脏也必定有层奇妙的滤过膜。如果能够人工地仿造这种滤过膜，岂不可以制造成人工肾脏吗？
让我们来看看，围绕着这个问题，人工肾脏究竟是怎样创造的。
1911年寒冬的一天，美国巴尔的摩市一家医院里，年轻的艾贝尔医生正以沉痛的心情离开一位刚刚死去的尿毒症病人的病房。他双眼含着热泪喃喃地自语道：
“真的没有办法吗？眼看一个个尿毒症病人死去……”
“别伤心了，这种事我见得多啦，尿毒症还真是没法治呀！”一位年长的医生安慰道。
“不，两年来接二连三地死去了将近40个病人了，总得找些办法。”艾贝尔依然在喃喃自语。
当夜，艾贝尔失眠了。那些死去病人苍白与痛苦的面容时时浮现在眼前。想着，想着，一种奇妙的念头油然而生，造一个人工肾脏，替代尿毒症病人已失去功能的肾脏工作，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
艾贝尔医生是熟知肾脏在人体里功能的，他也知道，如果制造出一种宛如筛网般的滤过漠，让病人的血液被这层滤过膜滤一下，血液里的废物被滤去，尿毒症病情就必然会缓解。
艰苦的实验工作开始了。艾贝尔在完成繁重的医疗工作之后，一头扎进实验室，去寻找他心目中那层理想的滤过膜。他找来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材料的薄膜，将动物的血液倒在这些薄漠上看看哪一种能将废物滤过。结果呢？不是滤孔太小毒素与废物滤不出，便是滤孔太大，连血液里的红细胞、白细胞、蛋白质也滤跑啦。那怎么行呢？
正在艾贝尔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同事建议他采用一种叫作火棉胶的材料制成这种滤过膜。艾贝尔拿来这种材料，制成了一张平坦与极薄的薄膜，把它铺在一只玻璃漏斗上，再把一小杯从狗的静脉里抽出的血液缓缓地倒在火棉胶薄膜上。血液居然没有流过这层薄膜，而只见一滴滴的清液滤了下来。
艾贝尔惊喜地将这些滤清液送向化验室，并大声喊道：快给我化验，是不是尿液成分？”化验师取来几滴滤清液，一番忙碌，又是加上药水看颜色，又是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最后露出疑虑的神色对艾贝尔说：是尿液呀！里边有不少尿素氮。”
“有没有红细胞、白细胞与蛋白质？”艾贝尔又焦急地问。
“没有呀！你怎么啦！”化验师好奇地问。
艾贝尔给化验师作了简短的解释，便喜悦地回到实验室。因为他心中明白，能代替肾脏工作的人工肾制作终于有了眉
1913年的一天，艾贝尔终于造出了人工肾的雏形。在医院实验室里，他当着不少著名学者的面，开始了他的实验。一只特地被破坏掉肾功能的大白兔被绑缚在实验台上。它的动脉与静脉里都插上一根细管子。动脉里的血液经过细管流到一根火棉胶制成的管子里。流过这根火棉胶管的血液，又流回到静脉里的那根细管子中。也就是兔子的血液从动脉出来，又流回到静脉，中间必须经过一段火棉胶管。有趣的是，火棉胶管却被浸在一个盛有生理盐水的盆里。兔子的血液在不断地这样流动着，这只患尿毒症白兔的血液也就不断地流过火绵胶管。实验完毕后检查，原先白兔体内大量的代谢废物与毒素，竟然减少了许多。这些毒素与废物被火胶棉管滤进了生理盐水中。
实验获得了出奇的成功，艾贝尔成了人工肾脏制造的鼻祖。
艾贝尔的创举仅仅停留在实验阶段，竟然在以后的10年中，无人敢真正地用于临床。其原因一方面是动脉流出血液，静脉流。血液，要经过一个人工肾，单靠心脏收缩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种方法，像泵一般泵动血液，这样才能保持血液流动的速度。另一方面，血液离开人体马上会凝结起来，要是在人工肾里边凝结，那么怎么办？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谁敢在病人身上轻举妄动。
科学毕竟在不断地发展。1920年，一种新颖的抗凝药物肝素问世。它具有很强的阻止血液凝结的作用，于是给人工肾的制作又带来了生机。
1923年，德国学生哈斯开始了在艾贝尔人工肾基础上的改良。他再次用火棉胶作为人工肾的滤过膜，人们叫做透析膜。管里流动着病人的血液，管外流动着生理盐水，血液的流动靠一个简易的电池启动的电泵加速。它安装在血液流过的管道外边。启动电动泵，促使血液流动。同时，哈斯在血液中又加入少量肝素，计算好一定比例，不让血液凝结。初具规模的人工肾问世了。
哈斯把这个人工肾用于一位中年的晚期肾脏病人，病人生命垂危，家属与医生都已失去了治疗信心。他的血液里一些标示着肾功能损害的化验指标，都已到了顶峰。哈斯在病人的大腿部割开了一个小口，找到了大腿部的动脉与静脉，分另插上管子连接到人工肾上，开始了治疗。血液在人工肾里潺潺流过，血液里的毒素与废物源源地从火棉胶管透析而进入管外的生理盐水中；而生理盐水中一些对人体有用的物质，也被透析进入人体。这项治疗进行了几个小时。完毕后，再重新化验，那些化验指标明显好转。病人得救了。嗣后，哈斯又用它接二连三地治疗了一些尿毒症病人。
哈斯的成功改良为真正制作人工肾奠定了基础。
1943年，荷兰医生考尔夫，在人工肾制作与应用上又跨出可喜的一步，制成了真正能实际应用并且安全可靠的人工肾。
考尔夫感到火棉胶材料作为透析膜还不够理想，他又感到艾贝尔和哈斯用火棉胶制成的管状透析膜滤过面积太小，对偌大的人体来说远远不够。于是他作出了如下几个重大的改良：
——找来更为优良的制膜材料：赛璐玢醋酸纤维，制造出透析孔直径20～80埃（一埃等于一万分之一微米，而一微米等于一千分之一毫米）的薄膜。这样的透析孔最容易让毒素与废物通过，却能拦着血液里的蛋白质、红细胞和白细胞。
——将赛璐玢醋酸纤维薄膜，制成很细很长的透析管，把透析管一圈圈地盘绕在一个鼓形圆筒上，浸没在透析液中。
——为了加速透析效果，圆筒的中心装有转动轴，用电机带动，可使透析管在透析液中缓缓转动。
——整个透析管长达20米，显著地增加了透析膜的面积。
——透析液也不再是单纯的生理盐水，而是根据病人的需要，对透析液可作调整。
——人工肾安置了良好的血泵，可以不断泵动血液。
考尔夫采用他试制的这一台能实际应用的人工肾开始治疗工作。起初，15名病人中能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后来经过改进，又救活了一位67岁的尿毒症老妇。从此，人工肾真正确立了它在医学上的地位，并由此而久盛不衰。
攻克肾脏疾病的武器
在人类完整脏器移植中，肾脏是最早移植成功的脏器。一个人的双侧肾脏，因病变坏死后，生命就岌岌可危。此时，想方设法将其他人的健康肾脏搬一个过来，继续维持生命，这是何等吸引人的事也是多少年来医学家和病人梦寐以求的事！今天，现代医学终于作到了。但是，您可知道人类肾脏移植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呢？
翻开医学历史，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
——1902年，维也纳医生厄尔曼，进行第一次狗和山羊之间的肾脏移植。
——1906年，，美国卡雷尔和格思里，把一只雄狗的两肾移植给摘除了两肾的母狗。
——1906年，法国医生杰布莱，第一次进行人的异种肾移植，把山羊和猪的肾脏移植给一例尿毒症女病人。
——1910年，昂格尔，把类人猿的肾脏移植给人。
——1913年，斯考斯脱把类人猿的肾脏移植给人。
——1936年，伏罗诺伊把一个脑炎死亡者的肾脏移植给一个26岁汞中毒的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
但是，几乎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1952年12月的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法国巴黎的米乔等医生，收治了一名从高楼脚手架上坠跌下来的16岁的木工，名叫马里乌。病人送到医院后，不断地呻吟，右腰部疼痛得相当厉害，面色苍白，四肢发冷，脉搏细弱，血压下降。医生作了紧急输液与输血处理后，初步判断马里乌的右肾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需要手术治疗。于是病人被送上手术台，打开一瞧，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右肾已呈粉碎状，只能切除掉。可是医生们惊奇地发现，马里乌生来就没有左肾，只有一个右肾。现在他成了一个没有肾脏的人，眼下只能依靠工人肾脏暂时维持生命。怎么办呢？医生们聚集在一起，思索着对策。
“医生，把我的一个肾脏给马里乌吧！”一位中年妇女满脸悉容地说着。原来她是马里乌的母亲。
“不行，医学上没有人类肾脏移植成功的例子。”米乔医生断然回答。
“就试一下吧！也许会成功呀！何况我愿意献出一个肾脏。”马里乌的母亲几乎是在哀求。说真的，仅仅16岁的人，一辈子要依靠人工肾脏来维持生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一筹莫展之际，病人的母亲坚持要把她的两肾脏中的一个移植给儿子，医生同意了。
移植手术在明亮的无影灯下进行。由米乔等三位医生把马里乌母亲的一个左肾切了下来，然后仔细地移植到马里乌的身上。移植几分钟后，这个肾脏就开始制造尿液，医生们欣喜若狂。一天过去了，二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两星期过去了，马里乌不但每天能排出不少尿液，而且手术后显得异常的平静。谁知好景不长，手术后22天，这个换上去的肾脏因发生了免疫学上所谓的排异反间，停止了工作，马里乌终于失去了生命。
这种突如其来的“排异反应”，让医生们与马里乌的母亲都无可奈何。
两个不同人之间进行肾脏“搬家”，会招来“排异反应”。那么，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之间进行肾脏移植，会不会避免这种意外呢？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美国波士顿的默里等医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寻找着这种可能性。医学上已确认，凡是同卵双胞胎之间，可说是两者完全一样。无巧不成书，事隔4年后，他们遇上了一位24岁，名叫里查德·赫里克的晚期肾脏病人。他的两只肾脏完全坏死了，只有进行肾脏移植才能挽救生命。但由于法国那位马里乌死亡的余悸，医生们不敢贸然行动。正巧这位病人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他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毅然决定献出自己的一个肾脏给自己的弟弟。默里等医生，花了整整5个小时，顺利地完成了一次肾脏搬家手术。奇迹出发现了，里查德竟活了下来，而且整整活了7年！后来他由于其他原因死亡，临死前移植上去的肾脏照样还在很好地工作。
喜讯传遍世界各地。人们终于悟出其中的道理：人与人之间除了有血型不同外，还存在着组织类型是否相同或相近的问题。同卵双胞胎之间可说是组织类型完全相同，因此在他们之间进行器官移植，不分发生“排异反应”。其他人之间，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总存在着组织类型的差异，进行器官移植，要发生“排异反应”。
人与人之间不同组织类型遇到一起，就会发生“排异反应”，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医学免疫学告诉我们，人体每当遇上外来的抗原物质，通过免疫反应会产生专门对付这种抗原物质的抗体。用于移植的器官可视作是抗原，受移植后在人体会产生抗体。于是会引起一场抗原一抗体的“遭遇战”，这就是“排异反应”的表现。“游弋”的人体血液里的白细胞，号称人体的“卫士”，担当着警卫的任务，专门以检验“密码”方式，去发现一切外来之客。白细胞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密码”呢？
1958年，国外有位名叫达赛脱的学者，通过反复实验，终于发现，如同输血时有红细胞不同类型一般，白细胞和组织细胞各人之间也有类型区别，而分别的“密码”决定于存在细胞上边的不同抗原。如果两个人的这些抗原相同，组织类型也相同；如果这些抗原不同，组织类型也不同。达赛脱的发现为肾脏移植及其他器官移植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指出了方向。
原来，一个人的细胞有两个抗原“密码”的位点，其中一个位点来自父亲，另一个来自母亲，而每个位点上又有两个不同的抗原“密码”。所以，一对夫妇生下的孩子之间，除同卵双胎之外，就可能有四种不同的抗原“密码”。据1977年9月有关国际会议公布，人类白细胞A系统，共有5个抗原位点，A、B、C、D和DR，每个位点中可能出现的抗原“密码”种类更多，例如 A位点上有19个等位抗原； B位点上有33个等位抗原……而且还在不断发现新的抗原。如此庞杂的系统和这种繁多的搭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组织类型的千差万别。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也不能随便进行器官移植的原因。
但是，可喜的是，达赛脱的发现，毕竟为人类揭示了“排异反应”的重大秘密。
揭开“排异反应”的内幕，医生们开始通过人体白细胞抗原测定，混合淋巴细胞培养等方法，小心翼翼地选择最佳的移植搭配，也就是尽量为受移植者寻找组织类型接近的供脏器者，因为彼此组织类型越相近，移植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但是，人与人之间抗原“密码”的分布过于浩瀚，要找到十分理想的搭配十分困难，这简直像大海捞针。总还得想些什么办法，在组织类型搭配不太满意的器官移植时，能克服与对付一下“排异反应”。
1958年，有位名叫雪旺兹的学者，通过牛作了个实验。他在牛与牛之间进行了肾脏移植，接受肾移植的那头牛，每天给它吃一种叫做6巯基嘌呤的药物，居然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这种神奇的药物，具有阻止受移植牛体内产生对抗移植肾的抗体物质。由于雪旺兹实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功，医学家们又掀起了一股寻找对付“排异反应”的方法的热潮，许多有出奇效果的药物相继问世。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良好的抗“排异反应”作用，例如强的松、甲基强的松龙等，被大多数医学家广泛采纳。
——1976年，瑞士山道士公司的科学家们，首先从挪威的土壤样品中分离出一种真菌，并从中提取出环孢菌素A这个神奇新药，经大量动物实验证明，这种药物能理想地对抗“排异反应”，而且安全可靠，很少副作用。
——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可以有效抑制对抗移植器官的抗体物质，与其他药物配合可提高疗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肾脏移植工作如能认真掌握好组织配对检查与药物阻止“排异反应”这两个关键问题，再加上仔细精巧的移植手术，那可真是功德圆满了。
肾脏移植为治疗晚期肾脏疾病以及肾功能衰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接受该项治疗的人数已逾10万人。
缺肠人维持生命的绝招
“人是铁，饭是钢”。人体必须依靠一日三餐来维持生命。在形形色色的人体脏器中，消化系统的器官，担负着消化处理食物，从中摄取营养的重任。特别是其中的小肠，简直像一条“长廊”迂回曲折，长达5～6米，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全在这儿被吸收进身体里。那么如果消化系统失灵，尤其是肠子无法担负此任务，无法吸收食物时，人还能生存吗？回答是肯定的，现代医学为人们提供了一项崭新的技术——全静脉营养疗法，居然让没有肠子的人都能活下去，是奇迹，又是现实……
在我国上海，时间是1986年正月初五，人们刚刚度过春节，还沉浸在喜庆之中，妊娠已近产期的周绮思，当晚突然腹痛如绞，大汗淋漓。谁都认为她要分娩了，但如此疼痛又不象生孩子，于是她被家人急送上海中山医院。谁知检查下来，竟是严重急腹症，必须急诊手术。
这场无影灯下的“战斗”让人辗转不安。医生打开周绮思的肚子，全都惊呆了。原来她的小肠由于发生扭转，血液循环阻断，已全部成为紫黑色坏死，无法保留了。经过大力抢救，生命是保住了。但是全部小肠都被切除掉，生命又如何得以维持呢？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小肠至少要保留60厘米才能吸收到使人生存的起码营养。可是周绮思，真的成了一位“缺肠女”。
中山医院为了周绮思采用了当代先进技术：全静脉营养疗法。不是没有肠子了吗？靠吃东西是不行了，那么，将维持生命的营养物质，通过静脉血管输送进人体，不是照样可以维持生命吗？
“我们在消毒条件下调好营养液，每晚临睡前将输液针头插入橡皮帽，到天明2000毫升输完，一天的营养全在里头啦！”中山医院麻醉科蒋豪教授对正在采访周绮思的报社记者说道。
这时，周绮思拉开毛衣领口，露出前胸的一段输液导管，导管端有一个橡皮帽封口，这儿应就是每天营养液输入的部位，是输液导管通向颈胸部的大静脉。
“那你感到嘴馋吗？”记者问道。
“手术后2年我就开吃戒了，不论甜咸荤素，一日三餐不误。”周绮思笑着说。
记者有些迷惑不解，小肠全切除，怎么又开吃戒？
“尽管吃什么对她来说都是白搭，因为没有肠子吸收营养，而维持生命的营养全靠静脉输入，吃东西仅仅是解解馋。”负责治疗的医生作了解释。
周绮思就是依靠全静脉营养疗法生活至今，整整6年过去了，一切安然无恙，而且这位33岁的妇女在1992年5月4日还通过剖腹产养下了一个体重2020克的女孩子。
这的确是奇迹，世界医学史上还没有过采用全部静脉营养疗法连续6年以上又能生养孩子的报道。
全静脉营养疗法的问世，今天救活周绮思这样的病人，也决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事，它是经过无数医学家不懈努力的结果。
当代医学，凡是在谈到维持人体生命营养问题时，谁都不会忘记两位有名的医学家摩尔和罗特，是他们对静脉营养和能量代谢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为全静脉营养疗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摩尔和罗特的最大贡献是查明了人类生存的能量代谢规律，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观察、计算，以及根据前人的经验得出了非常重要的几个总结性论点：
——人体消化系统的确是吸收营养的重要场所，但是营养物质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逾越消化系统这个环节，照样可以使人生存。
——维持生命有一个最基本的能量单位代谢要求，如果按能量卡路里计算，休息时，每日每千克体重需要能量25～30卡路里；轻度工作时为30～35卡路里；中等度工作为35～40卡路里；重度工作需要40卡路里以上。而儿童、孕妇、乳母、营养不良的人还需要在上述工作量基础上酌情增加能量。
——每克蛋白质和糖都可供给4卡路里能量，每克脂肪可供给9卡路里能量。同时还要补充必要的无机物、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摩尔和罗特的几个论点为全静脉营养疗法指明了方向，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凡是由于消化系统有病变而无法吸收营养时，只要按照一个人标准的能量需要，去寻找与制造从静脉途径输入的营养物质，然后从静脉按日输给，人就能活下来。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在手、臂或腿上打了一次静脉针，尤其是注射一些浓度较高的药液或葡萄糖溶液，不消多少功夫，这根静脉就会变硬，甚至阻塞。所以要像平时输液那样采用上、下肢的浅表静脉，作为长期、甚至一辈子的静脉营养治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看来，必须寻找良好的静脉途径，而且这类静脉途径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行：
——可以用于高浓度的葡萄糖溶液。
——可以较为直接地尽可能接近心脏。
——可以长期与连续地使用。
——使用时不妨碍本人的正常四肢活动。
1952年法国医生奥勃尼向医学界推荐了一条极好的静脉途径，即锁骨下静脉穿刺输液。
人体颈部下边左右前方各有一根锁骨。相传，古代江湖大盗被捕捉后，本领大的都会越狱而逃，可是在锁骨处穿上铁链，再也无法逃脱，由此而得
“锁骨”之名。在锁骨的下方有一根锁骨下静脉，通向上腔静脉，而上腔静脉直接通向心脏，这是一条符合上述各项条件的静脉途径。因为，这里既有可能穿刺与插管进去，而且管腔较粗，药液或高浓度营养液通过这里很快进入上腔静脉。这里血液流速极快，营养液即时被送向心脏，所以不会因浓度太高而刺激静脉造成变硬或阻塞。
奥勃尼报告了10年用锁骨下静脉穿刺的输液经验。在此基础上，到1960年世界医学界正式推荐这条静脉途径，由锁骨下静脉穿刺进入静脉，然后从中间插入一根静脉输液导管直达上腔静脉，并且长期保留应用。
能不能完全依靠静脉营养方法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截止到1961年，谁也没有把握。
1961年，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的杜特利克医生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探索一下。
一条健壮的猎犬被牵进实验室。施行麻醉后，杜特利克在狗的颈部作一个切口，寻找通向心脏较近的较为粗大的静脉，将一根细软又不容易压瘪的输液导管插进这根静脉，然后固定好导管，缝合好切口。然后，再也不给这条狗喂任何的东西，维持生命的营养物质由这根输液管输入，连续观察了36个星期，这条狗照样活得不错。
动物实验获得成功。
杜特利克开始用这个方法治疗病人。1965年，他遇上一名先天性肠道闭锁的女婴。这个孩子从娘胎里生出来就是肠子闭塞不通，当然无法吃东西。于是这种全静脉营养疗法被用到她的身上，采取的静脉途径就是锁骨下静脉。这女婴居然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全凭这种疗法活了22个星期，以后由于家属不肯坚持这个治疗，终于死去。
1968年，村特利克经过将近10年的实践，在充满信心、踌躇满志的情况下，向医学界报告了他的实践心得。他将摩尔、罗特的理论，又将奥勃尼的静脉穿刺经验都融汇贯通地结合起来，终于率先创用了全静脉营养疗法。
当然，全静脉营养疗法，决非像平时看到的输液那般简单，它要涉及到营养液的配制与调整，静脉液管的清洁、保养和调换，也要防止发炎、栓塞、静脉炎等并发症。但是，这种方法的发明，又多了一种拯救病人的“武器”。周绮思这样的病人获得新生，便是最好的证明。
起死回生的换心术
原民主德国影片《冷酷的心》中，善良的彼德为了摆脱穷困，把自己的心脏卖给了魔王——“荷兰鬼”。在森林魔窟中，魔王剖开彼德的胸膛，用石心换了他的血肉之心。从此彼德怀着石心，开始了他冷酷无情，损人利己的生活。这只是一则神话故事，但它不禁让人联想一个问题；人的心脏能够替换吗？
心脏对人的重要性，宛如引擎对汽车一样。汽车的引擎损坏后，只要换上新的，它就能继续奔跑。人的心脏损坏后，能不能把它更换一只呢？是不是能用别人献出的健康心脏，替换掉被损坏而不能继续工作的心脏呢？
1905年，医学家卡洛尔首先在高级哺乳动物中作了试验；他将一条狗的心脏取出，接种到另一条狗的颈部皮下大血管上。这只移植的心脏，居然搏动了2个多小时。它说明哺乳动物的心脏离体移植是有可能的。
到本世纪30年代，由于心脏病折磨而倒下的病人日渐增多，人们对换心术的研究更予重视。1933年，有位名叫海曼的学者，重新作了狗与狗之间心脏移植的实验，仍然像卡洛尔做的那样，将移植心脏缝接在狗的颈部大血管上。这次手术后心脏跳动时间明显地延长。竟达到8天，医生们为此欣喜若狂。
紧接着，有位名叫德米霍夫的学者，作了另一模式的换心实验，不是将移植心脏缝接在颈部大血管。他先将一只狗的心脏切下，立即缝接到另一只狗的胸腔毫不费力地跳动着，有规律地输送着血液。到此，人们确信移植的心脏血管上，然后又阻断狗自己心脏的跳动，使它体内的血液跳动循环任务一下子转移给移植心脏。只见那只移植心脏是完全能发挥它的功能。这一成功是一个转折，因为利用移植心脏完全替代了原先自己心脏的工作，更大地激励医学家们的信念。
1958年，戈德伯格医生等用狗做实验，施行了一次真正的原位心脏移植术。也就是先将一只狗的心脏切下，立即缝到另一只已经预先切除掉心脏，依靠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在维持生命的狗的体内，所有的血管都按原来模样一一吻合接通，然后停止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这只接受全心原位移植的狗存活了整整117分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它告诉人们，完整地换一个心脏，照样能跳动一些时间。
1964年1月23日，又一次轰动医学界的创举开始了。美国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哈代，首次将换心术用于人类。他从体重150磅的黑猩猩胸内取得心脏，为一例患高血压心脏病濒于死亡的老人做了换心手术。移植一完成，这个黑猩猩的心脏在老人身上立即有规律地跳动。但是遗憾的是，只经历了一个半小时，心跳停止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黑猩猩与人是两个不同的种族，生物学上属于异种，彼此的组织细胞不能相容，于是在人体上急剧地发生了排斥黑猩猩心脏的“排异反应”，所以这个心脏无法再发挥作用。这例手术虽然未能获得成功，可是它坚定了人们在人与人同种之间进行换心术的信心，也揭开了拯救处于死亡边缘患者的换心序幕。
在众多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医学家们对人类的心脏移植跃跃欲试。1967年12月3日，在南非开普敦市，伯德纳医生给一位久治不愈的心脏病患者施行了换心术，供心者是一位因车祸发生颅脑损伤死亡的年轻人。在车祸发生后不久，伯德纳医生及助手们迅速地取下了心脏，并且用低生理盐水灌注，暂时保存下来。另一边呢？宁静的手术室里那位54岁的病人早已躺在手术台上。经过低温麻醉，打开胸部，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模拟人体心脏搏动开始了工作。伯德纳医生将病变的心脏切除，随后切断肺动脉和主动脉。随即将那个年轻人的心脏从冰冻盐水中取出，放到病人原先那个心脏的部位。心包腔里灌注冰盐水，使供心保持低温，先将供心左心房与受心残留的左心房后壁吻合，再吻合供心与受心残留的房间隔，接着吻合右心房。等到左、右心房都吻合，再依次吻合主动脉与肺动脉，移植手术完成。
“供者心脏移植上去了，不知道会不会跳动？”伯德纳医生喃喃自语。
伯德纳医生再一遍仔细检查所有吻合口是否漏血，在确认无误后，他用手轻轻地开始地按摩这只心脏，也停止继续朝心包腔里灌注冰盐水，使心肌温度逐步升高。只见心脏肌肉开始有些颤动，但还不是跳动，伯德的医生果断地采用电击器方式帮助心脏跳动。
“跳动了！”见到这只移植心脏由慢到快，最后进入有规则跳动后，手术室里雀跃欢呼。在心脏刚跳动后一段时间里，仍然保持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以后在药物帮助维持足够血压的前提下，伯德纳医生停止了体外循环。至此，这个移植心脏真正独立地工作了。
手术后，第12天，病人已经能起床活动。
可惜，手术后第13天时，由于连续几天严重肺炎，夺走了这个病人脆弱的生命。至死，这个移植心脏功能良好。心脏移植终于成功了，它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1968年1月2日，也就是伯纳德医生完成第一例心脏移植创举后的一个月，他又施行了世界上第2例心脏移植。这是一个患有严重冠心病，心脏极度衰竭，呼吸艰难，全身浮肿与脸色青紫的老年患者。伯德纳医生又找来一颗因车祸死亡的年轻人的心脏为他作了成功的移植术。吸取了第一例发生肺炎的教训，这次术后格外地加强护理和药物治疗，移植心脏发挥着良好的功能，仅仅在手术后第3天，病人手术前的那一系列严重症状都销声匿迹了，不久便可起床活动，术后第74天回家。该病人生存了2年多。
从此，心脏移植术像雨后春笋，在世界各地相继开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斯坦福的一批胸外科医生，后来居上，在以后几年里连续施行了100多例心脏移植，而且将近有一半人活着。其中有位名叫维特里亚的48岁男子，于1968年11月做了换心术后不但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而且身体出奇地健康。1978年11月，在他术后第10个年头，在马赛城举办了他的心脏移植成功10周年庆祝活动，成为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国于1978年4月在上海瑞金医院也成功地为一位38岁的男病人移植了他人的心脏，生存108天。
在心脏移植的征途上，医学家们还在不断地攀登高峰，换心术最大的问题在于“排异反应”，以及由于防止“排异反应”应用药物所带来的各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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