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装具

中国古代兵器中，长兵器、短兵器和抛射兵器都属于攻击型兵器。与此相对应的是防卫型兵器，即盾、甲、胄 （Zhòu音皱）等。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战争中，防卫型兵器与攻击型兵器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二者相互配合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防卫型兵器重在保存自己，攻击型兵器重在消灭敌人，两种兵器的作用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但进入火器时代之后，原始的甲、胄、盾越来越抵御不了火器的攻击，逐渐被淘汰。我们所见到的近代坦克、装甲车，便是二者合一的新式武器，既能防御又能攻击。 　　1．盾 　　盾是一种手持的防护兵器。古代将士在作战时，通常左手持盾以掩蔽身体，防卫敌人刃矢石的杀伤，右手持刀或其他兵器击杀敌人，二者配合使用。 　　盾，古人称“干”，与戈同为古代战争用具，故有“干戈相见”等词。后后来还称作“牌”、“彭排”等。传说我国最早的盾，远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山海经》中有关于“刑天”这位英雄人物的神话，描写他一手操干，一手持斧，挥舞不停的雄姿。陶渊明为此写诗赞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盾作为一种“主卫而不主刺”的卫体武器，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到唐代时，盾改称“彭排”。宋代时正式称“牌”。明清两代沿袭宋习，称牌而不再称盾。 　　古代的盾种类很多，形体各异。从形体上分有长方形、梯形、圆形、燕尾形，背后都装有握持的把手。手持的盾牌一般不超过三尺长。春秋战国时，战车上专门有人执盾，以遮挡矢石。城头上多设盾橹，作为守城护具。骑兵和步兵所用的盾牌渐渐趋于小型灵便、坚固耐用，而“鸿门宴”上，壮士樊哙使用铁盾将交戟门前的卫士撞倒在地，这种铁盾则是一种重盾。 　　盾牌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木牌、竹牌、藤牌、革牌、铜牌、铁牌等。其中用木和革制作盾牌的历史最长，应用也最普遍。商周时期，盾多用于车战和步战，用木、革制做或者用藤条编制的盾是军队中的重要防卫武器。这时的盾，形状近似长方形，前面镶嵌青铜盾饰，有虎头、狮面等，个个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借以恐吓敌人，增强盾牌的防护效能。有一种木盾特别流行，顶上有双重弧花纹，呈长方形，表面涂漆，并绘有精美的图案。藤牌也是军队中常用的一种盾牌。最早出产于福建，明代中叶传人内地。藤牌是采集山上老粗藤制作的，一般编制成圆盘状，中心凸出，周檐高起，圆径约三尺，重不过九斤，牌内用藤条编成上下两环以容手臂执持。这种藤牌，编制简单，使用轻便，加上藤本身质坚而富有伸缩性，圆滑坚韧，不易兵器砍射破入，所以藤牌传入内地之后，很快便成为步兵的主要装备之一。 　　明代大将戚继光十分重视盾牌的使用。他非常善于量才用兵，选拔“少壮便捷”的士兵担任藤牌手，“健大雄伟”的壮士则当长牌手。步战时，他指挥队伍，前面“二牌并列，狼筅（xiǎn音显）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身后。” 　　（狼筅是一种简易的长兵器，多刃多层，具有刺、砍、钩叉等多种功能。）戚继光还命令伍长，手持挨牌在前，其余士兵按鸳鸯阵紧随在牌后 （挨牌是一种近似倒梯形的长牌，上下两缘呈弧形弯曲，高约5尺，宽约1尺多，用轻而坚硬的木头做成）。这种鸳鸯阵法，既科学又严密，曾经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大显神威。 　　明代还发明过能与火器并用的多种盾牌。这种盾牌不同于以往的是既能防御又能攻击，且威力很大。可以说它是古代的“坦克”。这类新式武器，有许多响亮的称呼：神行破敌猛火刀牌、虎头火牌、虎头木牌、无敌神牌等。这种牌是用生牛皮制成，内藏火器。战斗时，牌手持牌掩护士兵前进，先向敌人喷火，火焰喷射二三丈远，足可抵挡强兵十余人。“虎头牌”内藏猛箭一二十枚，临敌时，突然发射，以杀伤敌兵。明代最大的一个牌后面可以遮蔽25人。作战时，可施放火焰，阻止敌骑兵的冲击，又能掩护士兵免受箭枪射杀，还能数面神牌相连，迅速布成城墙，阻挡敌兵进攻。这些与火器并用的盾牌是明代所特有的。 　　铜盾和铁盾在我国古代曾经作为仪仗物使用过，尽管它们防护力强，但持在手里，若面积小则降低防护效力，若面积大则份量加重，所以一直未能用于作战。 　　2．甲 　　甲是古代将士穿着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冷兵器的伤害。甲又叫“介”或“函”，古人称制甲的人为“函人”。先秦时期人们把用皮革、藤等物做的叫作“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唐代以后一律铠甲统称，不再区分质料。 　　甲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借助野兽的皮、林中的藤、木等物，制成简单的护饰，穿戴在身，以抵挡木、石兵器的伤害。据说可以称为“甲”的防护装具是夏朝的第六代国君“抒”（Zhù音住）发明的。主要是用皮革制做，披戴在前胸后背、腰腹等部位，既不影响四肢的格斗活动，又能防御身体主要部位免受兵器的损害。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了甲片。殷墟中的土层表面曾发现皮甲遗留的痕迹，有黑、红、白、黄四种颜色涂成的斑斓纹理，残迹最大径约40厘米。这种皮甲距今已3000多年了。整片皮革制做的甲坚硬发板，兵士着装在身，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后来改为用小片的皮革联缀。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既美观又实用。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片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在西周时的古墓中曾发现过钉缀在甲衣上的各式青铜甲片。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又增进一步。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战事连年不断。“兵戈乱浮云”，攻击性兵器不断改进，促使防卫装具进一步坚固、完善。甲的制作工艺相当完备，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制度。皮甲的防护功能和卫体面积都较前增大，成为战斗中的主要防护装备。在湖北曾出土了战国早期的12领比较完整的皮甲：全甲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个部分组成。身甲又有胸甲、背甲、肩甲、肋甲等共计20片甲片编成。甲片尺寸较大，最长的达26.5厘米。甲袖左右对称，各由13列、52片甲片编成，编联成下面不封口的环形，成为上下大小可以伸缩的袖筒。甲裙由上下四列甲片编成，每列14片甲片，自左向右叠压，固定编缀，然后再上下纵联，整个甲裙上窄下宽，便于下肢活动。身甲和甲裙均在一侧开口，便于穿着，穿好后再用丝带结扣系合。古人把这种用丝绳缀联起来的甲叫作“组练”。这些皮甲在古代的车战中与盾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所以那时各国军队都装备皮甲。 　　关于皮甲的制造，《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制甲首先得选择原料，最好的皮料是犀牛皮和兕（sì音四）皮，兕是一种独角野牛，样子很像犀牛。据说用兕皮制做的甲可用200年，犀牛甲可用100年；这两种兽皮合起来缝制的甲能用300年。其次是鲛革，即鲨鱼皮制做的甲，也很坚固耐用。那时，吴国多用“水犀之甲”，楚国多用“鲛革、犀兕以为甲。”有了上好的皮革，工匠还得量体裁衣，根据穿着者的高矮胖瘦，画出样式，量好尺寸，经过良工的精心缝制，才能做出得体合身，坐、起、跪、拜皆便的甲衣北方的燕国曾以制造精甲而闻名列国。据说那时燕国几乎人人都会制做铠甲，所以没有专门制做铠甲的“函人”。 　　在车战中甲是主要的防护装具，几乎每名武士都配套铠甲，所以军中兵员实力又往往以铠甲数目表示，如“披练三千”、“带甲十万”等。当铁甲出现以后，皮甲、藤甲仍是少数民族军队的主要防护用具。比如《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曾经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南蛮首领孟获，在作战时，“身穿犀牛甲，头顶朱红盔，左手挽牌，右手执刀，骑一头赤毛牛，……”还有一段关于藤甲的故事，说的是蜀国东南700里，有个乌戈国，国主名叫“兀突骨”，身高一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食；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他手下的军士都穿藤甲：那藤生长在山涧里，盘缘在石壁上，那里的人们采集这些野藤，浸在油中半年，然后取出来晒，晒干了再泡，这样反复十多遍，才能用来编成铠甲。这种藤甲穿着在身，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不人，称为 　　“藤甲军”。但是兀突骨率领他的藤甲军与蜀军作战时，却遭到惨败。那油藤甲不浸于水，却抵不住火。所以，诸葛亮把他们引入峡谷，先用火烧，再用石炮击，3万藤甲兵如陷火海，全部丧生，场面惨不忍睹，诸葛亮本人也不禁垂泪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心损寿矣！”演义毕竟有所夸张，不足为据。但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各类皮甲确实是军队中长久使用的防护器具。特别是犀牛皮、兕皮、水牛皮、鲨鱼皮坚硬厚重，又有韧性，青铜兵器和一般的轻型铁兵器难以刺穿，防护力相当强。那时的军队兵马均披甲，以蔽刀箭。青铜由于脆硬，一直用来锻打成片，钉缀在甲衣的胸部背部，起到盾的某种作用，保护身体重要部位。所以青铜制品一直作为皮甲的附属物，而终未取代皮甲。这样直到精锐的钢铁兵器问世以前，皮甲作为防护战具在军中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宋朝、元朝军队中皮甲作为一种轻便防护装具仍与铁甲一起使用。而许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仍使用皮甲皮盔。 　　从战国晚期到东汉，随着铁制兵器的发展，铁铠逐渐代替皮甲成为主要的防护装备。铁铠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策·韩策》中称之为“铁幕”。那时的铁甲用于防护手臂部分。“铠”字原意就指：厚重、坚实。西汉时，人们称铁甲为“玄”即黑色的意思。汉武帝时，有位著名的骠骑将军叫霍去病，他生前曾先后6次西征匈奴，屡建功勋，却年仅24岁就因病去世。为悼念这位早逝的英雄，汉武帝“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其送葬。当时，用玄甲军送葬是十分隆重的葬礼。这种场面虽然我们已无法看到，但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群，却在2000多年后被人们发现了。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一座相传是汉丞相周勃的墓地附近10个土坑中，出土了彩绘陶俑2500件以上，其中40％的陶俑身上披着铠甲，虽式样不同，但都涂成黑色，上面再用红色或白色区划出片的细部。这组陶俑正是象征身着披玄甲的军队，它形象逼真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金盔铁甲武装起来的军容。 　　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由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原来是用较大的长条甲片编制成“札甲”，虽编制简便，但活动不便，后改用小片甲片编制成“鱼鳞甲”，作工更加细致。从保护部位上，由仅保护胸背的形式增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出土于呼和浩特的一领西汉铠甲就是带有“披膊”和“垂缘”的札甲，全甲共有600多片甲片编成，重11.1公斤，而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一领铠甲则是带有“垂缘”的“披膊”和“鱼鳞甲”，全甲共由3008片甲片编成，总重20.2公斤，其制工异常精美。 　　西汉以后，甲片的基本形制和编组方法基本固定，变化不大，通常是选用搓得比较精细的三股麻绳编缀。其编缀方法大致是先横编后纵联，横编时由中心一片向左右编缀，纵联时由上而下，所以编成的铠甲一般是上排压下排，前片压后片。在需要活动的肩、腰胯等部位，则采用左右横向固定，上下纵向活动编缀，就是将编组的绳索留有可供上下活动的长度。这种活动编缀的甲片，编时则需要下排压上排，整个铠甲的编缀方法简单而有规律，便于及时修复。 　　汉代铁甲不仅在编制工艺上日益精湛，而且铁甲的锻造技术也不断提高。据专家测定，西汉铁甲片表面为铁素体的退火组织，中心部位的碳含量很高。所用材料是块炼铁，锻打成铁甲片后，再退火，表面脱碳，使炼就的甲片不仅坚硬而且富有韧性。不仅如此，汉代铁甲的生产量也很大，能够达到军队兵员一人一领的程度。据《东观汉记》载，刘盆子率20万人马向刘秀投降时，在宜阳城西堆积的铠甲，就像熊耳山一样高。三国时期，上好的铠甲都是用“百炼钢法”锻造的。诸葛亮曾下令制造“五折钢铠”。这种“五折钢铠”是选用反复选打五次的钢片锻造而成的。据说诸葛亮还监造过一种名叫“筒袖铠”的铁甲，选料精良，制作考究，流传几百年。这种铠甲不仅能抵御一般的锋矢，甚至连“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人”。可见其防护功能之强。 　　南北朝时期，随着重甲骑兵的崛起，适用于骑兵装备的“两当铠”极为盛行，逐渐成为铠甲中的重要类型。所谓“两当铠”是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组成，因为它的形制和服饰中的“两裆（liǎng dāng）”形状相似而得名，两裆古代指背心。这种铠直到隋唐仍很盛行，唐代还盛行“明光铠”。据《唐六典》记载，唐朝的甲制共有13种，其中明光铠、光要铠、细麟铠、山文铠、乌锤铠和锁子甲都是铁制的。“明光铠”的前胸和后背各有一面像镜子一样的金属圆护心，太阳照射时即闪闪发光，因此得名。锁子甲是一种用铁链衔接，互相密扣，缀合而成衣形的铠甲。这种甲穿起来柔和便利，比大型坚甲轻松。为适应步兵野战的需要，在唐代供步兵使用的步兵甲有了很大发展。据《通典》所记，当时每队战士有60％的人装备有铠甲，而汉代军队披铠甲的士兵仅占总数40％。这种步兵甲的基本形制是：身甲前后片在双肩上用带联扣，两肩所覆披膊作兽皮纹，腰带下垂有两片很大的膝裙，上面叠缀着几排方形的甲片。宋代的“步人甲”就是由这种铠甲演变而成的。唐代的甲虽然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却主要供骑兵穿着，战马一般不披甲，这样在作战时骑兵机动性大，以轻捷快速而取胜。另外，唐代制甲，还讲究外观华美，往往涂上金漆或绘有各种花纹。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年轻将领时，曾身披金甲，陈铁骑1万人，甲士3万人，在太庙前举行凯旋礼。那时仪仗典礼等隆重场合下都有金盔银甲的壮观场面。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金锁甲、绿沉枪”的诗句。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出塞曲》也有“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的名句，形象地描绘了众多兵士身着铠甲，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银山一样烁烁发光的壮观景象。 　　宋代铠甲有钢铁锁子甲，黑漆顺水山字甲，明光细网甲，明举甲，步人甲等。还有一种十分坚精的铁甲——一瘊（chóu）子甲，是青堂（今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羌族人民制造的。这种甲柔薄坚韧，甲片呈青黑色，光亮得可以照见毛发。当时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在50步以外用强弩射击，结果任何强有力的弩箭射都不透这种甲，其中只有一支箭射入，经检查，原来这支箭是射在穿带子的小孔里，射进的铁箭头竟被甲铁碰得反卷起来，可见其坚硬程度是相当高的。这种铁甲，是用冷锻法加工出来的。当甲片冷锻到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以后，在它们的末端留下像筷子头大小的一块不锻，隐隐约约像皮肤上的瘊子，所以叫“瘊子甲”。铠甲发展到宋代已经非常完善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 　　在我国古代，铠甲是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备，所以它的生产一直由国家控制。唐代专门有生产铠甲的“甲坊署”；宋代设有南、北作坊。据《宋史·兵志》记载：一套铠甲总重量为45至50斤，有1825枚甲叶，需要花费120个工作日才能做成。可见那时生产一副铠甲是相当花费工时的，首先要把铁锻打成甲片，此间需要经过打札、粗磨、穿孔、错穴、裁札、错棱、精磨等多道工序，然后再用皮条编缀成整领铠甲。铁甲虽然防护能力很强，但份量很重，兵士穿上全套盔甲，再加上随身携带的必需用品，负重足有百斤以上，再拿着兵器行军作战，其负荷之重，操劳之苦是难以想象的。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代边防士兵武装得像钢铁机器人一样，艰难地守卫着边关的情景。除此之外，铁甲还有一个缺陷是帖近身体的一面也十分坚硬，常常会磨伤皮肤。宋朝时，在铁甲内面衬上绸里，后来又在甲衣内穿上絮有棉花的“胖袄”，以防止磨伤皮肤，“胖袄长四尺六寸，装棉花绒二斤，裤装棉花钱半斤”。战士穿上棉袄棉裤，外罩铁甲衣，若是在冬天寒冷的地方，既保暖又保险，可算是享福了；可若是在炎热的夏季骑马作战，真如身陷蒸笼一样，整天浸在汗水里，还常常生虱子，甲士辛苦之极矣！身穿铁甲的将士行动十分不便，上下马都靠别人扶持，在皇帝、要臣面前无法行跪拜礼，只能拱手作揖致礼，所以军礼规定“介胄不拜”。 　　为了减轻甲的重量，又不降低其防护能力，唐代以后出现一些轻型铠甲。 　　《水浒传》中有一位金枪班教师徐宁，他家中藏有一副价值万金的雁翎甲，后来被鼓上蚤时迁盗走了。这副雁翎甲是用雁翎根联缀而成的，可以抵御轻武器的斫、刺。元世祖忽必烈征讨乃颜时，曾赏赐给洪俊奇一副雁根甲。这种甲份量轻，防护效能又好，但是成本昂贵，只能供极少数将领着用。用来装备部队的轻型甲主要有毡甲、绢甲、绵纸甲，其中又以纸甲使用较多。唐懿 （yì）宗时，河东节度使徐商发明纸甲，据说坚固异常，猛箭不能射穿。1040年，北宋曾造纸甲3万副，分发给陕西防城弓手使用。明代中叶，戚继光领兵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时，令士兵穿着绵纸甲。这种甲份量虽轻，却能有效地防御鸟铳（chòng）铅子，特别适合在我国南方地区作战使用。 　　明清两代，军用铁铠不仅制作精良，而且非常注重轻便。皮甲已完全被废弃，多用钢铁制作网甲，也叫锁子甲。比较盛行的有护卫上身及两膀的钢网衣，护卫下体的钢网裙或钢网裤，以及护卫手腕和脚的钢网腕、钢网靴。清代的铠甲分为胸马甲、腰甲、腹甲、腿甲四项，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外观装饰上都较前有较大进步。清高宗弘历的御用铠甲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这领铠甲异常精美华贵，全甲由八个部分组成：铜盔、护项、护膊、战袍、护胸、铜镜、战裙、战靴。甲衣上内衬钢片、明哈片、玳瑁 （dài mào）边，战袍上密缀铜星，式样别致，具有民族特色。那时还十分流行一种战袍，袍外绣各式图案，里面装饰许多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加置铜条，袍里则联缀甲片，其质坚厚，可抵御矢镞及鸟枪丸弹。这种战袍，柔和贴体，藏而不露，很受将士们欢迎。清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火器的不断更新，铠甲的防护能力相应地下降；另一方面，清政府日益腐败，军备松弛，使得军队中铠甲徒具形式，只在操练、秋阅或仪仗中使用，以示雄武。后来西式操练的推广，铠甲才正式退出战争舞台，结束了它几千年的戎马生涯。 　　3．胄 　　胄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在我国古代，人们通常把护卫身体其他部位的装具称为甲，而把护卫头部的单独叫作胄，又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防护装具的概称。胄是先秦时期的称呼，战国时称为“兜鍪（móu）”，北宋时称“头鍪”，宋以后又多称“盔”。 　　传说在上古时代，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中，蚩尤部落最先发明了防护头部的装具，并在顶部装上兽角，既能护头，又可触人，具有双重战斗性能。新石器时代的胄，多是用藤条编制或用兽皮制做的，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使用藤胄、皮胄。后来，人们开始使用皮革制胄。曾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初年的皮胄，用18片皮甲片编缀而成，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这种皮胄是殷周时期皮胄最典型的代表。 　　青铜胄在殷代也已开始使用。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胄是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制品。1934～1955年，梁永恩先生在安阳侯家庄1004号殷墓中，发现了140多顶铜盔。这些铜盔形体近似，都是整体范铸而成，重2～3公斤，高15厘米，底宽18厘米。不少铜胄的正面铸有兽面纹饰，额部中心线是扁圆形的兽鼻，大大的兽目和眉毛在鼻上向左右伸展，与双耳相接，圆鼻下是胄的前沿，在相当于兽嘴的地方，则露出将士的面孔，显得十分的威严。胄的顶部有一向上竖起的铜管，用以安插缨饰。胄的表面打磨光滑，兽面等装饰图全都浮出胄面，大部分铸成虎头状，外观雄武，所以古代称顶盔披甲的将士为“虎（bēi）”之士。胄的内面仍保留着铸造时的糙面，可以推测当时胄内一定还有柔软的织物作衬里。西周时的铜胄也是整块范铸。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有的在胄沿宽带上凸出一排圆泡钉。从出土的周胄来看，造型朴实，不像殷代胄那样装饰华丽怪谲。 　　战国时期，铁制的护头装具随着铁兵器的发展应运而生，由于它的外形很像当时的饭锅——鍪，所以开始时被称作“兜鍪”。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铁兜鍪，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它是用89片铁甲片编制而成，全高26厘米。从顶部开始一层压一层编缀，自上而下共七层。整个头部裹护严实，仅留面孔部分。式样简单，没有特别的装饰。秦汉以后，铁兜鍪成为将士护头的主要装具，在兜鍪的后侧，常常垂有保护脖颈的部分，称“顿项”。唐代以后，“顿项”又常用轻软牢固的环锁铠制成，以便于颈部活动。南北朝的兜鍪，额前伸出冲角，两侧增加护耳，这种形制和结构一直保持到隋末。据说，13世纪蒙古首领铁木真率领骑兵西征时，骠悍的蒙古骑兵，身披铁甲，头戴一种样式奇特的铁盔，面部有一个硕大的船锚形护鼻器，手持明刀快斧，骑着高头大马，那样子十分狰狞可怖。刚入侵印度时，人们以为魔怪降世，惊骇之状不亚于我们现今对外星人的惊奇和恐惧。唐宋以后，兜鍪改称为“盔”，但其形制和结构基本保持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这种铁制的头盔，作为我国古代军队中普遍装备的护头装具，一直使用到晚清。明代的头盔大体上承袭了宋以前的遗制，有所改进的是御林军使用的锁子盔，铁钵的形制像一顶便帽，下沿内装锁子钢丝网，盔高8寸多，网长1尺左右，网环极为细密，而普通士兵着用的铁盔比较简单，没有什么装饰，铁钵高大，眉庇较宽，整个盔面下宽上窄，呈尖塔形。军官用的铁盔，上面雕刻有龙虎图纹，有的还用金银镶嵌，盔上有管，可插貂缨。随着火器的发展，铁盔的形制渐趋轻体化。到清代末年，西式钢盔传入中国，成为步兵通用的防护器具，但其形制已与古代兜鍪大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步兵作战装束是迷彩服和钢盔，古老的铁甲已列为历史遗迹，胄却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在现代战争中发挥效用。 　　4．马铠 　　在古代战争中，战马曾是战场上十分重要的一支生力军，所以保护战马的安全，也是防护的一项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用于保护战马的专用铠甲称为 　　“马甲”或“马铠”。 　　早在殷周时期，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马甲主要用来保护驾车的辕马。秦汉以后，骑兵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马甲又用于保护骑兵的乘马。这两个时期的马甲在用料、制作工艺和形制上都不相同。殷周时期用来保护辕马的马甲，主要是皮质的，面上髹（Xiū）漆，并画有精美的图案，整副马甲分为保护马头及躯干两个部分。秦汉以后，用于保护骑兵乘马的马甲，开始时还有皮质的，主要是用皮革制成的“当胸”，三国以后，就出现了全副铁质的马铠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甲骑兵——“甲骑具装”，至此马铠的结构日趋完善，并从此称为“具装”。这种“具装”一般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和保护马臀的“搭后”、“寄生”六个部分组成，使得战马除了耳朵、眼睛、鼻子、嘴以及四肢尾巴暴露以外，全身都受到铠甲的保护。当时这样一领具装铠总重量接近90斤。隋唐以后，重甲骑兵日渐减少，但马铠仍是军队中较多使用的防护装具，一直到明清时期，骑兵的战马才不再披这笨重的马铠。 　　甲胄虽然是重要的防护装具，但也有它的弱点。从皮甲到铁铠，随着甲胄防护力量的加强，其重量也大大增加。宋代一领铁甲重约50斤，明代的铁甲一领连盔重57斤，再加上兵器和其他装备，一个士兵负重约88.5斤。披戴这样重的盔甲，很不便于行军作战。 　　北宋是我国古代甲胄制造的顶峰时期，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的起点，导致它衰落乃至废弃的主要因素是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当然，火药发明的初期，它的威力还很有限，甲胄仍然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火药日益显赫的威力逼迫甲胄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