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

艰苦自学 　　他的腿因病致残，他的人生之路却比众多正常人辉煌灿烂；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当之无愧地拥有“名誉博士”的桂冠；他年过古稀，重病缠身，在东京为日本科学家作学术报告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猝死在异国他乡；他的一生受尽了磨难，有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他，就是享誉世界的我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华罗庚。 　　在江苏省南部，坐落着一个名叫金坛的小县城。小城里有一座石拱桥，桥下住着小商贩华瑞栋。 　　1910年11月12日，外出收购蚕茧、华瑞栋刚一进家门，便听到婴儿落地的啼哭声。“晚年得子，恭贺大喜！”接生婆把婴儿捧到华瑞栋面前。 　　40岁的华瑞栋咧开大嘴笑着，他操过一个箩筐，把孩子放进去，上面又反扣上一个箩筐，喃喃自语道：“进箩避邪，同庚百岁，就叫罗庚吧！” 　　华罗庚小时候聪明好学，又很懂事，年龄不大就帮母亲缠纱线换钱维持生活。他小学毕业后，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读书。这时，他就对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多才博学的王维克老师发现了华罗庚的数学天才，于是，就格外精心培养他，鼓励他勇敢攀登数学的高峰，这对于华罗庚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5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毕业后，进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为的是能谋求个会计之类的职业以养家糊口。可是由于交不起学费，没有毕业就失学了。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帐，一面继续钻研数学。 　　华罗庚整天沉醉在数学王国里，顾客要买东西，喊他听不见，问他答非所问，顾客买此他却拿彼，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人们嘲笑他是“呆子”，父亲也要把他的“天书”烧掉。不知情的人哪里知道他的“天书”来之是多么不易——有的是他千方百计借来的，有的是他辛辛苦苦抄来的，如果被父亲付之一炬，就等于烧了他的心啊！所以，华罗庚把书东掖西藏，只有趁父亲不在时，才敢把书拿到桌面上看。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晚上看书写字到深夜。碰到难题，一时解不出来，他从不泄气，经过一天、两天，甚至十天半月的深思苦想，终于理清了头绪，每到这时，他喜不自禁。 　　他就是这样，用 5年时间自学了高中三年和大学初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为未来独立研究数论，打下了坚实的、牢固的基础。 　　18岁时，华罗庚和一位同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这年秋天，金坛瘟疫流行，华罗庚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家里的东西全当光了，他的病仍不见好转。幸亏妻子的精心照料，在床上躺了半年的华罗庚总算捡回了一条命。然而，他的左腿关节变形，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啊，这就是华家的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往后日子怎么过啊！”正在一瘸一拐艰难行走的华罗庚，猛然间听见街坊邻居们的议论，心里一酸，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华罗庚走进王维克的家门。病前，已担任金坛中学校长的王维克曾让他在补习班教书并做会计工作。多亏王维克和后来继任的韩校长对华罗庚都很好，他才免遭失业之苦，只是因为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再教课了。 　　生活有了着落，业余时间华罗庚又继续钻研起数学来。伤残的左腿时常疼得钻心，他一心在数学王国的海洋里劈风斩浪，将躯体的疼痛、生活的艰辛和世道的不公统统地抛在脑后。 　　1930年，华罗庚的第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一个偏僻地方的小职员竟然向大名鼎鼎的数学权威、大学教授发出了挑战！ 　　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华罗庚这篇文章后，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快请他到清华来！”这一年，华罗庚只有19岁。 　　名震数坛 　　1931年夏天，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白天，他领文献，收发信件，通知开会，还兼管图书，打字，保管考卷，忙得不可开交。晚上，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在数学文献的浩瀚海洋里涉珍猎宝，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他以惊人的毅力，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攻下了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他以敏捷的才思，用英文写了三篇数学论文，寄到国外，全部被发表。 　　不久，清华大学的教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破格让华罗庚这个初中毕业生作助教，给大学生们讲授微积分，这在清华大学是史无前例的。 　　1936年夏大，他在学校推荐之下，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英国，他参加了一个有名的数论学家小组，对华林问题和哥德巴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并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 　　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他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按其成就，已经超越了博士生的要求，但因他在剑桥大学未能正式入学，因而未得到博士学位。 　　1937年夏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华罗庚返回祖国，在西南联大担任数学教授。他每次讲完课，还要步行20来里路，回到昆明郊区那个破阁楼的家里。楼下是一个牲口棚，猪马牛同圈，那嘈杂的声响时常干扰着他的研究思路。 　　这一天，他刚爬上低矮的楼梯，看到妻子吴筱元的眼里蒙上了一层泪水。 　　“米又接不上了？”华罗庚马上就明白了。 　　吴筱元抬头瞧着丈夫的眼睛问：“你是不是到哪个中学兼个课？”华罗庚指着桌上的 《堆垒素数记》的文稿说：“我哪里有时间呢。”“总得想个办法，物价天天往上涨呀！” 　　华罗庚一边整理着层层叠叠的稿纸一边说：“过去，在金坛上学时，全家人省吃俭用过穷日子；今天，当了教授，还得省吃俭用过紧日子啊！哈哈！”华罗庚仰脖笑了起来。他那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吴筱元，“那你就快写吧，我自己想办法去。”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华罗庚先后写了20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堆垒素数论》的手稿。他把这本手稿交给了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但是没有出版。 　　1945年下半年，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苏联讲学，有一天，斯大林格勒大雪纷飞，他到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办理护照，使馆工作人员威胁他说：“你是社会贤达、泰斗。你参加国民党吧！否则，回国后要坐监牢。”华罗庚不予理睬，回国后写了《访苏三月记》一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赞扬了苏联的科学成就。1946年4月苏联科学院出版了他的成名代表作《堆垒素数论》一书。其中有些论证，现在还被认为是经典佳作。 　　上海《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曾经访问过华罗庚。华罗庚对他说：“如果不是不得已，我绝不愿意出国。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到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他就是怀着这种充满忧伤的心情，从黄浦江乘坐“美格将军号”轮船前往美国的。同行的有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 　　在美国的4年，华罗庚先后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客座讲师、伊利诺大学教授等。这期间，他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掌握了二十世纪数论的至高观点”，并纠正了两个欧洲数学家在20年前所作的证明中的一个错误。美国同行对他的天才和成就赞叹不已。 　　赤胆忠心 　　新中国成立了。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以到英国讲学为名，设法为全家弄到了船票。他们绕道欧洲，然后从地中海经印度洋直奔东方。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找麻烦，只带了随身换洗的衣物。 　　船到香港，他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朋友们！梁国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 　　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到达北京，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回国后30多年来，华罗庚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他为中国的数学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典型域方面的研究中所引入的度量，被称为“华罗庚度量”。1957年1月，他以《多复变函数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的论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57年，他的60万字的《数论导引》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评论》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本有价值的、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 　　华罗庚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从不放过一点空隙时间思考问题，在上班的途中或是讲课、开会之前的十几分钟里，也不例外。因此，他的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里华罗庚共写了152篇数学论文，9部专著，11本科普著作。 　　华罗庚除致力于数学研究外，还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热心地写文章，发表演讲，向青年们传授学习经验。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署名是厦门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陈景润。信中就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中关于他利问题的几个地方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罗庚看了这封大胆而又坦率的来信，如获至宝，他兴奋地说：“这个年轻人真有想法。”他建议数学学会邀请陈景润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还把陈景润从厦门调来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作自己的研究生，亲自指导他继续深入地钻研数论。 　　在华罗庚的精心栽培下，数学研究所不断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才。万哲先、陆启铿、王元等有成就的数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1979年夏天，幽静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突然热闹起来。报告厅前，小卧车川流不息，人们潮水一般涌入大厅。这天来听华罗庚做“优选法和统筹法”报告的，除了数学家，还有不少医学家、工程学家和机械学家。 　　报告刚一结束，人们热情地拥上讲坛，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要求同他合影，有的请他签名，有的数学家送上自己即将出版的预印本，请他提意见…… 　　然而，有谁清楚，这巨大成功的背后隐含着多少酸甜苦辣！ 　　知识从人民中来，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早自1958年，华罗庚就开始研究把优选法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运筹学是“运行和规划的科学”，它是在国民经济中选择最优化方法的一种科学。从1965年开始，在近20年的时间里，华罗庚为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个县，上千个工厂、矿山和村庄；六赴山西，七下龙江，六去大庆，总计行程约100万公里。“两法”的传播和推广，解决了一大批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工农骨干，使许多应用数学工作者得到了锻炼，摸索出了一条发展我国应用数学的道路。 　　推广“两法”既有跋涉之苦，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在大西南，一天，华罗庚他们乘坐的汽车在狭窄的山路上盘旋前进，猛然间，一个车轱辘掉下去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喊道：“谁也别动！”然后，有人侧着身子轻轻地爬到车子外面，一个个屏声敛气把人拉出来，才得以脱险。大家探头往下一看，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正奔腾在山下。 　　1982年，已经72岁的华罗庚冒着盛暑三下淮南，为两淮煤矿培训生产骨干。旅途的颠簸，艰苦的煤矿生活，使他第二次得了心肌梗塞，因病情危急被连夜护送到北京医院。 　　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偃卧在病床上，为《数学方法与国民经济》一书写下了动人的序言。他写道：“党下达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动员令……每个炎黄后裔的科学家无不磨拳擦掌要为之竭其能，尽其力，奋不顾身地奋斗……考虑到与生命抢时间，尽心尽力为祖国，我将我血荐轩辕！” 　　就是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充满情和爱的老科学家，在“十年动乱”中也未逃脱“四人帮”的魔爪。1966年的一天，华罗庚正在南方推广“两法”，突然被一封加急电报叫回到北京，有关方面宣布了不许他们再出去推广“两法”的禁令，华罗庚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柜子被撬，花了大量心血写就的数学手稿也被盗走了。“四人帮”又扣压了他写的推广统筹法的文章，不让拍摄和放映有关的科教电影。后来，周总理出来干预，才算放行。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1970年6月，华罗庚和他的助手得以到上海搞试点。张春桥对华罗庚的做法十分恼火，叫嚷说：“宣传优选法，就是引导青年崇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把华罗庚从上海赶走，赶不走就批，因为华罗庚是“周总理派到上海的”。 　　而华罗庚呢，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他把满腔的怒火都化做了工作的动力，冒着酷暑，精心研究，和大家一起，硬是使用统筹法，在短短6天的时间里，一鼓作气完成了20天的工作量，一大就为国家多创造价值20万元。 　　“为了得到一些与人民有利的东西，哪怕丢掉半生英名！”这就是华罗庚的博大胸怀。 　　为国争光 　　建国后30年间，华罗庚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但1979年的英国之行，却使他的妻子吴筱元忧心忡忡：“‘文革’十年，你连图书馆都无法去，还能有什么可以去向外国人讲的？”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华罗庚充满信心。 　　原来，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够收到外国数学家寄来的数学资料，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研究工作。有一段时间，他还精心阅读并且研究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果然，他的讲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联邦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大学都向他发出了邀请。 　　有一天，一位名叫梁羽生的记者来到伯明翰访问了华罗庚，当他请华罗庚谈谈今后的打算时，华罗庚说：“我准备了10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A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B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B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梁羽生听了，心想：“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华罗庚好像看透了梁羽生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华罗庚又解释说：“对于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就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么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 　　1979年11月9日，华罗庚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来到法国南锡市的南锡大学大厦礼堂。会场上，色彩缤纷，气氛热烈。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华罗庚光荣地接受了“荣誉博士”证书、勋章和纪念章。 　　4年以后的一个春日，联邦德国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了《华罗庚选集》。 　　在当今国际数学界，数学家能够出版选集的屈指可数。而外国出版社为中国数学家出版选集的，华罗庚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