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

“不可救药”的学生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从一个智力平庸的孩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杰出学者，从一个神学院的青年学生转变为推翻“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进化论创始人，这些成就是在和各种艰难困苦、狂风恶浪、特别是在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取得的。他既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诞生在英国西部塞文河畔的希鲁兹伯里小镇上。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祖父是一位名诗人、医生、博物学家。母亲是一位有名的陶工的女儿。达尔文8岁时，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母亲病逝了。他被送进当地一所私立小学，教员只有一名牧师，教材就是《圣经》。达尔文不爱听《圣经》，却喜欢看《鲁滨逊飘流记》、 　　《世界奇观》等儿童读物，喜欢收集各种植物、贝壳、化石等标本，显露出对博物学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又被送进一所中学，在中学读书时，他很喜欢荷马、贺拉斯、莎士比亚、拜仑、雪莱等诗人。他读这些诗人的诗篇感到有 　　“无限的乐趣”，尤其喜爱雪莱的作品。当时，雪莱是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进步的革命诗人。达尔文天天埋头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篇，竟遭到负责全校学生宗教事务的教士的凶狠指责。有一次，他教训达尔文说：“雪莱是一个不信上帝、不敬国王、不爱祖国、诽谤政府、煽动造反的狂人！是疯子！如果在16世纪，他一定会像布鲁诺一样被活活烧死！对你来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并威吓说：“你要是坚持错误，我就向校长建议，把你开除！” 　　面对“开除”的威胁，达尔文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他早已对这所学校死板、陈旧的教学方法不满，甚至想要自动离校。教士关于开除达尔文的建议，被校长巴特勒否定了。 　　达尔文并不满足于抄写和背诵一些诗歌。他从小就酷爱自然科学，喜欢思考。他不喜欢一潭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便走出校门，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几何学。他还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特别是吉尔伯特·怀特的 《自然史和赛尔波恩地区的考古研究》使他对观察鸟类习性发生了极大兴趣，促使他对附近各种鸟类进行详细观察，并作了记录。达尔文的这些正当兴趣和爱好，非但没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却被他父亲和巴特勒视为游手好闲，浪费时间，不务正业，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之下。” 　　当达尔文中学即将毕业时，他的哥哥正在钻研化学。兄弟二人在父亲花园的工具棚里布置了一间“实验室”，经常在这里做些化学实验。为此，又遭到巴特勒校长的严厉训斥，尽管达尔文再三解释，但无济于事。不久，巴特勒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教训达尔文，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学生。 　　达尔文在学校里受到校长当众点名批评的事，很快传到父亲那里，父亲非常生气，决定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跟哥哥一起学习医学。 　　1825年10月，达尔文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开始，他对爱丁堡大学充满了幻想，希望好好学习。将来能像他祖父那样，既精通医学又懂得生物学。可是，这一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当时，他学的几门课，除了托马斯·霍普教授的化学课讲得比较生动，其他的课全都讲得枯燥乏味。许多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发展。再有，他上爱丁堡大学后，亲眼看到一些病人在经过治疗以后，仍然痛苦地死去了，而医生却在一旁束手无策；甚者，医院竟把许多交不起医疗费的病人推出门外。对此，他不理解医学为什么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更不明白医学这样崇高的职业，为什么也被金钱所左右。达尔文上大学二年级时，进过一次解剖室，解剖台上陈放的尸体虽经处理，仍旧发出难闻的气味，使他恶心不止。当他知道这些尸体都是在爱丁堡济贫院度过余生的穷人时，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此后，他对学医渐渐地动摇了。 　　大学斯间，达尔文结识了高年级学生罗伯特·格兰特和约翰·科尔斯特里姆。他们都对医学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以经常到海边采集海生动物标本，并且和这一带的渔民交上了朋友，有时，还登上渔船帮助捕捞鱼虾和牡蛎。这些有趣的活动，使他童年时代对生物学的热情复活了。这期间，由于他对生物学的高度热情和认真态度，居然在简陋的显微镜下发现了前人的两个错误：一是板枝介的幼虫，被前人误认为是借着鞭毛独立运动的板枝介卵了；另一是海蛭的卵衣，被前人误认为是墨角藻幼年期的球状体了。他把这两项发现写成了科学论文，初步显示出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才华。由此，他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这是爱丁堡大学一个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组织）的书记。同学们的好评，朋友们的鼓励，使达尔文研究生物学的热情更高了。 　　1827年秋天，达尔文回到家里。年逾花甲的父亲就要退休了。看到小儿子不想学医，却热衷于打猎和采集标本，原来打算让他继承自己事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不由得恼怒万分，他决定送达尔文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达尔文对父亲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突然，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遭到拒绝。达尔文找到舅舅乔赛亚帮助拿主意。舅舅耐心地开导他：“学好神学，当上了牧师，你对生物学的爱好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比如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牛顿，还有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都学习过、研究过神学，有的还担任过圣职。不过我希望你像哥白尼、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那样，从神学走向科学；而不是像牛顿那样，从科学走向神学。”达尔文听说哥白尼、布鲁诺等伟人都学过神学，而且从神学走向了科学，心想自己也可以走这条路。 　　1828年1月，达尔文正式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达尔文虽然从小热爱文学和科学，对神学没有什么兴趣，但他毕竟还是个阅历不深、知识不多的青年，加上无孔不入的神学势力的影响，一度又产生了做个乡村牧师的想法。他认真地阅读了约翰·皮尔逊的《论教义》，佩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 《自然神学》等神学著作。由于学习努力，在神学考试中竟然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这个经历，不仅给它以后的科学生涯蒙上了阴影，也是他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天长日久，神学院的那种单调枯燥的学习内容，以及一日三次、天天重复的祷告仪式使他越来越厌烦。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活动上，对神学的兴趣又日趋淡薄了。 　　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几年里，学习神学浪费了他许多宝贵时间，然而，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对他“整个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这就是结识了亨斯洛教授。 　　亨斯洛是剑桥大学著名的矿物学和植物学教授。达尔文自从结识了亨斯洛教授，他对科学的热情便再次迸发出来。他经常参加亨斯洛教授家里的每周聚会，通过聚会，又结识了许多学者、专家和知名人士。不久，达尔文选修了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亨斯洛教授经常带着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他把整个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途中接触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和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成教材，生动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事实表明：正是亨斯洛这样的“伯乐”，发现和培养了有志向、有才华的达尔文，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1831年夏天，达尔文经亨斯洛教授介绍，跟随塞奇威克教授去北威尔士，考察那里的古岩层。这次旅行使他学会了发掘和鉴定化石，掌握了如何理解一个地方的地质的科学方法。 　　《物种起源》诞生 　　达尔文大学毕业时，正值英国走向“全盛时代”的前夜。当他结束对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回到希鲁兹伯里的家中时，他收到了亨斯洛教授的一封信。信上说，英国政府要派一艘“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航行，舰长需要一位自然科学家同行。亨斯洛教授推荐他参加这次航行。父亲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达尔文只好去求助父亲所敬重的舅舅乔赛亚为他说情。在乔赛亚的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1831年12月27日“贝格尔号”舰气势巍然地驶出德文港，向南美洲进发，开始了长久而艰难的环球航行。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达尔文此次航行考察的计划是研究地质学和无脊椎动物学。海上航行和陆上考察都是极其艰苦的。航行中，狂风的呼啸声，海涛的咆哮声，军官和水手们声嘶力竭的喊叫声，经常把他这个第一次参加远航的人吓得魂不附体。他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晕船的痛苦，这常常迫使达尔文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工作。晕船将达尔文折磨得精疲力尽，有时稍为动一下，就像要昏死过去那样。正如他在给父亲的第一封信里所说的：“一阵阵的干呕太痛苦了，那滋味使我感到不是肠子就是胃撕裂了。”然而追求科学的美好理想始终在激励着他，使他充满坚强的信心，去战胜各种困难。 　　1832年2月28日，“贝格尔号”舰驶抵巴西。达尔文登上南美洲大陆和附近的岛屿进行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巴西热带雨林、里约热内卢、马尔多纳多、萨尔瓦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火地岛、智利和秘鲁等地，历时三年半。他爬高山、涉溪水、入丛林，过草原，搜集珍奇的动植物标本，挖掘古生物化石，历尽千辛万苦。他经常和同伴骑着马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进行考察，并虚心地向当地居民请教。日晒雨淋，饥渴劳累，以及毒蛇猛兽和传染病的威胁，都没有使他畏缩不前。 　　达尔文的思想随着考察的进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开始认真思考“秘密中的秘密——新的生物在世界上初次出现的问题”。究竟是维护“物种不变”和“上帝创造万物”的传统观念，还是尊重客观事实，即物种在随着气候、环境的逐渐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异？在达尔文头脑中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835年秋天，“贝格尔号”舰抵达拉帕戈斯群岛，在这里，达尔文采集到26个类型的陆栖鸟类。不久，航行到塔希提岛和新西兰，又经过澳大利亚横渡印度洋，再绕过好望角，回到了大西洋。1836年10月，“贝格尔号”舰凯旋回国。达尔文回到希鲁兹伯里同阔别5年的家人团聚了。这次航行，决定了达尔文一生的事业。 　　达尔文回国后不久，经过亨斯洛教授介绍结识了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他接受赖尔教授的建议，先在剑桥把考察中收集到的标本整理好，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房间住下，用了两年时间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还发表了几篇地质学论文。随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探索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问题上来。 　　这一期间，达尔文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这样的事实，比如，在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动物化石，年代虽然久远，却和今天的动物很相似；美洲大陆上的同种动物，从南到北，它们的形态逐渐不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特征，而群岛各小岛上的同种生物又多少有些不同。这些事实，有力地促使他产生了物种可变的思想，但是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仍是个不解之谜。 　　面对这些复杂而深奥的问题，达尔文明智地遵循了赖尔在地质学方面研究的范例，决定采用“将今论古”的方法，面向现实，面向实践，来解释物种起源和变化的原因。他首先选择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这条生产实践的道路，去探索奥秘。他废寝忘食地进行了15个月的系统调查，经常和育种家、园艺家交谈、通信，从他们那儿搜集各种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材料和培育方法。他亲自参与实践，认真考察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选育过程，亲自动手搞移植实验；仔细地分析比较鸡、鸭、鹅、牛、羊、猪、狗、猫等家禽家畜各个品种之间的差异，还着重研究了各种家鸽品种之间的差异和起源问题。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终于使他得出了如下结论：物种在人工干预下是能够改变的，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各种优良品种并不是上帝为了恩赐人类而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人民群众经过世世代代人工选择的结果；物种在人为条件下能够发生进化；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以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接着，达尔文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自然条件下又是什么力量在起选择作用”的问题。他联系在环球考察期间发现的各种现象，结合多年观察实验积累的大量事实，提出了“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认为：“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生存有利的变异，就会使物种有比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对生存有害的变异，却会使物种难于生存，甚至灭绝。……自然选择每日每时地在自然界检查着生物最微小的变异，它像人工选择一样在起着汰劣留良的作用”。 　　1839年1月29日，达尔文在他将近30岁时，同他相爱多年的埃玛在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埃玛不仅非常体贴丈夫，而且热情支持达尔文的科学研究，经常替他整理和抄写科学论文。达尔文由于在环球考察期间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在以后的40年里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从1841年开始，经常感到周期性胸闷、胸痛和晕眩。埃玛对达尔文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增强了他战胜疾病去完成自己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力量。 　　1844年夏季，达尔文完成了辛勤耕耘的共计231页的《物种起源》新提纲。这份提纲包括了后来正式出版的《物种起源》的主要内容。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也不急于出版，而是坚持作进一步的补充。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第一版正式问世了。伦敦的几家书店门口，人声鼎沸，人们争相购买刚刚出版的新书。1250册书当天销售一空。后来，增印的第二版3000册也很快被抢光。就这样先后共印了6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生物进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自然界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他用物种变异的普遍性，推翻了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有力地戳穿了千百年来流传的“上帝创造万物”的谎言。它在整个生物学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捍卫真理 　　《物种起源》的出版，生物进化理论的提出，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进步学者，如胡克、赫胥黎、华生、格雷和华莱士等人的热情支持。然而，那些坚持“神创论”观点的自然科学家们却对生物学领域里的这场大革命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他们利用《科学协会会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其中包括他剑桥时代的老师、对他有过巨大帮助的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与此同时，极力维护神学的主教和教士们则利用神学院声讨达尔文的著作，斥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亵渎神明的异端邪说”，《物种起源》“是一种推翻上帝的阴谋，意在扰乱对神的信仰，企图毁灭上帝。”他们公开叫嚷，要“围剿达尔文，打倒达尔文！”妄图把科学史上这场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一场进化论同神创论、科学同迷信、真理同谬误的战斗不可避免了。1860年夏天，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至此，反对《物种起源》同捍卫达尔文学说的斗争从书面论战发展成了面对面的斗争。达尔文因病不能与会，委托赫胥黎和胡克代表他出席。辩论开始后，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抢先跳上讲台，妄图用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煽动宗教情绪，控制舆论。他大肆宣扬《物种起源》冒犯了造物主，不合神意，是对基督教的直接挑战。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个小时，除了装腔作势，以势压人，别无一点科学内容。大主教的胡言乱语引起台下一批教士、教徒的喝彩、鼓掌和狂叫声。随后，赫胥黎从容地走上讲台，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用平静、坚定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概括地阐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指出这个学说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建立在20多年观察研究基础上的，反映了生物世界的客观规律。它是科学真理和人类智慧的结晶。赫胥黎以雄辩的事实，富有逻辑性的论证，同大主教那种内容空洞、语无伦次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语音刚落，进步的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胡克在听众的邀请下又作了简短的发言。他用事实着重指出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并没有看懂《物种起源》，甚至缺少有关植物学的最起码的知识。原先气势汹汹的大主教听了胡克发言后，再也没有登台答辩的勇气，只好悄悄地溜出了会场。听众再一次向进步学者，向真理的捏卫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在进化论大获全胜的气氛中结束了。在这以后的20年里，尽管达尔文的学说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神创论者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达尔文的攻击。 　　1860年，达尔文开始撰写另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由于他长期过度地工作，积劳成疾，以致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经常被迫中断写作，致使这本巨著直至8年后才完成。随后，他又不顾病魔缠身，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于1870年8月完成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的写作，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人类同高等动物的关系，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奠定了唯物主义的人类起源理论的基础。 　　由于达尔文及其生物进化论对科学、对人类的杰出贡献，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瑞典、瑞士、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先后授予他各种博士学位、会员、终身会员、院士等荣誉称号和奖章、奖金。在各种荣誉面前，达尔文严格遵循的一个准则是：名望、荣誉、享乐、财富同友谊相比，只不过是尘土罢了；自己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光明，应当责无旁贷地把一生献给科学研究。 　　1882年4月19日凌晨4点，达尔文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巨星陨落，举世悲恸。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无比崇敬和永久纪念，将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国家公墓，和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的墓并排在一起。 　　达尔文作为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将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