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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 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 ……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 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 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 ……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 ……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 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 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 种战略。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 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 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 支切实有效的反暴动力量则根本就不存在，库存武器中某些 主要武器完全缺乏，而其他的又超过需要。 4．不根据实际会出现的紧急状况而事先作出的无的放 矢的决议太多，而五角大楼制订的应付各种突然事件的计划 则太少。陆军依赖空运，但空军却无力满足空运的需要。空军 储存了只够打几天仗的物资，而陆军的储存物资却能够维持 一场为期两年的战争。 结果，这位国防部长汇报说，在作出某些基本分析之前，他无法回答总统提出的所有问题。他要求对他本人提出的九十六个问题（这些问题震动了五角大楼，通常被称为麦克纳马拉的九十六只喇叭）作出详尽的答复。但是这时候，无论是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还是内部倾轧激烈、一盘散沙的五角大楼都无法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的答复。不过麦克纳马拉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足以支持总统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增加空运能力和加速生产北极星导弹的计划。同时，他也很赞成这篇咨文所作的指示，即国务卿“应重新估计一下我们的整个防御战略——我们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以及我们现有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是否足够、是否已现代化以及是否具有机动性。” 没有一个刚上台的总统曾经对防御设施进行过比他更为彻底的重新审查。肯尼迪希望在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之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 这个月还未过去，报告就送来了。总统在与他的白宫班子（邦迪、威斯纳、索伦森），国防部人员（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查尔斯·希契）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改。他增加了近三十亿美元的拨款，通过取消过时的或重叠的项目部分抵偿了增加的拨款。阐明这些修改情况的3月28日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敌我双方拥有核力量的时期所要采取的前后一贯的国防原则。 1．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 ……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无 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 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2．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 击。这样做并不是承认软弱而是力量的显示。我们必须抵消 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 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3．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 最高限额的约束。 4．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 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 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5．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 我们的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6．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 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 侵蚀自由世界。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 使命。 7．我们的防御姿态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 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在确定时 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 况。…… 8．我们的防御姿态，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 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 总统的上述咨文和随后发表的有关军事政策的声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反映了文官对决策的控制。“我和国防部长，”总统在咨文中说，“听取了我们的高级军事顾问的热诚意见。……但是我没有把宪法赋予我的决策责任委托给任何别人。”在随后充满危机的岁月中，除了在“猪湾事件”这一章中已经提到的那一例外，他行使了他的总司令的全权。 防御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总统对空军学院说，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没有一个问题是纯军事的或纯政治的。我们在防务、裁军、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也没有单独的政策——“它们全都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政策。”为了解决五角大楼一场由来已久的辩论，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指示，要求他们提出意见不要光是立足于狭隘的军事考虑上面，还要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根据。 在决定军事预算和战略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不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各军种所提要求的仲裁者。他们成了组织者、设计者和分析者，组织起专门小组来，分发出各种征询意见表，坚持取得各种抉择方案、确切的事实和精细的比较。虽然早经敦促，但由于受到激烈抵制，他们未曾把各军种统一为一个机构，只是把他们所作的努力统一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三个军种的预算、兵力水平和战略第一次有了密切的配合，并打破各军种传统的界线，根据战略报复部队、大陆空军和导弹防御部队、一般部队、空运和海运部队以及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来分别制订预算。例如，新建立的联合进击司令部就是在一个陆军上将和一个空军中将的领导之下把战略陆军预备队、战术空军司令部以及支援的空运单位的作战部队合并起来的。我们北极星导弹力量的大小不冉取决于海军造船预算的规模，而是取决于我们全面的战略需要和其他武装部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通过提供海军和空军都可以使用的新型的实验战术战斗机，我们便减少了重叠的武器系统的数目。当战略重心从轰炸机转向了导弹，易受攻击的海外导弹基地由北极星潜艇所取代，而部署在美国的喷气式飞机空运的部队也被视为适用于国外战线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时，其他一些一向占支配地位的军事装备终于向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让路了。 有人抱怨说肯尼迪在作出这些重大的改革时绕过了他的军事顾问。事实恰恰相反，他即使不是经常地，却是定期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的。但是总统把军事决策集中在他的文职部长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不仅依靠各参谋长，而且依靠一大批卓越的文职助手。这班年轻人摆脱了各军种之间的偏见，完全根据所需经费、可供选择的方案和便于管理等来考虑问题，这使军界的一些派系及其在报界和国会中专门为军方辩护的人感到失望。这些“神童”——人们给他们起了这么一个绰号——用经济、政治和其他分析来充实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军事经验。 在他留用的三军参谋长中，他最中意的人物是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肖普虽然不常讲话，偶然发表的评论却总是干脆利落、深思熟虑和胸襟开阔的。总统在猪湾事件以后确信除了肖普外，邦迪的文官班子或留用的其他参谋长都谈不出他需要听的军事意见。 他在白宫的三位军事助理也起不到这种作用。他们主要是按照白宫的规矩和程序办事，小心翼翼地相互监视着，以确保其他部门没有特别得宠。切斯特，克利夫顿和泰兹米尔·谢泼德分别来自陆军和海军，他们是特别干练、有益而忠诚的助理。不过正如空军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在1962年下半年所表明的，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渗人了白宫军事助理人员的心坎中。总统在拿骚尽力使英国人对停止发展闪电导弹感到满意以后，正在棕榈滩度假。当时华盛顿一个空军发言人却随即公开宣布，闪电导弹试验据说取得了成功，这使两国政府全感到窘迫和恼怒。 为了填补明显的空白，总统在1961年年中劝说最能干的军人政治家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加了白宫班子，充当“军事、情报顾问和代表”。泰勒的坦率而锋利的讲话，渊博的知识及其在各种军事能力方面的突出才干，完全符合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总统在1961年之前从未会见过泰勒，但是事实上他早就考虑过邀他到政府中来担任好几个职务了。 军界集团的某些成员及其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对于把一个新人物安插到参谋长和总司令之间并不感到高兴。但任期结束，参谋长更迭了，泰勒本人终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只有一个人是肯尼迪留用的上届政府内的军人，即戴维·肖普。 肯尼迪认为，正如任何文官部门的首脑一样，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总统的思想取得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他强烈反对一项法案，它把所有参谋长的任期固定为四年，这就减少了总统的任免自由权。“任何总统，”他说，“都应有权审慎地挑选他的军事顾问。”他私下对我说，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予以否决。为了显示他的信念和权力，他打破先例，没有再次任命海军上将乔治·安德森连任海军作战部长，并让空军参谋长李梅的任期仅仅延长一年。安德森在不止一个问题上同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意见不一，他离职的意义引起了他的高级军事同僚的注意，但是当肯尼迪为了使用他的相当大的才能，任命他当驻葡萄牙大使时，国会中许多支持安德森的人未能弄明白这对安德森实际上是一种牺牲。 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决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必须坚持由文官予以控制。为了减少发生未经批准的或意外的战争的可能性，为了能够作出那种考虑周密和有选择的反应，以便结束或限制甚至是一场核战争，为了保持一种能够在混乱时期向我国的公民、军人和敌人下达公认的文告的明确权力，他们逐步改善了指挥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生存力。在他们考虑采取的其他步骤中，还包括：制订一个比较保险的导弹计划，改进了的警报系统，更为明显地把权力集中在总统手里的制度，在战时更好地保护总统及其可能的继任人的办法，为总统和其他人设置的新的空中和海上指挥部，可供挑选使用的通讯联络渠道，对核武器的电子遥控装置，以及从白宫到B－52驾驶员机器发生故障和人体发生疾病的一系列改进了的检验装置等。 总统在他的办公桌边，或者在他对全国各地军事设施的多次视察中，有时会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网的速度与可靠性。五角大楼作战办公室或某一遥远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官员们常会拿起难得使用的电话机，大吃一惊地听见总统说：“我是肯尼迪总统。我只是在检查一下通讯联络系统。你那边情况如何？”不过，他对所有这些专用电话的价值和用途依然有点怀疑。 肯尼迪在三年中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美国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军事力量，它一共花费了约一百七十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正如他所指出的，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发挥“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到最微妙的影响”的多方面的武器库。最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是我们的战略核力量。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总统就急剧地加强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地下发射的民兵式导弹的生产和发展。他在强调这些武器的幸存能力时，既强调了发现并摧毁这些武器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又强调了这些武器的第二次打击的、非挑衅性的、有充裕时间使用的特点（例如，它们与前几年部署在苏联附近的丘辟特导弹是截然不同的，丘辟特导弹易受攻击，是需要总统即时作出发射决定的易被摧毁的目标）。在竞选运动中，他曾发出警告说，要防止“引诱”苏联领导人，使他们认为“有可能在一次巨大的‘珍珠港式袭击’中把我们的飞机和缺乏防护的导弹在地面上摧毁掉”，所以这时他把更多的核武装的轰炸机——在远程导弹计划完成之前，这是我们的主要威慑力量——置于十五分钟内即可出发的戒备基础上。 比这些武器的增加更令人安心的是，对“威慑力量”的精确含意和需要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这是一支相当大的核力量，足以保证：（1）总的说来，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致于发动进攻；（2）具体说来，按照最悲观的设想，使能够顶得住可能发生的最严重进攻的我们那部分武装力量，（a）倘有必要的话，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b）能够摧毁其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同时仍然能保持我们自己的一定的后备力量，使敌人确信，他们既不能完全摧毁我们，也不能赢得战争。 怀疑论者问道，这种威慑力量怎样用具体数字来确定呢？所有各种因素都是变幻不定的。但在合理范围内，麦克纳马拉第一次作出系统性的努力，即根据我们对苏联进攻力量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报复力量的作战能力作出最精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威慑力量的水平。这些计算中所运用的估计是根据公开的报道、苏联变节者的汇报，以及现代化的和传统的情报方法作出的。 在我们的预算审查会议上，麦克纳马拉实际上承认，他同意使核力量超过纯威慑作用的水平，这样万一威慑失灵，限额以外的核力量便可以用来限制苏联作进一步破坏的能力。不过，他和肯尼迪一致认为，如果走得更远乃至进一步去谋求“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从理论上说旨在使敌人不能严重损害我们，这是空军某些部门所鼓吹的——不仅是不必要的浪费和挑衅性的，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敌人总可以保护或隐蔽起足够的导弹力量，使美国至少有三四千万人死亡，特别是使用更多的潜艇发射的导弹的话。同时，当敌人看到我们增加军事力量时，他们也可能增加其本国的军事力量，从而轻易地便抵消了我们要超过他们的企图。 在认识到失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或最大的“反击力量”的能力是不可取的同时，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一场无休止、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那种不安全感以及应各军种首长的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增加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核武器的浪费情况。“为了使威慑力量奏效……我们的需要应有了个限度，”总统说。“当我们谈到能够在核战争中使用百万吨级当量的核爆炸力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谈到毁灭。用核武器去打击目标，难道必须用上许多次才有效吗？”他指望削减防御费用，以便把更多的拨款用于国内需要。 但是对威慑力量的这些估计也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清楚地认识到，单方面裁军是愚蠢的，而那些人抱怨说我们已拥有足够的核杀伤能力，可以杀死好几倍苏联人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作为一个第二次打击的国家，我们的安全要求有足够庞大的军事力量，可以经得住第一次打击而仍然能有效地进行报复，因为我们的战略需要有足够的武器来摧毁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威慑力量足够与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了。此外，威慑力量的概念不仅指的是要具有优势力量，而且要占有一定程度的优越地位。当这种优势为人们所知道——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来使人们知道——就可以使所有的盟国和敌人都确信这一事实。 同一个不开放的、侵略性的社会相比，需要多大力量才足以应付，为确定这个问题，产生了通称为“导弹差距”这一争论。在1957年苏联导弹试验成功以后，这场争论便迅速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场争论： ·与某些民主党人在1960年提出的指责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导弹前景所作的官方情报估计，并未因出于政治上或预算上的考虑而降低调子。 ·与某些共和党人在1961年提出的指责相反，民主党人前几年就“导弹差距”即将到来发出的警告是诚恳的、很有理由的。这种预测并不是骗人的政客或是那些明知自己是杞人忧天然而却渴望获得拨款的空军官员们虚构杜撰的。这种差距预测之所以产生，大部分是由于军界和文官犯了过于老实的错误，而这种预测又被共和党官员们和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不抱党派偏见的专栏作家宣扬开来了。 ·艾森豪威尔在196O年贬低“导弹差距”的危险是正确的。肯尼迪在1961年加强我们的导弹计划也是正确的。事实上，两位总统在毫无根据的忧虑的促进下，着手集结起的具有高度优势的导弹力量，防止了出现任何差距。 许多争论是因为对同一个词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引起的。对某些人来说，“导弹差距”指的是各国当前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指的是未来所作的导弹努力的比较。有些人只谈论洲际弹道导弹，而有些人则谈论所有的导弹。有人拿导弹的绝对数字作比较，有人则提出一个包括技术、易受损害的情况、发射系统和侵略者所能占有的便宜等的较为现实的等式。 如果“导弹差距”这个词指的是1957年苏联在火箭和推进器方面的领先地位，指的是把这种领先地位转变成世界上第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能力，或者指的是苏美两方任何一方所拥有的各种大小和各种射程的导弹的总数，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在有一时期内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词指的是苏联以导弹为基础的全面的军事优势——通过第一次打击就能把美国的报复能力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而言，那么“导弹差距”显然始终就不存在。 然而甚至后一种差距也可能存在过，对这种差距的关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苏联在1957年成功的导弹试验及随后的空间成就，赫鲁晓夫关于正在大批生产导弹的叫嚣，他的新的好战姿态及核讹诈的癖好，凡此种种似乎全证实了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情报专家们最大的忧虑。这些专家认为苏联人将谋求建立一支占优势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因为他们拥有这样做的工业和技术能力。一些毫无偏见的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报告中全一再提到了这些忧虑，它泄漏给了一些专栏作家和国会议员，而在几位高级将领的证词中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几任国防部长都说，苏联在远程弹道导弹发展的某些领域中，至少在数量上领先是很可能的。同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1959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的意见之后指出，该委员会的情报预测是苏联到1962年年底可能以三比一领先。 但是在1960年5月1日U－2高空侦察机停止飞行之前，它们摄下的照片表明，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显然，他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一种大量生产和部署的武器，代价太大、体积太笨重、太容易受到攻击。因此，他决定只生产极少量这种导弹，而去抓紧部署以欧洲为目标的中程导弹，一面发展质量较高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1960年是一个竞选年。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共和党人贬低导弹差距问题的企图。肯尼迪和他依靠的参议员所掌握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形势是危险的。在预选和秋季竞选运动期间，肯尼迪很少提到苏联导弹的“优势”，即使谈到，大多也非常慎重，而且总避免举出确切的日期和数字，只引用无党派专家的看法，同时强调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仍然是强大的，虽然未来会有危险。他说，日期和数字方面说法的矛盾，只是程度的差异，对此，他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说证据是强有力的……我们无法把握我们未来的安全，正如我们不能确定未来有什么灾难一样。……如果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犯错误的话，我宁愿我们为安全而犯错误。” U－2飞机侦察来的全部证据，在肯尼迪-尼克松竞选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送进来了。但是在为肯尼迪安排的中央情报局及军事情况的汇报中却始终没有向他提供过。8月下旬，他飞往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听取政府安排的情况汇报。他几乎立即便看出来，他得不到关于苏美导弹和轰炸机实力的全面的绝密材料。肯尼迪多少有点生气地坚持认为，他过去仅仅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情报就比现在还多，如果空军那么傲慢，那么到明年拨款时他决不会忘怀这件事。 当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就职时，他们首次审阅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发现估计报告不只是一种而是几种。就军事情报代表而言，这些估计报告很可能同他们各自代表的军种的战略观点和职责是一致的。例如，空军对苏联导弹当时情况的估计远比海军的估计为高。正在他们谋求得到较好的答案的时候，国防部长——他对华盛顿新闻界的危险还是陌生的——却在一次介绍背景情况的记者招待会上结结巴巴地解释不清“导弹差距”的含意，这就对于他是否认为不存在这种差距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但在夏末，局面就明朗化了。 1961年的新估计确实表明，我们在当时可用的弹道导弹”差距”从纯数量方面来说，苏联是占上风的，但是同我们的轰炸机力量相比，双方的远程导弹数量都太少了，因此这类。差距”并不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可是就连这种估计后来也改低了，而肯尼迪政府着手建立起的军事力量也有助于保证往后不会再出现这种差距。 1960年，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公众对于他真诚地估计偏高的导弹差距危机知道得太少和太迟了（甚至已经肯定情况确凿）。不过，1961年他在民防方面所犯的错误却在于（甚至在他的计划确定之前）公众对于他有充分理由加以低估的一种危险知道得太多、太快了。 同他平日和作为总统时的大部分观点不同，约翰·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观点形成得太快了。据我所知，他当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时都不曾谈及这个问题。他在总统就职演说或国情咨文演说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3月28日发表的国防咨文中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尽管这篇咨文的重心集中在大陆防务上。断断续续的、不可靠的报告传来，说苏联正在着手实行一个广泛的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体计划，但这并没有触动这个问题。 总统也没有被他的民防动员局局长弗兰克·埃利斯的热情主张所打动。埃利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肯尼迪作出了有效的政治支持之后，终于被安排在民防动员局的工作上。他指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公开要求取得比肯尼迪分配给他的更多的经费，并且拚命想方设法使公众注意民防的重要性。总统在听到埃利斯打算飞赴罗马，谋求获得罗马教皇的一份证明书，支持他的在所有教堂的地下室设置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的计划时，婉言指出，在这时刻去打扰罗马教皇将是失策的。 但是更严重的错误还在此后。常有人说，肯尼迪作出推进民防工作的决定，是柏林危机引起的。事实上，这项决定是在4月间的猪湾事件和5月间他发表的第二篇国情咨文之间痛苦地进行重新估价的五周内所作出的。白宫班子的成员卡尔·凯森的一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当前的努力是以过时的概念为基础的，民防预算是一种浪费，美国要末认真地大胆面对这个问题，要末就忘掉它。然而忘掉这个问题是不合乎约翰·肯尼迪的本性的。正视这个问题是同他希望向国会发出的民防工作的迫切性有所增长的警告一致的。他当总统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保护我们作战武器的同时，忽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他并没有预料会发生进攻，但他始终认识到逐步升级、估计错误或突发战争的危险性。他也没有不注意这一事实，即当时看来最可能在1964年成为他的竞选对手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民防方面的“自满情绪”，他所用的话正如肯尼迪前几年用于“导弹差距”上的措辞一样。 因此，他在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要求设置掩蔽所，作为防御放射性尘埃的危害的一种新的“生存保险”。他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由埃利斯手里移交给麦克纳马拉，这部分是由于要使政府的组织工作更为有效。他们两人就移交条件进行了长期而困难的磋商，虽然在我协助下由预算局作了调停，但到总统发表这篇演说时，磋商尚未结束。埃利斯只愿意将掩蔽所计划移交给国防部，而麦克纳马拉则希望要末担负全部责任，要末不负任何责任。为了使这两人都同意肯尼迪声明中的语言，我对总统咨文的这一部分慎重地斟酌词句，使人看上去多少有点模棱两可：“我正在把这个计划的责任委派给……国防部长。”他们两人各自认为，这句话意味着我已断定他是正确的。但此后不久，所有民防职能都交给了国防部，民防动员局改组为紧急战备局，埃利斯辞去这一职位，当了一名法官。 与总统以往的声明相比，5月25日呼吁联邦作出新努力的讲话更为有力，不过措辞却是慎重的。总统强调说，“万一发生灾难，我们决不会因为没有做应做的事而原谅自己”，这就是一种保证。因此，一项新的加强民防的呼吁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就柏林危机发表的电视演说中。但与5月的那篇演说不同，这篇演说是从明显地存在危机的角度谈论问题的。它在焦虑的国民中引起了密切得多的注意。它关系到那一年为柏林问题可能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危险，而不单是关系到在某一个推测的时间会发生一场突然袭击的问题。这篇演说最后对民防工作提出的意见语调是特别不祥的： 万一发生一次攻击，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击中的家 庭仍然能够保全生命——只要他们听到警报后能进入掩蔽 所，只要有那种掩蔽所的话。……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在今后几个月内，我希望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万一遭到攻 击，他可以立即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他的家庭。我知道你们 要求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 总统的目的在于使仍然沉睡未醒的公众振作起来。他取得的成功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和希望之外。民防“气球”不仅飘到了空中，而且高飞得看也看不见了。掩蔽所制造商报告说，他们按1，500美元一所售出了大批产品（有人还尽力把核恐惧一直保持在顶峰状态）。地方民防官员受到洁问者的包围。不使自己的家庭受放射性尘埃的影响这件事，已成为每个公民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题目。科学家和冒牌科学家互相争论，在一场核战争中，有多少人在有掩蔽所或没有掩蔽所的情况下能够幸存，这些人必须在地下逗留多长时间以及在他们走出掩蔽所后，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牧师们争论说，人类的伦理观念究竟要求他们接受烧成灰烬的死亡呢，还是接受鼹鼠式的生活。妇女版的专栏作家提出关于贮藏食品、携带衣服和阅读书籍等方面的可以采用的意见。商人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粮袋、沙袋、潜望镜和预防放射性尘埃的衣服和药膏。为自身生存有所安排的人，能否开枪射击那些要求进入掩蔽所的不那么勤劳的邻居，那些被排斥在掩蔽所之外的人会不会把掩蔽所的通风口封闭起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全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父母提醒他们的孩子不要透露他们掩蔽所的地点。“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别人，只保全自己”了。 正当越来越多的讨论使人看得更清楚，任何计划都不能使人人得救的时候，对外交政策持强硬态度的集团，却利用讨论已经达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至少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如此——而大捞一把。某些拥有掩蔽所的人相信《生活》杂志和其他杂志提出的，掩蔽所能使90—97％的人口在一场核进攻中幸存下来的看法，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罢了”。和平主义的组织攻击这些掩蔽所说，仿佛它们可以代替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似的。地方民防官员则时而热情有余，时而不知所措。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个全盘的掩蔽所计划，缺乏一个明确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确地安排整个问题的权威性意见，这使混乱和惊慌的情绪更加剧了。只有总统能提供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但是总统举棋不定，而他的顾问们象全国一样，看法也不一致。大家全同意，任何可以拯救数百万生命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但是家庭掩蔽所还是公共掩蔽所——在预算中处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还是只接受较为有限的投资——应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还是地方控制之下呢？总统曾谈到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但是核科学家爱德华·特勒却对他说，当苏联的武器日益庞大时，美国只要花五百亿美元，挖越来越深的洞，全国人民就能保护自身不受核爆炸的威胁。各方面都有政治压力。总统觉察到他本人的两篇声明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意识到他承担着在未来拯救美国人和在目前团结他们的职责，于是拒绝了关于再作一次新的“炉边谈话”的建议。在我们把计划准备就绪之前他不打算再发表讲话，他要把计划仔细推敲一下。他不愿意费力大而收效小，但他更不愿意让这一庞大的计划削弱他的全面政策。 政府内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建议通过设立掩蔽所的立法和建议向公众发行一本有关核防护知识的小册子。后来，两个建议的调子都降得很低。1962年的立法只要求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由联邦推动在学校、医院、图书馆和类似的公共中心建造公共掩蔽所，费用则由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盈利的机构分摊。这些掩蔽所将补充国防部在一次悄悄而成功地进行的调查中核实过的可以容纳六千万人的现有的掩蔽所，但该调查报告并没有吹嘘可以容纳每一个公民或保护每一个公民防止核爆炸和由此引起的猛烈的大火。 政府内部对这项法案和这本小册子的辩论有助于澄清总统本人的想法。正如他在5月间所说的，民防只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不是威慑力量的问题。它同防务或裁军都没有直接关系，在冷战中也不是什么新武器。任何合理的掩蔽所计划都不能有助于阻止敌人的一次进攻，防止惨不忍睹的生命损失或者在危机的顶峰或边缘增强美国的地位。但是这种计划也不是挑衅性的、胆小的或不必要的。他仍然在热核武器时代承担着保护一亿八千万美国公民并使这个国家完整地存在下去的责任。核战争未必会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天，他忧郁地对我说，“我不愿意听到劫后余生的人——如果还有人活下来的话，一说，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警告过他们，或采取任何行动至少拯救他们中的某些家庭。” 肯尼迪没有把掩蔽所法案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1963年把它从总统的重要咨文一级下降到部际要求一级——但他继续（徒劳无益地）推动这个法案。由于注意到公众对这个问题兴趣的减退几乎就象它初起时那样突然，他在196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又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 1961年夏天，由于大气层核试验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忧虑，关于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问题的争论又突出了。1956年以后，肯尼迪追随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主张，曾经认为——正如他当时所说的——“美国应该带头结束这类核试验。”1959年，作为参议员和总统逐鹿者，他曾经强烈反对洛克菲勒州长提出的恢复地下核试验的要求，因为在日内瓦举行谈判谋求缔结正式的禁试条约时，双方都暂时停止了地下核试验和其他一切核试验。196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直到他花时间“用尽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去谋求达成协议为止。1961年1月，在他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中，他曾透露他委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新的谈判立场，并起草一份合理而有效的条约的切实可行的草案。他私下认为，美国在1960年采取一个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各方面较为合理的立场，将会在那年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的最有希望的领域。 可是那年春天，当他派阿瑟·迪安带了一份经过精心筹划、旨在满足苏联的一切正当异议的新条约前往日内瓦时，他发现苏联的立场和我们相去更远了。他们争辩说，刚果的事态使他们确信，他们不能信赖由一个中立国家或由大多数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活动，而且任何一种他们不保留否决权的禁试视察制度将是不可能接受的。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坚持说，他不能相信任何中立国家会不允许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每年就地视察地震干扰三次以上就是间谍活动，并且整个课题应当归入他那闪烁其词的裁军计划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分里。肯尼迪就其他国家也会发展核武库这一危险的问题，对他步步进逼。但是，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肯尼迪的说法有点道理，却说证实肯尼迪的论点的就只有法国藐视日内瓦谈判并继续进行核试验这一件事。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维也纳确实说过，苏联将等着让美国首先恢复核试验。葛罗米柯向腊斯克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两人都同意肯尼迪的说法，即日内瓦谈判应该继续下去。总统在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放弃”作出努力。8月间，他请迪安返回日内瓦去，“带着我们的希望和祈祷，而且我认为还带着全人类的希望和祈祷”，再作一次努力。他要求迪安在谈判中的坐功、舌战和耐力方面要胜过俄国的谈判代表（迪安私下一度把这称之为外交上的“吹牛术”），直到他可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取得一点进展为止。 但是自从就职以后，肯尼迪一直受到要他批准恢复美国核试验的压力。按照军方和科学界特勒一派人的说法，美国恢复试验对于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苏联人有可能在秘密地进行地下核试验，而这是对付这个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对策。2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他，如果在谈判继续了六十大后未能达成协议，就恢复试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在他同意他们的立场时，他们才同意他的禁试建议）。他们主张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国防部则主张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国务院则主张暂不作出决定；各方面的核科学家却说，眼下不会达成协议，暂停试验危险地延缓了我们的技术进展，美国应该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进行核试验。 1961年7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以超过二比一的差数表明，公众支持美国恢复自己的核试验。几乎一贯主张要拥有体积更大、质量更好的炸弹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赞成恢复核试验。类似的压力来自国会和新闻界的各个方面。特勒博士公开坚持说，自从暂停核试验以后，苏联人一直在进行地下核试验。总统于6月间召集了一个科学家专门小组，研究苏联地下核试验的可能性，这个小组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最后，在8月初，马克斯韦尔·泰勒和参谋长们提出一项立即恢复核试验的新建议，于是肯尼迪决定下令做好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但实际上要等到不仅他自己而且全世界也都完全明白，即他已竭尽全力去缔结一项条约，而苏联人没有谈判的诚意或实际上不愿缔结这样的条约，自由世界的安全要求美国恢复核试验时，这样他才恢复核试验。 在维也纳和日内瓦，肯尼迪时时觉得，苏联人企图促使我们首先恢复核试验。美英两国富有说服力的建议似乎只使得他们更为恼火。不过，在8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苏联对美英建议不断提出的异议时，总统还不愿承认事情已毫无希望。但当天下午回到白宫后不久，他接到了严峻的消息：苏联人已宣布恢复大气层核试验。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这是他个人的愤恨，他恨苏联人欺骗了他，也恨他本人相信了苏联人。因为很显然，他们的试验甚至在维也纳谈判之前和整个日内瓦谈判期间就一直在秘密进行准备了。他的第二个反应是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比在他任期内他对苏联人所采取的任何其他行动所感到的失望全更为强烈。 但是气愤和失望并不是惊慌失措。当苏联人在两个月内进行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以后，赫鲁晓夫大肆吹嘘说他们有了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俄国的军方报纸《红星报》说，“任何具有超级深度的掩蔽所也经不起这种武器的全面毁灭的打击。”赫鲁晓夫对两个英国客人说，他希望使西方震惊，这样好使他们在柏林问题和裁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如果这真是他的意图，那他注定是要失望的。 在苏联人宣布恢复试验后召开的一系列紧急会议上，肯尼迪是会议室中最镇静的人。他的顾问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其中包括详谈我们核优势的一次“炉边谈话”，迅速宣布我们自己恢复核试验，立即爆炸一颗试验炸弹以表明我们并非毫无准备，以及用一颗位置恰当的核弹摧毁苏联的核试验场等等。但总统拒绝了所有这些答案，内心充满着各种问题：我们的情报机构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准备活动？他们需要试验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我们能如何彻底地监听他们的试验？目前我们光是通过地下核试验能不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试验，在什么时候宣布？ 在总统看来，最有见地的一项建议就是他的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R·默罗提出的。默罗极力主张不要草率从事，以免失去这一巩固我们在非共产党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孤立共产党集团的机会。他说，“今天极力催促你立即恢复核试验”的那些右派的意见，“明天就会争论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只不过是对苏联行动的又一次为时已晚的反应。” 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就是作出一种有节制的、慎重的反应，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敌对情绪大部分都转向苏联人，同时并没有放弃我们自己进行试验的自由： 1．在8月30日当天晚上，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苏联的核试验是危及健康与和平的行动，也是他们伪善与奸诈的证据，这使美国“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2．下一天，在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以后，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苏联的行动“主要是一种原子讹诈，旨在用恐怖代替理智……不仅是试验核装置而且是考验自由世界的意志和决心”。这个声明向所有盟国保证——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全面情况介绍会上也向国会提出了保证——我们的核能力是充足的。 3．在劳动节①那个周末前前后后正式和非正式发表的各项声罗中，我们表明亿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对于摧毁军事目标是过于庞大了的”，美国如果愿意的话，也能够制造这种炸弹，但是用两枚部署恰当的千万吨爆炸力的炸弹就能够取得同样的效果。 -------- ①指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译者 4．9月3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起建议，三大国立即禁止大气层试验，以此向赫鲁晓夫提供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 5．9月5日，在“采取了一切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为是正当的步骤”，以及等到苏联的炸弹确实爆炸而使全世界人民都感到灰心失望之后，总统才下令恢复美国的地下核试验。这些试验几乎立即就开始了。 6．在随后的几周里，总统在同参加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发言人（这些国家战战兢兢地拒绝谴责苏联的核爆炸）的谈话中，以及在向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控苏联人“趁我们抱着诚意在日内瓦谈判时……秘密准备毁灭性的新试验”，他为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必要性与安全性辩护，并抨击“那些通过规劝或傲戒都说服不了的人”使用恐怖作为一种武器。他公开向苏联人发出呼吁，不要试验这种只会污染空气的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在苏联人进行了这种试验后，我们就宣布爆炸试验的消息，就象我国政府宣布其大多数的爆炸一样。一份评论苏联在谈判中的消极立场和详细说明五千万吨级爆炸力的炸弹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影响的白皮书，分发给了联合国的所有代表团和其他人士。 7．最后，当苏联的一系列试验在11月2日结束时，总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他对这份声明比对我以前起草的任何此类声明修改得更为仔细。除了明确指出他们的试验并未结束我们的全面优势以外（“从全面的军事实力来说，美国将不会把这种地位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做交易”，总统认为这样说是不带有挑衅性的最积极的说法），总统发表了有关美国可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第一篇明确的声明。 尽管他对待这个问题处处谨慎、事事克制——这样做，是给全世界也是给本国的军方看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人就要求立即恢复各种试验）——但大多数人认为，恢复大气层试验的决定早已斩钉截铁地作出了。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是总统不得不作出的最严密的决定之一。虽然他认为除了恢复试验之外别无选择，但他至少想让门开着。他并不想仅仅由于苏联人首先这样做了，便一时冲动，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他向五角大楼明确指出，为试验作准备并不等于他准许试验，每次试验的建议都必须得到他本人的批准；除了为提供必要的情报资料所绝对必需做的试验，或者非做试验便无法得到有关资料的以外，其他的试验便一概不要进行。凡是无法使放射性尘埃保持最低限度的试验便不进行；已经提出的试验有几种要加以合并，有几种予以推迟或在地下进行，凡是不必要的则于取消。8月30日前，他曾被告知说，光是地下核试验就能取得多大的进展，而现在同是这些军方和科学界权威人士却告诉他，只有大气层试验才能取得这一效果，他表示怀疑了。他想知道，不管苏联取得何种进展，我们的核优势和武器的发展是否还未达到充足的地步。因为苏联的进展并没有使我们的威慑力量完蛋，而美国的试验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力量或反导弹的导弹能力，我们是否需要进行试验呢？在他看来，关于只摧毁人而不摧毁建筑物的中子弹的谈论，是极其愚蠢的。 此外，他还真诚地关心放射性尘埃，即所有大气层核爆炸在空中所产生的放射性碎片，这些碎片把破坏组织的射线放射到人体和食物中去。他意识到，自然幅射的危险对目前和今后几代人所造成的影响远比美国和苏联的几系列试验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为大。但他不能接受特勒和其他人提出的关于试验是毫无危险的空泛保证。甚至多一个白血病、癌症或不生育的病例，也是不受欢迎的责任。同时，他认为奇怪的是，虽然极端主义集团反对城市供水中的氟化反应物，竞会强烈地赞成对我们空气的这种污染。 有一个阴雨天，肯尼迪坐在办公桌旁，他问杰罗姆·威斯纳，是什么把放射性微粒带到核爆炸不直接命中的地区的。“我告诉他，”威斯纳说。“下雨时，雨把放射性微粒从云层中冲洗下来，然后带到地面上。他听后望着窗外说，‘你的意思是说放射性微粒就在外边的雨里吗？’——我说，‘是呀。’他于是望着窗外，显得非常忧郁，有好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 甚至在8月30日之后，他还重申他对禁试条约所抱的希望——使核“妖怪回到瓶里去”。目前，他必须作出判断，即美国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会使苏联人认为有必要缔结一个禁试条约呢，还是不可能缔结这类条约。 一个鉴定苏联试验的不偏不倚的科学家小组得出结论说，苏联人在武器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量轻、爆炸力大的较为大型武器的发展方面。另一个经过长期秘密准备的集中的苏联试验程序，在第一次试验程序所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可能会造成一个危险性的突破，如果美国自己不同时进行实验的话。国防部争辩说，新的试验程序使我们自身能力所得到的改进，即便对加强威慑力量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会有助于在限制损害方面提供额外的余地，要是威慑力量一旦失灵的话。军方和科学界的一致意见是，地下核试验和外层空间的试验将是不够的。 几乎所有有关的主要顾问都赞成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虽然在试验开始前几天，麦克纳马拉在一次午餐会上提出，这些试验并不是真正必要的，这使腊斯克和邦迪大吃一惊）。威斯纳认为双方的技术论据大约是均等的。阿瑟·施莱辛格建议，我们同意不进行试验，除非和直到苏联再次进行试验我们才试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但这意味着恢复到8月30日以前的状况，犹如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一次，”总统说，“那是他们的过错。如果他们欺骗了我们两次，那就是我们的过错了。”在我们自己不搞试验、苏联人又不作任何承诺，而我们对他们可能做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国科学家不能总是处于待命状态。 麦克米伦振振有词地呼吁总统寻求某种避免进行更多的试验的途径。他同意西方必须试验，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但是，他说，双方都进行一轮新的试验会把军备竞赛刺激得“走上如此荒谬绝伦、倒行逆施，同时又如此复杂和野蛮乃至几乎难以置信的”道路上去，使核武器最终落到了形形色色“独裁者、反动派、革命派、疯子的手中……那末，我肯定认为到本世纪末，要末由于估计错误，要末由于愚昧无知或者精神错乱，弥天大罪迟早总会犯下来的。”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一样担心。他同意有必要在他下令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之前，发起一项“果断的新倡议，一项最大的努力来打破僵局”。但如何发起这项新的倡议呢？麦克米伦提议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约翰·F·肯尼迪说，并不是没有迹象说明协议是可能达成的。麦克米伦警告说，如果美国进行试验的话，苏联人也许会在柏林问题挑起一场新的危机。肯尼迪说。他们反正总会这样做的。英国首相说，在日内瓦召开的新的裁军会谈可能会遭到破坏，除非美国人放弃试验。总统说，苏联人多半会把这样一个决定看作是我们的软弱而不是我们的诚意，这样反而使签订条约更加困难了。 结果，麦克米伦——作为我们的长期核盟国和日内瓦谈判的伙伴，他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在圣诞岛的试验场地也是非常需要的——真诚地支持了总统的决定。但协助制订总统的最后政策的却是麦克米伦的忠实的反对党领袖、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总统非常欣赏盖茨克尔，盖茨克尔在2月2O日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的试验不要在3月14日新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前开始，不过应在该会议召开前宣布将恢复试验的消息，使苏联人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内能同意签订一项条约，并且总统必须明确指出，缔结条约将会使我们取消试验。总统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宁愿接受苏联试验最终带来的不论何种不利情况，只要能以此换取一项切实可行的条约所带来的好处的话。 有些棘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人极力主张到试验那天才宣布我们的决定。总统说，不，美国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秘密进行准备，会显得过分象苏联前一年的表现了。国务院建议在总统宣布之后，立即在内华达进行一次试验，以表明我们并不优柔寡断，并不担心放射性尘埃，不再令人痛苦地等待下去了。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对于肯尼迪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肯尼迪赴棕榈滩周末休假时拟好了他的演说稿。肯尼迪在2月27日写信给麦克米伦，表明他打算在3月1日向全国发表一篇电视演说，宣布在4月15日开始进行大气层核试验，除非在此之前达成了一项协议。英国首相要求他在3月2日英国下院周末休会时发表这篇演说（肯尼迪同意了），并于5月3日将演说文本送给苏联人（肯尼迪则把时间改为“4月下半月”）。 总统发表的庄严、求实的电视演说是激动人心的。他不愿就放射性尘埃可能产生的危险讲得那么令人安心，以免使未来的禁试条约显得无关紧要。他解释说他通过苦思冥想得出了结论，如果美国不进行核试验，最大的危险就是自由世界的安全将面临的危险。他不厌其烦地——这样可使事实不过于简单化——回顾了苏联的试验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需要进行试验的类型，他对放射性尘埃将施加的严格控制，再次非正式地暂停试验的不合逻辑与不可能，以及向苏联人重新提出的签订条约的建议。他强调说，他的行动是代表所有珍视自身自由和安全、期望我们以相应的实力保护他们免受危险的所有自由人民的。…… 我们所希望和祈求的是，这些残酷的、不受欢迎的试验将 永远不会是非进行不可的，这些致命的武器将永远不会是非 使用不可的，而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准备将使我们得以维护和 平。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在一个使人类得到安全的世界上控 制武力而不是追求武力。但是不论前途如何，我宣誓支持和 捍卫美国人民的自由，同时我打算做必需做的一切来履行这 一庄严的义务。 因为苏联没有达成协议的表示，美国的核试验在1962年4月25日开始了。总统“尽力”使这些试验受到很少的宣扬。他不希望刊登蘑菇云的图片、刊登每次爆炸的现场实况报道，并尽可能不要引起世界各地的群众设置纠察线和组织禁弹游行。中国共产党说，试验表明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可恶、更狡猾和更具有冒险性”；俄国通讯社塔斯社称他向苏联提出的最后一次机会是“非常类似讹诈”的一种手法。“争取自由美国青年”组织抨击他等了这么久才恢复核试验；“学生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指责他终于决定恢复核试验。但是由于肯尼迪采取了慎重的做法，国内和世界舆论界的领袖在我们是否必需试验的问题上普遍都比几个月前一致得多，而对美国的批评也比对苏联人的批评温和得多。 然而约翰·肯尼迪自己对这一系列试验的价值仍然感到怀疑（虽然不是对他的决定的必要性感到怀疑）。他密切注意着这些试验，不无怀疑地看待试验的结果，并抵制了扩大试验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他暗自揣测人们对苏联核试验进展的担心可能与前几年对苏联“轰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的担心相类似。同时，他继续询问，超出威慑力量范围的核力量究竟需要达到多大限度。他迅速地愈来愈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问题，使他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尽量利用禁试的机会。 不论核优势有多大，不论民防掩蔽所有多少，都不会增加约翰·肯尼迪对核战争的胃口或增强他使用核武器的愿望。这是一项他冷静地准备承当的职责，如果他必须承当的话。但是正如他有次私下说过的，他深信，如果实际动用核导弹的话，那并不意味着孤注一掷而是“最终的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理智的失败。 而且，优势的核威慑力量在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军事价值是有限的。它能够遏制一场核进攻，还可能遏制对欧洲这样一个战略性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常规进攻。但是它还能遏制其他什么方式的进攻，这是不清楚的。同时，至少有十年，对自由世界的安全的最为现实和最为经常的共产主义威胁，不是对中心地区发动核进攻而是在外围地区进行常规的蚕食活动——对西柏林的恐吓，对福摩萨海峡的常规进攻，对南朝鲜的侵犯，老挝的暴动，刚果的叛乱，在拉美的渗透和越南的游击战等等。 赫鲁晓夫1961年1月6日的演说并没有威胁说要摧毁或侵略新的地区和居民，而是要通过不断采用“色拉米”战术，通过每次吞并一片地区，逐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以及通过在我们无法使用核威慑力量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安全并未受到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则是由于巨型武器不适宜在那里使用——进行有限战争、颠覆活动或政治侵略，从而把苏联的制度强加于这些地区和居民。如果我们缺乏有效地抵制这些策略的常规能力，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选择，要末发动一场实际是自杀的核战争，要末撤退。 不幸，在五十年代，当共产党人日益摆出一种军事姿态，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越未越不可靠的时候，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以这种威胁为基础的战略。肯尼迪在1961年接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956年的一项指示，对于任何比一般丛林战规模大点的共产党行动和对于苏联在西欧进行的任何一次严重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核报复。“如果你能打赢一场大仗，”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你肯定也会打赢一场小仗。”因为北约的战略也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于是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使其兵力达到满员，而我们自己的陆军人数又急剧地减少了。 这种理论同现实不大相称。当总统为某一场有限战争进行商谈时，他常会问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大型炸弹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答复。甚至那些估计是为“有限”战争设计的战术核武器，也并不是一种答复。肯尼迪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这些武器的发展和部署，光在西欧就增加了60％。不言而喻，总统宁愿由我们而不是由苏联人保持这类武器的优势。不过他对核交锋只限于战术范围内的可能性是怀疑的。同时，他很关心成千上万件理论上在他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却掌握在较低级的指挥官手中的这种武器。因为有几种这类“小型”武器的打击力量比摧毁广岛的那枚炸弹还大五倍。光是那些在欧洲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所具有的联合爆炸力，就比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的武器的力量大上一万倍。如果这些武器属于战术范围，那末什么武器才是属于战略范围的呢？而在人口稠密的欧洲使用这些武器，将会对我们想要拯救的人民产生什么后果呢？总统确信，一旦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交战，就不存在一条明确规定的、会把那些大炸弹排除在外的分界线。 这项对我们尴尬处境的分析，产生了关于常规力量的新的肯尼迪一麦克纳马拉原则——这是在战略方面比核威慑力量的扩大和确定使用界限更为根本的改变。这项原则的实质是选择：如果总统对各兵种有一个均衡的安排，可以从中对每一情况选择最为适宜的反应——如果美国能把有限的挑战限于局部的。非核的范围，同时又不让共产党获胜——那末就有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非核力量，使它足以迫使任何侵略者面临肯尼迪想要避免的那种糟糕的选择，即要末丢脸，要求逐步升级。简而言之，遏制共产党有限的常规行动的最好办法就是，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同样有效的反应。 显然，这项原则并未使核力量降级。可是肯尼迪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事件中所得的经验使他满意地表明，最好的威慑力量是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一种结合。他有时评论说，“有一列驱逐舰停泊在警戒区或有一师装备精良的士兵驻守在边界地区，这对于我们的安全也许比超越一切合理需求的、成倍增加的各种威慑武器更为有用。” 政府执政以后，立即开始采用这种新办法。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时和竞选总统期间发表的演说中，曾主张采取一种“军事政策，使各种形式的共产党侵略成为无理性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办法和他的这一主张完全一致。他赞赏的马克斯韦尔·泰勒，詹姆斯·加文和英国分析家B·H·利德尔－哈特的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种办法。腊斯克国务卿也极力主张这种办法，认为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手段。麦克纳马拉部长也推荐这种办法，认为是他累积起的选择办法的一部分。肯尼迪在授权迅速加强空运能力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就反映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3月发表的增加弹药、人员和其他物资的国防咨文中，总统强调了这种办法。在1961年5月发表的国情特别咨文中，他大大发展了这种办法。在这篇咨文中，他提出的所有防务建议都限于常规领域。在他通过军援计划作出的增强当地武装力量的努力中，他也强调了这种办法。最后，他对1961年柏林危机作出的军事反应的核心内容也是这种办法。 前一章所叙述的那场危机比以往任何事件都清楚地说明了，过去的“新面貌”政策可能会变得多么无用和危险。那场危机还使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重新审查了那种关于西方不能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的美国的传统原则。艾森豪威尔曾经公开这样说过。但是肯尼迪拒绝承认苏联联盟中的华沙条约国家在常规力量方面自然而然地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家更为强大的观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口比对方多一亿，经济实力比对方大两倍，兵员比对方多五十万，还有能力到时候在中欧安排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和在空中部署更多的战术轰炸机。总统并不指望单用常规力量去击败共产党在西欧的全面进攻，但是他怀疑共产党人是否会试图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受到核反击。 为了对柏林危机提供需要的人力，征兵额提高到原来的两倍和三倍，应征人员扩大了。国会迅速一致地批准了从待命的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中动员二十五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建立两个满员的师和五十四个空军和海军航空中队。大部分将编入陆军的约十五万八千名预备队员和国民警卫队员，实际上已被征召入伍。在冬天之前，我们武装部队的实力总共增加了三十万人。有四万左右的军队被派往欧洲，其他的则准备接受迅速部署。预备队的六个“优先师”已为迅速动员作好准备，而参加训练的三个陆军正规师则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 随着人力的增加，柏林的军事建制为新的部队提供了足够的装备和弹药，为军队运输提供了足够的海运和空运力量，并为掩护地面战斗提供了足够的空中力量。三百架左右的战术战斗机、十多万吨装备和几千辆坦克、吉普车、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运载工具全部署在欧洲大陆上，还有更多的则安置在“浮动的补给”船上。 常规力量的这一迅速扩充在1961年年底毫不奇怪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率差和抱怨声。在和平时期动员预备队员过去一贯被人视为是政治上的自杀。在新开放的陆军基地的电影院中，人们对有肯尼迪出场的新闻片报以嘘声。为了充实力量不足的部队而应征入伍的人，有些起先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还缺乏军装和寝具。认为自己的服役合同永远不会受到处理的预备队员向记者和国会议员抱怨说，由于柏林没有爆发战争，因此干扰他们的生活是不必要的。1962年年初，两个陆军一等兵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其中一个组织过抗议集会，并且对指挥官的禁令置之不理，另一个代表七十四名伙伴写信给他家乡的参议员，对使他们失业的肯尼迪的“政治策略”加以抨击。但总统本着“复活节周的精神”，下令释放了他们。 在此之前回顾到本人服役的经历时，总统曾说，“我希望 任何一个现役军人”， 无论服役多么不称心——我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不称心的—— 都会承认，他为我们祖国所作的贡献在性质上和一架在战略 空军司令部基地上处于十五分钟待命状态的飞机一样。…… 我们召募他们，不是要去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要去制止一场战 争……是要表明美国是准备承担其义务的。 他的目标实现了。柏林危机缓和了下去。但他并不能声称，他已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面部队增加到不动用核武器便能长期遏制苏联武装力量的水平。因为我们的北约盟国习惯于完全倚待着他们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用的核炸弹上，而对肯尼迪提出的增加军队的要求只是部分地作出了反应。但柏林依然是自由的。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泰国和处于共产党防线周围，或处于共产党渗透危险之下的其他国家，常规备战工作的重心仍然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通过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来代替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 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他一直把重点放在加强常规力量上。某些参议员和盟国认为，把全部注意力这样集中在非核反应上，表明了在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极其胆怯。1963年，肯尼迪本人在不止一次会议上曾大声问道，要不是为了柏林事件，欧洲是否会需要任何大规模的军队。不过他认为他的常规力量的集结有助于制止在柏林问题上的一场对抗，这场对抗要是用其他办法，也许就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的地步。他认为，他那已经增强了的非核力量迫使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时期就核战争和撤出苏联导弹之间作出了选择。他还认为，在我们的核防御之下，共产党人将在世寻范围内以有限的渗透和施加压力继续推行其匍匐前进的策略。为了表示他感谢我国军队所起的作用，他作了特殊的努力去视察美国国内和海外的军事演习。他说，他的确没有那种据说是涂写在直布罗陀一个旧岗亭上的一首打油诗所流露的那种情绪： 在危险的时刻，也只有在危险的时刻， 人人崇拜上帝和士兵， 一旦危险过去，万事顺利， 上帝彼人遗忘，老兵无人理睬。 那些潦潦草草涂写的字句无疑是难以辨认的，因为总统每次引用这首诗时总略有不同。但是他既没有不理睬我们的老兵，也没有忽视需要培养一种完全新型的士兵。因为甚至常规力量的增强也无法根除那些进行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暗杀者、游击队员、暴动者、破坏者和恐怖主义者。这些战争的目的，正如下一章所阐述的，在于通过侵蚀和消耗的方式在政治颠覆活动与有限军事行动之间的边缘地区破坏新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解放这些国家。例如，一小股游击队可以牵制十到十五倍之多的常规力量。“我们拥有威力巨大的武器，”总统在1961年说，“但是这种武器与自由之敌最常使用的武器，即颠覆、渗透、游击战、内乱等作斗争时是毫无效果的。”次年，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说，需要作出一种新的努力，搞出“一种全新的战略来”。 他承认，在猪湾事件中，没有当地的支持，光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是徒劳无益的。他在1961年4月20日，即猪湾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对全国的编辑们说，这场灾难的主要教训是，自由在六十年代正面临着一场在许多方面都比战争更为困难的斗争……（这场）斗争……毫不惹人注目地在成千上万个村庄和市场上天天发生着……在全球各地的教室里发生着。……军队（和）现代武器……主要是起了盾牌作用，在它的掩护下，颠覆、渗透和其他种种战术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利用……渴求理想的人民的正当不满（和）表面上是合法的争取自决权的要求。 猪湾事件的教训改变了肯尼迪的整个工作方法，总的说来，改变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方法，而就特殊问题讲，则改变了他对待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冲突的方法。我不是说肯尼迪变得有点不知所措，而是指4月惨败后在他所采取的步骤、政策以及最终在人事方面的彻底改变。起先，他从“肯尼迪从不失败”的原则出发，他几乎更加奋发进取，谋求制订一项使卡斯特罗垮台的计划，强调“我们的克制不是漫无止境的”，要求报刊发行人限制某些报道，并发出迫切需要改善我们的准军事能力的尖锐警告。虽然这些公开声明部分是有意说得非常严峻，借以重建全国的团结和重振全国的士气，但肯尼迪的私下做法却慎重得多。他把重点放在协助拉丁美洲人民建立较为稳定和民主的制度的积极方针上，这是一种旨在孤立卡斯特罗而不是搞掉他的政策。同时，肯尼迪摆脱了自己的冲动和急躁情绪，把注意力较少地放在离我国海岸九十英里的卡斯特罗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讨厌人物上，而更多地放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上。 他不愿放弃采取准军事行动的能力。但是他在猪湾事件中的经验使他确信，这种努力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中央情报局移交给五角大楼。不过，中央情报局作为“要卑鄙手段的部门”，保留了实际行动的职责。为了加强他对这个机构及其许多未列入预算的经费的检查，他恢复了由詹姆斯·基利安主持的“对外情报顾问局”的活动，并在邦迪和泰勒的领导下收紧了白宫的审查程序。同时，在艾伦·杜勒斯自动退休后，肯尼迪挑选了他自己的人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肯尼迪始终并没有对杜勒斯感到恼怒。杜勒斯勇敢地承担起了他在猪湾事件中的责任。对于应为这次行动负主要责任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总统个人也没有对其失去高度的尊重，比斯尔后来悄悄地辞职了。不过人员更迭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泰勒和司法部长都不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纽约检察官福勒·汉密尔顿受到郑重的推荐，几乎被提名了，但是最终却应邀去领导对外援助计划的实施工作（“就告诉他，”我向总统建议，“你的原意是让他领导国际合作总署（ICA〕，而不是中央情报局（CIA）”）。总统考虑了其他一些人，有的还受到接见。“我们要一个在社交界不太抛头露面的人担任这个职务，”总统对我们这些提出人选的人说。 最后，他选中了共和党人、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副部长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康。这是肯尼迪提出的人选在白宫内部引起长期争论的少数几次之一。麦康被人大肆夸奖，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将要改进和重振全部情报搜集工作的局长。同时，作为一个反对学术自由、反对不同学术思想共存的具有极大偏见的共和党人，他又受到了过度的攻击。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肯尼迪喜欢麦康的出色的而不事宣扬的工作成绩，以及他履行职责时的稳健作风。 总统毫不怀疑地认为，在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时期，遇到一个隐蔽的专搞阴谋的敌手时，采用“卑鄙的手段”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不过他认为使用这些手段不应越出他制订的外交政策的框框，应该符合他对发展中国家订下的民主目标，而且应该事先有较多的策划和较少的宣传，不要象猪湾事件前所干的那样。他还认为，针对全面的冷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人情与心理方面进行规划，需要作出比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所作的更为广泛的努力。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他说，“我们在恐怖、暗杀、作出假的承诺、伪装暴徒和制造危机策略方面无法同我们的对手较量。”但是我们在争取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的支持时所需要用的政治和经济的策略方面，则能够同他们较量，我们能够用共产党自己的反帝反殖口号去反对共产党人，并把在今后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中统治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争取到一国的独立事业中来。在泰勒、默罗和司法部长的协助下，肯尼迪成立了一个新的冷战战略委员会来发展这些策略。他下令使我们的反游击部队接受文职人员的许多技能的训练，并下令派遣数以万计的文职人员去接受反暴动的课程。我们在拉丁美洲发起了一个城市行动计划，为的是训练当地军队架桥、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和防止城市骚动。 然而，同共产党游击队和暴徒作斗争所需要的特殊军事职责，却落在五角大楼的肩上——而且这个职责确实是“搁置”在那儿。有好多年，这个问题在轻重缓急的次序上处于次要的地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问题在希腊、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老挝、越南、古巴和中国都广泛存在。这是西方武装部队中最薄弱的环节。美国陆军中的特种部队仅仅由一千八百余人组成，而且是为了在东欧的一场大战中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而进行准备的。他们的装备全过时了而且很不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没有更新过。 比经费问题甚至更要紧的是，整个反游击活动需要领导有方和灵活善变。肯尼迪总统远比他的任何一位将领，甚至远比麦克纳马拉更多地提供了这种领导。他发觉陆军战地手册上没有多少可学的，于是阅读了赤色中国的毛泽东和古巴的切·格瓦拉写的关于游击战的经典著作，并要求有关的军事人员也这样做。他并不依赖美国的游击队去打赢国外战争，因为他知道游击队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农村，而且主要必须靠当地的农民作战。但是，肯尼迪认为，美国能够为这一新型的而又古老的作战方式有效地提供训练、武器和领导。 起先，陆军的高级将领全持怀疑的态度，即便不是不高兴的话，因为他们惯于为战斗部署过于庞大的集团军和作战师，而不宜于应付这些微不足道的骚乱。肯尼迪却支持这支部队。马克斯韦尔·泰勒也支持他们。不久，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布雷格港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在规模、技术和士气方面都发展得很快，逐步取得了较好的训练和较好的装备。后来，各军种都想表明他们在这方面正进行着多少努力。空军提出一项“农村门口作战”计划，用新编的突击队式的“詹姆丛林”部队为丛林战提供空中支持。海军增加了两栖和水底破坏小组，并建立了一支越南人的渔船队，去骚扰越共的补给线。受过游击战训练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增加了一万五千。驻在外国的军事顾问、教练和武官高速度地接受了驻在国语言的训练。军事学院和陆军大学都增设了游击战和反暴乱训练的课程。 但是总统感到自豪的仍然是陆军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迅速地增加到他就职时人数的五、六倍，虽然无论从总人数或从需要来看，他们仍然是很少的。总统再次不顾高级将领们的反对，指示说，特种部队应戴绿色的贝雷帽作为与其他兵种有所区别的标志。他希望他们成为一支勇于献身、素质优良、由专门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他们接受训练，以便在游击战中训练当地农民，他们准备执行广泛的文职人员的和军事方面的任务，能够在离丛林不远的村庄或敌人后方生活。他亲自监督挑选新的装备——例如，用轻便靴代替笨重的、走起来很响的作战长统靴，而当轻便靴证明容易被竹签戳坏后，就在鞋的里层装上有弹性的钢鞋底以增加牢度。他下令提供更多的直升飞机、携带较为轻便的地面电台，以及供比较矮小的越南人使用的短小、轻便、后座力小的步枪，而这种枪仍然具备丛林战所需要的各种射程。 后来，尽管许多陆军高级将领继续反对，新的反游击战部队却证明是肯尼迪作出的最重要的军事贡献之一。在南越，他们帮助接生，抹去足迹，挖井，防止伏击，提高土气并组成有效的反共地带。“这些人的好处，你说也说不尽，”在肯尼迫发动这项计划四年之后，一个观察这场战争的人从战场上回国来报道说，“不幸，在越南……绿色贝雷帽的战士很不够。”更多的贝雷帽战士还在开赴越南的途中。但是那一年，有一个不在越南的绿色贝雷帽战士却在阿林顿公墓一片荣誉墓地上安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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