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有病乱投医
作者：赵惠珍 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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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3年1月，我在北京为一位干部治疗肠癌。治疗告一段落时，有人给我介绍了韩国一家著名企业的副董事长全太贤。全太贤神情黯然地告诉我，他的哥哥全太弦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需要一位像我这样医术高超、尽职尽责的医生前去治疗。
全太贤向我讲述了他和哥哥携手创业的经历，言谈间对他的哥哥充满了敬重和爱戴。尽管这些话都是通过翻译告诉我的，但我仍旧被他和哥哥的深情感动了。
处理完手头的事务，我登上了飞往韩国的班机。全太贤和妻子李志贞以及一批随从在机场迎接我。全太贤还亲自驾车带着我四处观光。窗外美景如画，可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我已经到韩国了，可是为什么全太贤绝口不提他哥哥的病情呢?我终于按捺不住了：“你哥哥现在怎么样了?”全太贤扭头看了我一眼，缓缓说道：“哥哥刚服用了一些特效药。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你不要着急，先欣赏一下首尔的风景。”
车子在市内转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向全家驶去。风景秀丽的海边小山上 一座白色的楼宇映入眼帘，这就是全家的花园别墅。镶嵌着象牙和璀璨水晶的大门，金碧辉煌的大院足可与皇族的宫殿媲美 防弹的落地玻璃窗外，大理石铺的小径，通向花坛、喷泉、游泳池。全家的豪华富丽让我目瞪口呆。全氏家族完全可以把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专家请来，我突然间觉得受宠若惊。
见我又要询问病人的情况，全太贤说：“哥哥现在正在接受其他专家的治疗，等过几天你再给他医治吧。”真不愧是有钱人!别人看病是病人排队挂号，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医生排队。我固执地说：“我现在可以不看病，但总得让我见见病人吧!”全太贤很认真地告诉我：“哥哥接受的是封闭治疗，不便会客。”
全太贤的夫人李志贞邀请我去她的画室参观。在那间装了调节空气温度和湿度仪器的房间里，李志贞聊起了全太贤：“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经常向社会捐款。哥哥病倒以后。他不仅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家庭重担，还抽出大量的时间来照顾哥哥。”我相信了李志贞的话，并说：“有全太贤这样的好弟弟，全太铉先生一定会康复的。”
二
从那晚起，李志贞亲密地与我以姐妹相称，在她的画室里呆了4天后，我终于得到了全太贤的“传唤”。在他家别墅的病房里，我看见偌大的病床上躺着一个脸色蜡黄的老人。
全太铉的双手冰凉，房子里没暖气，看来这个有钱的家庭倒是很吝啬病房里的暖气。他的黄疸指数已经非常高，而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肝腹水。我奇怪：为什么全太贤不把全太铉直接送到最好的医院里去接受治疗，却把他放在一个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的大房间里?
全太铉先生告诉我，他以前就患过肝炎，但由于一直忙于生意。耽误了治疗，才逐渐演变成对生命造成威胁的急性黄疸性肝炎。我立即给他配了几副药。这时，全太贤提出让我参照请来的釜山医生的诊断来开药。我发现他们的诊断有误，而且对于他们给一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开一些葡萄糖注射液感到非常吃惊。全太贤见我对他的暗示视而不见，脸色霎时沉了下来。
全太铉却非常相信我，吩咐佣人马上下去熬药给他喝。临走时，我用英语说要他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全太铉吃过我的药，一个星期后，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他的肝腹水消去不少，黄疸指数也开始下降。我去复诊时，全太铉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地指着肚子告诉我：“他们的药吃了都没有用。只有你让我的‘孩子’(腹水)生出来了。”
说话间，有两个小孩放学回来了。全太铉说：“这是我的两个小孙子，是我的希望。”我不禁好奇地问道：“他们的父亲呢?”全太铉沮丧地垂下了头：“我唯一的儿子现在在精神病院里，几年前他在滑雪时把脑子摔坏了。”我心里一阵惋惜。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快乐啊!这时，全太铉悄悄告诉我，全太贤以前对他的父亲把财团的第一把交椅传给全太铉非常不满，所以全太铉很担心，万一他去世了，两个小孙子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待遇。他觉得很孤单。可是根据我的诊断，全太铉的病情还不至于丧命。我认真地说：“相信我，你的病是可以康复的。”
正当我准备大显身手为全太铉治病时，李志贞又开始邀请我去洗温泉浴，说这几天我为了全太铉的病寝食不安，他们感到过意不去。可是，要我放松对正在康复的病人的治疗是万万不可以的。李志贞安慰我：“我们已经请了釜山最好的肝病专家，只要你把余下的治疗方案告诉我们。让他们照着做就行了。”李志贞拉着我的手去看全太铉。在庭院里。我看到他正和两个小孙子玩篮球，看样子他确实已恢复得不错了。于是，我接受了李志贞的盛情邀请。
不知不觉，我在全家呆了一个月。李志贞不再让我与病人多接触。她整天带着我出入美容院、娱乐城，变着花样让我开心。我一再叮嘱她，要按时让病人服用我开的药，她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已经交给“心腹”去做了，让我放心。我想：既然全太铉已不需要我了，我就应该回国去治疗更多的患者。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全太铉听说我要走，脸上浮现出难过的表情，不住地说：“你能不能不走?这样我的病才有希望啊!”我心中一阵难过，本想留下来，但全太贤夫妇并没有挽留的意思，他们很快叫来仆人把全太铉搀走了。看着全太铉蹒跚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突然涌起莫名的酸楚。
三
回国后，我投入到医院新项目的研究当中。半个月后，全太贤又一次来到中国找我。
原来。全太铉的病情出现了反复，他一再坚持邀请我去给他医治，全太贤只好再次来找我。可是，我想起他请了很多专家前去诊治，况且现在手里的研究课题让我放不下，便拒绝了。他听罢显得很尴尬：“哥哥要求只见你。拜托了!”想起远方那位曾用恳求的眼神注视着我的老人，我的心软了下来。出于救死扶伤的责任感，我决定二渡韩国。
当我再次见到全太铉时，不禁大吃一惊——我临走前还红光满面的他已经变得形容枯槁。一看见我，他两眼放出光彩，不住地用微弱的声音叫着：“赵女士，赵女士。”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一定已痛苦好久，期待我好久了。我上前握了握他干枯的手，鼻子一阵发酸。细心地为他做了全面的诊断后，我难以置信地发现，全太铉的病情竟然出现了恶化。我提出要看看其他专家开的药方，可是全太贤说：“请你相信，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我无奈地回头看了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全太铉。这样的情形是我前所未见的，我始终无法真正直接治疗我的病人，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将我们隔开。
我决定这一次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直到看着他好起来。于是，在以前的药方基础上，我又配了一些新药，亲自煎好让全太铉服下去。此后，我坚持每天把药煎好后送去看着他喝下。
第十天，我照例去看望全太铉，在他的病房里意外地遇上了几个异常傲慢的外国人。李志贞告诉我，他们是全太贤特意从美国请来的专家，说是要给全太铉尝试一种国际最新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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