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当官风险谈

作者：孙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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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行船跑马三分险。其实，干任何工作都有一定的风险，当官自然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世上就不存在完全没有风险的职业。医生有被病人传染的风险，战地记者有被流弹击中的风险，连礼仪小姐都有滑倒摔伤的风险。是职业，就会有风险。不过，这里要说的当官的风险，不是指他们吃饭会噎着、走路会摔倒、熬夜有累死的风险，而是指社会政治方面的风险。从社会角度讲，任用一个人作官员，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交给他，就有风险。一方面，被任命的官员可能因平庸无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被任命的官员很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对社会和委托人利益的危害，官员本人都要对此承担责任，为此付出代价，这便是当官的风险所在。
　　通常说来，当官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发生重大事故等被问责的风险。所谓问责，说白了就是你没有干好该干的事，结果出了重大责任事故，你当然要对此负责，引咎辞职。这样一种责任意识是社会生活中最起码的要求，任何职业、任何岗位概莫能外。这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既然你作为主管领导者，因为管理无方，导致事故的发生，让你引咎辞职，不过是说你不适合(或者说不胜任)目前所担任的职务，劝你知趣点让贤而已。如此能者上、庸者下的物竟天择道理，实乃非常正常的竞争机制使然，何来风险之说?反之，如果让一个庸者尸位素餐无所作为，长年累月白吃饱直至“寿终正寝”，对当官者个人来说倒是一点政治风险都没有了，但是潜在的风险却一股脑儿转嫁给国家、单位和家庭，这对社会和他人来说是不是太不经济也太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则是因官员自身腐败而被追究的风险，所谓腐败，其实就是以触犯法律、法规为代价。为自己和家人、亲属牟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的腐败与一般的以获利为目的的犯罪比如走私、贩毒和抢劫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此种犯罪不仅有巨大的人身风险，而且有威风扫地，尊严丧尽，道德破产，身败名裂，为所在群体抛弃的危险。刑法中设立的贪污贿赂罪，不正是专门伺候这类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官员的吗?!这种风险是官员完全可以预料、可以避免、可以控制的。然而，所有的腐败行为，恰恰又是官员自己积极主动追求的。他们明知故犯，只能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对上述说法，也许有的官员不以为然，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些贪官甚至会大喊冤枉。说他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人总结了当官有“十难”，什么“欲望难挡”、“圈套难脱”、“情面难违”、“糖弹难躲”等等；有人总结了为官“十大危险岗位”，什么交通、国土、建设、金融、司法、人事等等；有的贪官在法庭上甚至搬出伊沙多拉·邓肯的话为自己辩护：“很多人不犯错误，仅仅是因为没受到足够的诱惑。”对此，只须问他一句话：“当官既惧风险大，何不回家种地瓜?”实际情况是，官场并没有因为风险大而冷落萧条，相反，却是门庭若市，火爆异常。求官者如过江之鲫，争先恐后，络绎不绝，这从公务员报考热中可见一斑。去年全国公务员报考中(这可以说是走向官场的第一步)，平均37人竞争一个职位；在北京，一个热门岗位有100人竞争。如果当官真是一个动不动就会身败名裂的高风险职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呢!这从反面说明了当官的风险并不像有些官员所说的那么大。
　　非但不大，与种地瓜的农民相比，当官可说是保险系数很高的职业。试想一下，那些在没有什么保障的情况下到井下采矿、随时都有性命之虞、发生事故还可能被隐瞒真相的矿工，那些拿不到工资、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工人，那些因天灾人祸颗粒无收的农民，那些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的孩子，那些随时都可能被停水停电、半夜三更房屋被推土机强行推倒的拆迁户，那些因建高尔夫球场而被强行征去土地而又领不到补偿、断了生活来源的失地农民，还有那些无辜被污为卖淫的良家少女，那些走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被当作强奸、杀人疑凶而遭拘捕甚至被殴打致死的农民工，他们有何安全可言，他们的职业有何保险可言?
　　官与民是相对的。当官的风险与当公民的风险实为一对矛盾体。当官的风险大了，官员才会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公民才会太平安宁；反之，当官的风险太小，官员随心所欲，胡作非为，公民可就遭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官的风险应该大点、再大点。当然，如果当官的风险太大，官员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朝不保夕，不仅不利于其身心健康，而且也影响其为人民服务的质量，这对官员本人和广大公民都不是件好事。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当官和其他职业一样，从业者只能在限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有限的权力，没有偷懒和伸手的机会，当然他们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自然也就没有风险可言。倘如此，官员则能心情愉快地工作，公民能心安理得地享受服务，这样的结果，岂不是公仆和主人的双赢!
　　
　　(责编：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