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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略报





  三十年春,会员在渝者甚夥,会务因此旺盛;集会之多,事务之繁,应号空前。入夏,会员多疏入乡,集会匪易;驻会职员虽仍照常办公,而会务无从积极推进。秋间,会友逐渐返渝,虽人数远逊春初,而会务赖以调整。此一年间会务兴落之迹也,宜分款述之:一、经费:本年收入,

仍如去岁;而物价腾涨多倍,工作之发展遂感困难。会中职员津贴,灯火房租等,虽在极度缩减中,每月已由二百元增至六七百元。《抗战文艺》稿金,每期约需三四百元。仅此两项,已将入不敷出;后半年中,印刷困难,会刊脱期,支出较少,收支遂得勉强相抵。夏间,城内会所及北碚

会所多处破漏,修葺费达千元。
  二、会刊:《抗战文艺》五、六月合刊,由《新蜀报》承印。不幸,《新蜀报》印刷厂失火,稿件及印成之件俱遭焚毁。《新蜀报》复刊后,以工人减少,无法代印会刊,乃归别家承办。七月交稿,直至年底,始行印成。此后,应尽力克服困难,不再脱期。会刊稿费,盖在六元至十二

元千字之谱。会中每月仅能出三四百元,不足之数,由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补助,深为感激!
  三、研究:会中经费支绌,会所复甚狭小,无法购存大量图书,研究工作,因受影响。本年间研究工作之表现,除会员私人发表之著述外,厥为诗歌戏剧,及小说等晚会。此种晚会之任务,已非联络情感,如二、三年前所举行者,而为(一)共同讨论一问题,或批评一作品;讨论结果

或刊入会刊,或发表于报端;(二)指定一人,预备专题,向会中报告,而后,听取批评意见。前者如民族形式、诗歌如何朗诵等问题,皆引起热烈的讨论;后者,如抗战(以)来诗歌、戏剧、小说及报告文艺之批评,皆有精到之见解。讨论或报告而外,佐以朗诵等节目,作实际之试验。

春间,此种晚会之举行,非会员参加者每次百人以上。入秋,以宽大会场不易租借,故暂停招待来宾。
  秋来,主持研究部工作者为孙伏园、郑伯奇。晚会主持人,诗歌为陈纪滢、臧云远;戏剧为潘孑农、陈鲤庭;小说为徐盈、梅林。
  四、分会:因经费欠裕及距离过远,总会与分会间之联络素欠密切,最称憾事。各地分会会务,一年来皆有进展,专就刊物而言,成都分会之《笔阵》,昆明之《西南文艺》,桂林之《抗战文艺》,香港之《中国作家》,曲江之《文坛》,延安之《中国文艺》,贵阳之《文协》,均能

于艰苦中刊行,至堪钦佩。总会方面既无余款资助,复以夏间在渝人数甚少,虽稿件亦无力供应,深感歉歉!
  五、捐输:春间在渝会员售字献金,得四千五百元,尽数献交政府。年终慰劳抗属,献毛巾百条,捐送杂志一万二千册,运散前方。
  六、服务:凡政府召集,或民众团体邀约之集会,本会皆派代表参加;应尽之义务,亦必努力为之。五月、十二月之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皆由本会主办——十二月系与美术协会合办。三十一年各报纸之元旦特刊,亦于去岁岁末受社会部之委托由本会编辑。高尔基、鲁迅等纪念大会,

泰戈尔与沈西苓之追悼,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年纪念,本会皆分担工作或献礼品。端阳日曾举办诗人节大会。
  七、救济:日寇突袭香港,消息传来,本会立即派人向政府请求营救,并急电桂林分会设法招待过境文友。政府允拨款十万为救济费,并发官电至港(本会致港分会电报两通,均被退回),指示营救办法。政府顾念文人,至为可感,即两广各处党政机关亦皆电知,妥为招待逃难之文艺

作家。但事出仓促,变化复剧,至今仍音信隔绝。今香港已陷敌手,唯切盼在港友人早离险境,逐渐归来耳!在沪会员,或亦遭敌寇压迫;一俟函电到渝,当揭露报端以慰同人。
  (会刊脱期,故托《蜀道》代为发表。)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新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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