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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词与新诗





  这里所谓的鼓词是包括着北方的各种鼓词,连快书,牌子曲,数来宝等也在内。
  这里所谈的是根据着我自己实际习作鼓词与新诗的经验,不是空泛的议论。
  据我看,鼓词里产不出新诗来。原因是:一、鼓词是有固定的形式的,而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要倾向是要突破固定的形式的。诚然,最自由的新诗,因为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众;可是,设若回过头来,想用鼓词代替新诗,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二、鼓词的形式往往拘束住思想,不能充分自由的以言语直接传达思想,而须兜着圈子去设词遣字,以求合于格律。比如说,假若我不顾形式,我可以写出:“我愿把一腔子的热血,为保卫祖国去洒净!”
  这两句,且先不论好不好,是依照我的心思,感情,直入公堂的写出的。可是,假若我是要把这两句写在鼓词里面,我便首先要考虑到鼓词句子的音节,而去兜个圈子。可能的,经我翻来覆去的推敲,勉强的作成不失原意,而仍有合适的音节的句子:
  “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
  但是,这并不如原句那么活泼自然。原句是由心到笔毫无阻碍的说出,其中的“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完全依照口语,未加变动与雕琢的。在鼓词中,“一腔子热血”与“为保卫祖国”是很难照原样写进去的。
  为了唱,“保卫祖国须拼命,一腔热血愿流完”,比原句好,因为它有音节,能上口入弦。为了念,原句好,因为它有口语的自然音节。假若将来人民都识字了,或识字的增多了,念的虽然还代替不了唱的(读书人也喜欢听歌唱),可是唱的就不像今日那么威风了(今天的文盲只能用耳,而不能用目),而能念的新诗就大有可为。
  可能的,我把那原来的两行并成了一行:“为祖国,我愿洒,一腔热血。”
  这么一来,因为这是鼓词,我就得去给它配上个下句儿。也许,我能找出相当好的一句,帮助上句,使意思加倍的显明——这是写鼓词常用的方法。可是,也许我想不出那么一句(这也是常有的事),于是我只好无可如何的用“嘀咕嘀咕嘀嘀咕”去敷衍了。谈到“嘀咕嘀咕嘀嘀咕”,我们就不妨另列一条:
  三、鼓词中的油腔滑调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新诗是要以最精炼的言语传达最好的思想与最崇高的感情,所以它不能受形式的拘束。没有形式的拘束,它才能真诚的有一句说一句,有两句说两句。在诗里,有多少思想与感情便有多少句诗;一万行也成,一两行也成,不许拖泥带水非凑成若干句不可。鼓词可不然,它必须成篇,否则不能拿去演唱。不管我们有多少材料,我们得去弄出够唱半个钟头左右的一篇。本事不高的作者就常常不能把那么多句都写得精彩出色。于是,什么“有话长来无话短”;“不提老大去挑水,再把老二表一番”,就都来了。虽然有的写家自己也感到这种“垫句”的稀松,无聊,可是到时候还非用不可;用过之后,头疼半天!
  篇如此,句子也如此。第一,句子必须成双(上下句儿)。不管意思够写五句的还是七句的,我们必须去凑成六句与八句;瘸着腿儿不成。这一“凑”有时候就容易变成油腔滑调。第二,论到一句的句法,多数的鼓词中是要七字句的。这又须去凑。于是,“你往东,我往西”,就往往变成“你往东来我往西”;“天长,又热”,就往往变成“日又长来天又热”。这样的句子是多么没劲!
  不错,牌子曲里可以容纳四字句,六字句等。可是,这种句子须按照牌子的格式去填,并不能自由运用。对我,这种强迫的“照计而行”,是很大的痛苦。曲牌子逼着我写六字句,我就得写六字句,于是在必不得已时只能敷衍成章;写作成了被动的,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失去活泼清新。
  句子如此,用字也如此。新诗可以自由用字,鼓词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原因是:第一,新诗可以运用语言的自然音节,而鼓词须按照人为的音节排列词汇字汇,以便歌唱。在新诗里,我可以写出:“蒋介石,你还不知道吗,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鼓词里,“美国帝国主义的”这一长词便无法安插。我须费许多心思,说不定须用好几句话才能说明这点意思。而且,第二,鼓词的重要责任是须唱得出,听得懂。那么“帝国主义”是个较新的名词,我就既不能再用个更新的字去辅助它,以免大家听不懂;也不能用太旧的字,以免新旧夹杂,使人莫名其妙。于是,新诗可以完全自由的以崭新的语言写出崭新的事物,而鼓词无论怎么费心,也只能达到“半新不旧”而已。第三,新诗可以按照口语的语气,自由的用虚字:吗,呢,呀,啊,用得好就行。鼓词因求句子的整齐,便不能充分的利用虚字。譬如说,“去不去”三字可能的是含怒的质问,“去不去呀”便是和缓的商量,而“去不去哟”则是跺着脚的催促。虚字不同,口吻即异,在新诗里可以充分的运用它们,传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在鼓词里因求句子的整齐,因上下句末一字平仄不相同的关系,便须将很传神的虚字删去。这样,鼓词中的用字遣词便远不及新诗中的那么自由与灵活。
  四、新诗可以有韵,可以没韵。鼓词则必须有“辙”。找辙是使人头皮疼的事。它曾经把老年间的许多民间文艺的写家们逼得眼冒金星,而造出“地流平”,“两分张”,“马走战”等等不通的词儿来;现在,它也还逼着许多新曲艺的写家们到时候非用“说端详”,“面前存”不可。没辙不成为鼓词,有辙又真困难,使人啼笑皆非。
  五、细考究起来,鼓词中的文艺价值与音乐价值至少是平分秋色的。假若我们把京韵大鼓之王刘宝全所唱的段子细读一番,我们便发现了其中有许多不通的句子。可是,经他一唱,这些不通的句子也能博得满堂彩。听众只顾欣赏他的行腔与喉音,而忘了字句的不通。这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各处的艺人都能以并不精美的词句吸引住听众。因此,一段好听的鼓词并不见得准有好词句,而好的词句若无有妥适的音乐配合着,也未必能叫好。在我的经验里,我每每把一段鼓书只写得平顺,只合乎规矩,而毫无精彩之处。可是交给艺人一唱,艺人却能把它唱得相当的美好。这使我感到,纸上的鼓词与艺人口中的鼓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我若作新诗便不能这么只求平易,然后去求救于音乐,而必须在文艺价值上使自己满意。我并非是说,新诗可以完全不管音乐价值,而是说新诗不能像鼓词那样去用音乐掩护文艺。“刘二摔倒在地流平”,在鼓词里可能因行腔用韵而博得彩声,或虽不叫好而仍站得住;在新诗里,它必不能存在。
  总结起来,我觉得鼓词产生不了新诗,也不能代替新诗。可是,请注意,我没有一点轻看鼓词的心意,因为我是最热心写鼓词的一个。为向人民服务,它是一种有用的利器,谁也不该小看它。
  同时,我也没有分别高低,把新诗看高,鼓词看低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两种文艺不好混为一谈,而当分头发展。鼓词应当也有新诗的勇气,去突破旧的形式,使文艺性提高,使音乐性更丰富。新诗也该看看鼓词的优点,把自己充实起来。它不必去摩仿鼓词的音节,而须注意音节;它不必学鼓词的油腔滑调,而须注意怎样去接近大众。我盼望鼓词有那么一天会变成词句好,音乐好的新歌曲;也盼望新诗因求接近人民,因注意音节韵律,而能负起写大歌剧,诗剧与史诗的责任;即使写小诗也能高读朗诵,为人民所喜。分头发展,不必是各自为政;彼此观摩,取长去短,必有好处。反之,鼓词若立定不动,且自比史诗;新诗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命不凡,可就一齐误了大事。

  载一九五○年六月《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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