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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赤包入狱的时候,欧洲的大战已经开始。北平的报纸,都显出啼笑皆非,不知怎样报导西方的血光炮影才好。看到德军的所向无敌,日本人与汉奸们都感到狂喜,愿意用最大的铅字,替战魔宣传。可是,德军的闪电袭击与胜利,又恰好使日本人自愧无能,没有一下子灭亡了中国的本事。他们不能不替德国作宣传,又似乎不好意思给别人摇旗呐喊,而减低了自家的威风。
  北平的一般人,可是,并没怎么十分注意这些事。他们听惯了谣言,所以不轻易相信伪报纸的消息。再说,假若他们相信了那些消息,他们便没有了希望:德国征服了欧洲,日本人征服了亚洲,他们自然就永远为奴,没有翻身之日。为给自己一点希望,他们把那些消息当作了谣言。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征服欧洲,也不相信日本人能灭亡了中国。
  还有,他们的切身的问题,也使他们无暇去高瞻远瞩的去关心与分析世界问题。他们须活着。可是,他们没有了煤,没有了粮。他们自己的肚子的饥鸣,与儿女们的悲啼,比一切都更重要,都须最先解决。饥与寒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因为它们的后面紧随着死亡。
  德军攻下华沙,德军占领丹麦,英法军失败……消息一串串的传来,仿佛战神,和大赤包一样,已经发了疯。但是,北平人们的眼却看着四处的麦秋。他们切盼有个好的收成,可以吃到新的面粉。
  华北的新麦收下来了,可是北平人不单没见到新麦,也看不见了一切杂粮。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象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须看到一位守节多年的马外婆;可是,“不得已”能原谅一切,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她也没能忘了小崔,到了他的生日祭日,或他们结婚的日子,她不敢明言,却暗中落泪。她特别怕听“日本人”三个字,每逢听到,她的眼就发直,忽然的楞起来!
  程长顺看出来这些,而决定一言不发。他知道他必须卖力气,多挣钱,能使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她就必能满意,渐渐的忘了小崔。同时,他不敢再当着她讲论日本人,甚至于连“东洋”两个字也不提。
  由买卖旧纸破瓶子,他慢慢的放胆收买旧衣服破鞋。他看见了别人用极低的价钱能买到一套沙发,或一套讲究的桌椅。他可不敢去买,即使他得到机会。他知道现在的北平,能穿能用的旧东西比沙发和好木器更有用处与出路。可是,他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从他作了打鼓儿的,这一行人忽然增加了一两倍。大家都看出来:北平是越来越穷了,人们也越会卖东西,和买东西——卖了顶好的,买次好的;卖了次好的,买不甚好的;卖了不甚好的,买坏的……同行的一多,势必发生竞争。他所愿买入的,也是别人愿弄到手的。他不得不多出价钱,多出便少赚。他又想出办法来。他请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她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虽然她们不能整旧如新,可究竟能使破烂的东西稍微改观,也就可以多卖几个钱。这样,外婆与太太也就有了事作。
  在破旧的衣裳鞋帽而外,铜铁铅锡都最值钱。日本人除了教北平人按月献铜献铁之外,还到处去收买它们;只要能买到,就不怕没有出路。长顺可是不肯买卖铜铁。他知道他自己不买,别人还是照样的收进来,而后转卖给日本人。但是,他下了决心不动铜铁,为是证明自己还有点良心,不肯替日本人搜集作炮弹——打中国人的炮弹——的原料。
  自从他选取了这行营业,他就有心闭上眼瞎混,不关心别的,而只求使一家三口冻不着,饿不着。可是,一天到晚穿大街过小巷,他好象不知不觉的把手指按在了北平的腕脉上。他看出来:破衣服值钱,因为日本人统制了棉纱;一块破铁也有价值,因为日本人搜刮废铁。同时,他也看出:北平的中等人家已多数保持不住“中等”,因为他们已开始卖东西;而穷苦人家已降落到无衣无食。有时候,他接过来一件女短袄或小衣服,还滚热的呢——刚刚由女人或小儿身上脱下来!他还咬着牙问价还价,可是心中真想哭。他不由的多添了钱,忘了他是作生意呢!买成或没买成这样的一件衣服之后,他会挑着担子走出老远,迷迷糊糊的忘记敲打手中的小鼓!他知道北平是“完”了!
  从一个老人手中,他买了一根乌木杆,白铜嘴的长烟管。过了好几天没能把它卖出去,他留着自用了。他是要强的,不肯染上任何嗜好。可是,他需要吸口烟。在街上看见伤心的事,他便找个树荫或僻静的地方,放下担子,装上一袋烟,轻轻的吧唧着。看着蓝烟是在面前旋动,他心中安恬了一些。
  回来家中,他不是忙着帮助外婆与妻子洗刷修整那些破东西,便是坐在屋外台阶上吸一两袋烟。从眼角偷偷的看一看她们,他心里说:“我心中有许多事,可是不便告诉你们!”
  他把自己的破留声机与古老的唱片挑出去不知多少次,始终没卖出去。他可也不再去上弦,唱给自己听,偶尔的,因为买到一点俏货,心中一高兴,他不知不觉的哼出一两句二簧来。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声音,马上就闭上嘴。他喜欢唱戏,但是嗓子一动,他就不由的想起小文夫妇来!是的,他想一心一意的作生意,忘了国事,忘了日本人;可是,日本人,象些鬼似的,老跟随着他!
  孙七的爱说爱道,已引不起长顺的高兴答辩。孙七拉不断扯不断的说,长顺只缩着脖子吸叶子烟,一语不发。等到孙七问急了他,他才呜囔着鼻子说:“谁知道!”
  今天,他又用这三个字答了孙七对绝粮的忧虑。孙七几乎要发脾气了:“你简直变成了小老人啦!”
  长顺没心思拌嘴,轻轻在阶石上磕了磕烟锅子,走进屋中去。
  自从他作了买卖破烂的,长顺就不再找瑞宣去谈天。见到瑞宣,他总搭讪着呜囔两声,便很快的躲开。他,在瑞宣面前,总想起二三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有勇气与热心,虽然没有作出什么惊人的事,可是到底有点人味儿。他没脸再和瑞宣谈话。
  瑞宣,自从父亲被逼死,便已想到迟早北平会有人造的饥荒!日本人既施行棉纱与许多别的物品的统制,就一定不会单单忘记了统制粮食。虽然有这点先见之明,他可是毫无准备。一来是他没有富余的钱去存粮,二来是他和多数的文人相似,只会忧虑,而不大会想实际的办法。
  由日本人在天津与英国人的捣乱,由欧洲大战的爆发,他也看出来日本人可能的突击英国在东方的军事据点与要塞。假若这将成为事实,日本人就必须拚命的搜刮物资与食粮,准备扩大战争。
  他屡次想和富善先生说这件事,可是老人总设法闪躲着他。老人知道瑞宣所知道的一切,明知情形不妙,可是还强要相信日本人不敢向英帝国挑战。他最高兴和人家辩论,现在却缄默无言了。他为中国人着急,也为英国人着急。但是,他又以为英国到底是英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肯承认中国与英国一同立在危险的地位。
  见老人不高兴谈话,瑞宣想专心的作事,好截住心中的忧虑。可是,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一会儿,他想起欧洲的战事,而推测到慢慢的全世界会分为两大营阵,中国就有了助援与胜利的希望。一会儿,他想象到祖父,母亲,与儿女,将要挨饿的惨状。这样的一忧一喜,使他感到焦躁。
  长顺不敢招呼他,他也不敢招呼长顺。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比长顺高明。他们俩似乎都已变为老人,身体还未衰老,而心已不会发出青春之花的香味。
  小顺儿已到了上学的年岁。瑞宣决定不教他去入学——他的儿子不能去受奴隶教育。天佑太太与韵梅都反对这个办法,瑞宣可是很坚决,倒好象不教儿子去受奴化教育是他的抗日最后的一道防线!
  不久,他开始笑自己:“要用个小娃娃去挡住侵略吗?去洗刷一家人的苟延残喘的耻辱吗?”可是,他依然不肯改变主张。每天一得空,他便亲自教小顺儿识字,认数目。在这以外,他还对孩子详细的讲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明知道,这不大合教育原理,可是,这似乎是他最高兴作的事。在这么讲论的时候,他能暂时忘了眼前的危亡与耻辱,而看见个光华灿烂,到处是周铜汉瓦,唐诗晋字,与梅岭荷塘的中华。同时,他也忘了自己的因循苟安,而想到小顺儿的将来——一个最有希望与光明的将来!
  为省灯油,韵梅总在白天抓着工夫作活,晚上很早的就睡,不必点灯。就是点上灯,灯头也捻得很小。为教小顺儿读书,瑞宣狠心的把灯头捻大!不,他不能为省一点油而耽误了孩子的教育!屋中的这点灯光,仿佛是亡城中的唯一的光明,是风暴里的灯塔!
  冷天,他把小顺儿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袖口里,面对面的给讲古说今。讲着讲着,小顺儿打了盹。他无可如何的把孩子放到床上去。热天,父子会坐在院中用功。这时候,小妞子也往往装模作样的坐下听讲。小顺儿若提出抗议:“妞妞,你听不懂!”瑞宣温和的说:“教她听听,她会懂的!”在最近两天,正在这么讲说,忽然想起目前的人造饥荒,瑞宣浑身忽然的一冷。他看见了个将要饿死的小儿,样子还象小顺儿,可是瘦得只剩了一层皮!他讲不下去了。“小顺儿,睡觉去吧!”他知道,这点教育救不了小顺儿,而更恨自己的无能与可笑。
  因此,他可也就更爱小顺儿。小顺儿是他的希望,小顺儿将要作出他所未能作到的一切,小顺儿万不可饿死!
  但是,谁能保证,在无粮的城中,儿女不饿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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