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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前的十月八日，这位和贫病、和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苦斗了一生的勇士，在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去世了。 我们珍视人类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为向这位伟大的先辈致敬，学习他的创作上的宝贵经验，学习他的热爱人民，勇于向人民的敌人进攻的战斗精神。他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精神给进步的人类，特别是进步的作家树立下光辉的榜样。 我们热爱和平。珍视世界文化遗产，学习并发扬世界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重要意义之一。 中国人民对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像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向感到浓厚兴趣。我们喜爱狄根斯的《块肉余生记》，萨克里的《浮华世界》，因为它们是英国人民生活的真实的表现。我们喜爱菲尔丁，不但因为他的作品写得出色，并且因为他是英国现实主义这个光荣传统的奠基者，最光辉的代表者。 从他开始写作起——而且他开始很早——菲尔丁就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必须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同时，从一开始他就认为真实的艺术必须对社会起教育作用，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为人生服务。 就修养来说，菲尔丁对古典文学的渊博是不亚于他同时代的那些学院派作家的。但是他对人民的热爱，对现实生活的浓厚的兴趣，使他与那些脱离人生的学院派作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把一个作家比作厨子，生活比作写作的唯一原料。他坚决反对离开生活的虚构。他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触人——“从大臣到衙吏，从公爵夫人到女酒保”。 可是，菲尔丁绝不是对生活不加提炼，不加选择。他不是个自然主义者。他要求每个作家都应当致力分析生活，理解生活。他写景写人都不满足于勾画外形：他追求的是现实的本质、精髓。他向诗人呼吁说：“让我们了解人类多于他们了解自己。” 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来提炼，可以说是菲尔丁创作方法的概括。在他所有的小说序言或本文中，他都鲜明地提出这个主张。甚至在他死后才出版的《里斯本航海日记》的序文里，谈到游记的写法时，他还是提出这样的主张。他认为游记首先应当真实；许多荒诞无稽的游记正风行当时。第二，戒琐碎，对景物必须有所选择；第三，必须有教育意义；第四，必须引人入胜。他对游记写作提出的这四个明确要求恰好反映了他为自己创作树立的目标。 我愿特别再提一下第三点——就是作品中应有教育意义。这是菲尔丁的艺术观很重要的一面——他坚持艺术必须为人生服务。 在写作生活的初期，菲尔丁是从事于戏剧的。在《纨袴子弟》（一七三○年）一剧的跋文中，他说：“舞台的作用是改善我们的时代，而不是败坏它。”他借着《现代的丈夫》（一七三二年）一剧的序幕向观众声明：“我写这个戏不是专为了逗笑，而是在使人们看了不但感到畅快，同时也得到教育，从而对人生有所弥补改善。”我们可以说，他所创作的二十几个剧本以及四部长篇小说中间，没有一部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没有一部是粉饰现实的。可以说，他的全部创作活动都是为了歌颂人民的善良，为了咒诅、攻击社会的黑暗。菲尔丁对人生的乐观思想也正建筑在他对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上。 菲尔丁最痛恨古往今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专制君王、和穷兵黩武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大将统帅。他管这种侵略者叫作“头号伟人”，并且时常拿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作代表。“二号伟人”是操纵一国人民命运的政客，“三号伟人”是盗贼扒手。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他严厉地责斥那些横行霸道，祸害人类的“伟人”。他警告他们：这种损人的行为对他们也不会有好处的，因为他们迟早要灭亡。 诗人拜伦说：“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被官方报刊指斥为革命党的舌人和魁首。” 是的，因为如果菲尔丁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英勇地站在时代的前面，一定是争取自由，捍卫和平的伟大运动中的一位奋不顾身的正义战士。 载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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