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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的语言





  语言是构成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成分。民间文艺,不管多么粗糙,还是多么细致,总是运用民间语言的。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用心学习。假若我们不肯学习,即使我们按照民间文艺的形式写作,我们也不会写好;即使我们能写出很有思想的东西,也不会教人民一听就懂,而且喜爱它。人民喜爱自己的语言。
  民间文艺的语言,一般的说,是简短明快的,因为民间文艺多半不是预备悦目的,而是悦耳的——要说得出,唱得出。记住这个,我们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止在纸上推敲文字,而要用耳朵考验考验了——不管写什么形式的东西,能这么作也不吃亏。经过耳朵的考验,我们才除了注意文字的意义而外,还注意文字的声音与音节。这就发挥了语言的声韵之美。我们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纸上,也须叫文字的声响传到空中。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话,马上就不耐烦。所以我们必须写得嘹亮干脆,不能拖泥带水地拉不断扯不断。我们曾经提倡过朗诵诗;其实,人民早就不但朗诵诗,也朗诵散文。旧戏中的道白,评书中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有滋有味的说出来的,并不平铺直叙。人民不但朗诵诗,而且给诗配上音乐;大部分民间曲艺是唱出来的。音乐是感人的,诗是感人的,音乐与诗合在一块儿就加倍的感人了。人民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却忽略了这个道理,硬把诗作得与散文相近,不严格地追求音节声韵之美;硬说有思想就够了,不必力求语言与音乐的密切结合;硬说诗应当有含蓄,甚至可以隐晦一些,不必爽朗明快;怪不得好多人民不大喜爱新诗呢!
  我们往往发现,一段民间文艺在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一经艺人唱起来就变了样子,变得悦耳好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艺人们不管词句怎么不好,也在文字的“平上去入”上用过一番工夫,所以能用声音的美好补足了文字的缺欠。我们作新歌曲的人呢,有的就不辨平仄;万一再遇上个不辨平上去入的音乐家给制谱,那就难怪字不响、音不顺,难以听懂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民间文艺中的粗糙字句是可以取法的;也不是说,我们作歌词,制乐谱,只须注意文字的平上去入,而不管别的。我是说,我们既是搞文艺与音乐的,就须了解我们的文字特质,我们的文字既分平上去入,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以前,因为我们不注意,所以我们写出的东西,就往往被艺人拒绝,不肯演唱。这不怪艺人,而应当怪我们自己。至于有的人写出平仄不辨、音节不调的东西,而硬说是突破形式,就未免太不虚心了。连自己的语言的声韵音节还没把握到,还谈什么突破形式呢?
  民间文艺的语言既多半要能说能唱,它就必须选择现成的字。好的戏词曲词,用字是那么现成,几乎能使人听见上半句,就猜到下半句。这样,唱的人的词句便能脱口而出,而听者也能感到不费力就领会了全句;于是歌者与听者就打成一片。这就是说,民间文艺会从人民的语言找到窍门,使人听了欢喜,也要跟着唱。我们所写的通俗文艺呢,往往不细心地去找这个窍门,想到什么字就用上什么字,结果是我们的句子别扭,连念起来还不顺嘴,更不用说唱起来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用现成的活语言,给人民服务,而不该生拉硬扯,凑成句子,把人民吓跑。我们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使我们的文字清浅活泼,像一条活的溪水似的。
  在民间文艺里,也有许多不好的句子。一种是民间艺人只顾很容易地凑成句子,就不假思索地诌出来:“把话明”,“把话云”,“把话言”……。另一种是文人给加过工的,把原词加上或换上许多表面文雅而实际庸俗的字样,弄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说,并不过分,人民的语言是与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用文雅而庸俗的语言去描写人民的生活,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学习民间文艺,必须留心剔选,既不偷懒学那“把话云”什么的,也不滥充文雅,随便安上腐烂的修词。我们首要的是把文字写得明朗康健,现成易懂。假若我们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即使不预备写通俗文艺也是有好处的。通俗化的倾向是该贯彻到一切文艺作品中去的,不是只有鼓词与相声才须通俗。我们将来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像《水浒传》那样的既通俗又有很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载一九五二年《中国语文》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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