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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的语言，一般的说，是简短明快的，因为民间文艺多半不是预备悦目的，而是悦耳的——要说得出，唱得出。记住这个，我们再写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止在纸上推敲文字，而要用耳朵考验考验了——不管写什么形式的东西，能这么作也不吃亏。经过耳朵的考验，我们才除了注意文字的意义而外，还注意文字的声音与音节。这就发挥了语言的声韵之美。我们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纸上，也须叫文字的声响传到空中。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个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话，马上就不耐烦。所以我们必须写得嘹亮干脆，不能拖泥带水地拉不断扯不断。我们曾经提倡过朗诵诗；其实，人民早就不但朗诵诗，也朗诵散文。旧戏中的道白，评书中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有滋有味的说出来的，并不平铺直叙。人民不但朗诵诗，而且给诗配上音乐；大部分民间曲艺是唱出来的。音乐是感人的，诗是感人的，音乐与诗合在一块儿就加倍的感人了。人民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有些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却忽略了这个道理，硬把诗作得与散文相近，不严格地追求音节声韵之美；硬说有思想就够了，不必力求语言与音乐的密切结合；硬说诗应当有含蓄，甚至可以隐晦一些，不必爽朗明快；怪不得好多人民不大喜爱新诗呢！ 我们往往发现，一段民间文艺在读起来的时候，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一经艺人唱起来就变了样子，变得悦耳好听。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艺人们不管词句怎么不好，也在文字的“平上去入”上用过一番工夫，所以能用声音的美好补足了文字的缺欠。我们作新歌曲的人呢，有的就不辨平仄；万一再遇上个不辨平上去入的音乐家给制谱，那就难怪字不响、音不顺，难以听懂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民间文艺中的粗糙字句是可以取法的；也不是说，我们作歌词，制乐谱，只须注意文字的平上去入，而不管别的。我是说，我们既是搞文艺与音乐的，就须了解我们的文字特质，我们的文字既分平上去入，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以前，因为我们不注意，所以我们写出的东西，就往往被艺人拒绝，不肯演唱。这不怪艺人，而应当怪我们自己。至于有的人写出平仄不辨、音节不调的东西，而硬说是突破形式，就未免太不虚心了。连自己的语言的声韵音节还没把握到，还谈什么突破形式呢？ 民间文艺的语言既多半要能说能唱，它就必须选择现成的字。好的戏词曲词，用字是那么现成，几乎能使人听见上半句，就猜到下半句。这样，唱的人的词句便能脱口而出，而听者也能感到不费力就领会了全句；于是歌者与听者就打成一片。这就是说，民间文艺会从人民的语言找到窍门，使人听了欢喜，也要跟着唱。我们所写的通俗文艺呢，往往不细心地去找这个窍门，想到什么字就用上什么字，结果是我们的句子别扭，连念起来还不顺嘴，更不用说唱起来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必须用现成的活语言，给人民服务，而不该生拉硬扯，凑成句子，把人民吓跑。我们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使我们的文字清浅活泼，像一条活的溪水似的。 在民间文艺里，也有许多不好的句子。一种是民间艺人只顾很容易地凑成句子，就不假思索地诌出来：“把话明”，“把话云”，“把话言”……。另一种是文人给加过工的，把原词加上或换上许多表面文雅而实际庸俗的字样，弄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说，并不过分，人民的语言是与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用文雅而庸俗的语言去描写人民的生活，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我们学习民间文艺，必须留心剔选，既不偷懒学那“把话云”什么的，也不滥充文雅，随便安上腐烂的修词。我们首要的是把文字写得明朗康健，现成易懂。假若我们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即使不预备写通俗文艺也是有好处的。通俗化的倾向是该贯彻到一切文艺作品中去的，不是只有鼓词与相声才须通俗。我们将来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像《水浒传》那样的既通俗又有很高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 载一九五二年《中国语文》七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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