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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两方面的成功，才是真成功。只顾教育性，而不能卖座，艺人们的生活便受影响；反之，只顾营业，而缺乏教育性，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改戏。 《将相和》成功的原因：（一）这出戏是由三段戏（每一段都自成单位）串到一处的。那三段戏，《完璧归赵》《渑池会》与《负荆请罪》，不单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曾经被名演员唱红过——《完璧归赵》是已故刘鸿声的，《将相和》（即请罪）是二十年前女名角恩晓峰的拿手好戏。《渑池会》虽在近二十年来不大演出，可是大家还都记得“扑油锅”那一场。这些好根底教今天的将相和有了好人缘——京戏观众不厌烦听老戏，只要唱得好。推陈出新是好办法，此即一证。 （二）大概的说，《完璧归赵》一段是唱工戏，《渑池会》和《请罪》是做工戏，三段合起来，便有唱有做，不单调；况且改编了的此剧又加上开打，就更火炽。有人批评：在此剧中，老将廉颇不应起打。京戏中的大将们，按理说，为保持大将风度，都不该耍枪弄刀；可是，若大将都不表现武工，有许多武戏可怎么唱呢？“文武带打”是观众们所喜的，假若一定要只表现老将廉颇的智谋韬略，而不准他耍大刀，何不另写一本话剧？批评京戏应从京戏的形式着眼，不应从别种形式说起。在旧戏里，大将的武功与武工是分不开的。 （三）此戏的演出，没有灯光布景。这说不定也足以教观众感到舒服；他们也许这么想：戏是改了，可看起来还像京戏。在此戏中，京戏的唱、做、念、打，都应有尽有，看着顺眼，痛快；不像有些改编的旧戏，角色在许多块布幕中挤出挤进，怪蹩扭。 （四）好多旧戏的一个大毛病是写得粗枝大叶。可是，假若技巧弄得好，这粗枝大叶却能产生很明显的效果。赵云勇敢，为什么？因为他独自在长板坡千军万马里七出七入。这七出七入并没有什么细腻的描写，而只是勇猛开打。结果呢，观众们看了大打特打之后，的确明白了赵云真是胆大包身。假若我们在每一场开打之前，教赵云有一段独白，说出他的心理，像《哈孟雷特》那样，恐怕倒失去了效果。《将相和》用的都是老技巧，因此，有些地方它也难免粗枝大叶。我们可以找出它的许多漏洞和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问：这出戏，虽然有粗简的地方，到底得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是专去听唱或看开打的人，看完了也会受感动，得到思想教育。旧戏的技巧往往限制住剧作者，教他没法不用粗线条的写法。可是，假若他真懂技巧，他就会利用这个办法，使角色的性格很明显，用几个突出的动作，得到明确的效果。在今天，我们批评改编过的戏，须注意戏的总效果，而不当太细腻地逐一推敲细节。每一细节都入情尽理，合于历史，当然很好，可是那些细节是否都能用旧戏技巧表现得出呢？多添冗长的道白，详述一切，不是好办法。因此，我说：《将相和》的好处是虽略嫌粗略而得到了效果，它也就是好戏。粗而有力就好，细而罗嗦不行。 京戏的观众注重唱、做、念、打。他们不花钱去听演说。《将相和》能在这四项上满足他们，所以它能叫座。在全剧中，这四项又支配得很匀妥，所以观众就看完全剧才走。能匀妥地支配唱、做、念、打，戏就完整，无零碎杂乱之弊。京戏怕零碎，怕杂乱。有人批评：秦王的戏不够，廉颇的战略没交代……我不以为然。这出戏是在尽量保留旧本子所有的东西的宗旨下，设法使文武同心、共御强敌的思想教育特别显明。它既沿袭旧本子的技巧，就不能把所有的角色都从新写过，而且也无须把每个角色的生活各方面都顾到——那不是写戏或改戏，而是写历史。我们在今天不能苛求演义戏真变成为历史戏，我们的条件还不够。（旧戏中的历史戏，实在很少是严格遵照史书写成的，所以我管它们叫作演义戏。）那么，假使我们非给秦王添戏不可，非把剧中人每一行动都有详细的说明不可，也非说明廉颇的战略等等是什么不可，我看哪，这出戏便须演三天三夜了。改戏须顾及艺人的能力、观众的要求、技巧的限度及思想教育，而不必一定要满足历史学家。（五）假若今天的社会还是解放前的社会，这出戏不会红。现社会的观众要看有思想的戏剧，所以大家欢迎《将相和》。注意，我说的是有思想的“戏剧”，而不是别的东西；戏剧必含有娱乐性。这就是说人们要从悦耳的歌唱、鲜明的行头、熟练的武工、精彩的作派等等中接受思想教育。《将相和》有唱有念有做有打，也还有思想教育，所以它成了功。当然，这并不是说，《将相和》已经是完美无疵。不，它还有许多缺点。可是，尽管它有缺点，它还是今天最成功的一出戏，因为它知道怎样保存与尊重京戏原有的技巧，从而利用这些技巧去宣传思想教育。它知道怎样不脱离群众。 （六）《将相和》的演出是就着演员的长处而各有增减的，谭富英与李少寿所演的不完全相同，裘盛戎与袁世海所演的也不完全相同。结果是各展所长，异趣同归。这是因为编剧者与导演者切实地与艺人合作，乃能“大家想来”，灵活运用。正因为剧本有粗枝大叶之处，就有了弹性，能使艺人就自己的所长，有所去取。这是个好办法。 （七）《将相和》的演出，因为有剧本，有导演，所以很严肃，连丑角也不随意开玩笑，配角也卖力气。因此，虽然它沿用三段老戏，而能使观众耳目一新。 上述七事，都是“捧”，而没指摘毛病，因为我知道一出戏的成功实在太不容易，所以宁愿多表扬，给编剧者，导演者与演员以鼓励，而不便吹毛求疵，使他们扫兴。 载一九五一年一月《文艺报》第二卷第七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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