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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我们可敬爱的人民警察千真万确是人民的。他们与人民的亲切关系是我在解放前无法想象得到的。自从发表了《西望长安》,我就总想再写点什么表扬他们,感谢他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得到了机会。人民警察一向热诚地帮助人民寻亲觅友,使亲友欢聚,并不始自大跃进。不过,在大跃进中,这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数量上与质量上作得更多更好了,使我得到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我就写了《全家福》这个剧本。
  剧中情节是我由许多资料中选择出来,重新安排过的,以便集中。简述如下:十五年前王仁利为饥寒所迫,离京谋生。他托的那时候的一个铁路警察往家中捎钱,警察吞吃了钱,并告诉王家:王仁利已死在异乡。于是,一家人好象被一阵怪风忽然吹散,饱尝苦难。解放后,他们虽都得救,可是彼此思念,每每落泪。一九五八年,经人民警察耐心地调查、分析,终于找到了线索,使全家得以团圆。
  我写的是新事,而涉及人民由旧社会带来的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虽然没有阻碍他们在新社会里争取进步,可也有时候叫他们在暗中落泪。我们的人民警察不仅尽职地工作,而且解除了人民心中积存已久的隐痛。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热情却使我欲罢不能。是嘛,这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发展,使我绝对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是更幸福的。至于杜勒斯之流说什么我们不要家庭了等等怪话,我倒不屑于用这个剧本作为答辩。无聊的怪话怎样遮掩住社会主义的阳光呢。

  载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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