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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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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年轻的梁启超便成了晚清知识界迅速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虽说科场失利，但凭借“公车上书”积累的超强人气，他还是在风气初开、求新求变心切的晚清知识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人们在谈到康有为的时候，一定会同时谈到他的学生梁启超。科举考试结束后，他没有急着离开京城，回广东老家，而是选择留下来，和老师康有为一起，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号召，在京城官员和士大夫中奔走呼号。为提倡新学，开通风气，他们多方联络，广交朋友，发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了维新派在国内的第一张报纸《万国公报》，数月后又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每期作一篇短文，刊载于该报首页，表现得异常活跃。
严格说来，《中外纪闻》还不是一份正规的报纸。鉴于当时的条件，康梁还做不到独立出版印刷，而只能委托印卖《京报》的报房以楷体木版活字代为排印，并请报贩子随《京报》或“宫门钞”免费分送给北京的官绅。当年北京的高门大宅、翰林学府，凡有读书人的地方，很少没有这份报纸的，最多的时候一期竟也能发到三千份左右。
康有为是主张自上而下变法的，在他看来，变法一定要从京城开始，从王公大臣开始。因为，京城是政治权力中心，而王公大臣正是操纵这种权力的人。所以，要想变法维新，首先要影响、说服这些人。康有为的这一招还是很灵的，《中外纪闻》隔日出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出版了几十期，分发了几十期，影响到朝中不少官员和士大夫，使其见识和议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并逐渐对实行新法的好处有了一些了解，对变法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当然，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守旧派的恶意诋毁和强烈反对，伴随着报纸的广泛发送和传播，没过多久，“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梁启超年谱长编》，41页）。尽管如此，此时的梁启超，却通过这份报纸，向整个官场和知识界展现了他的过人才华，在康有为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人境庐主黄公度
黄遵宪大约就在此时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记载：当年，北京率先开办了强学会，随后，上海强学会也跟着成立。不久，京城的强学会被朝廷查封并禁止其一切活动，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被迫关闭。这时，黄遵宪很希望维新事业能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因此，他建议用强学会留下的余款，开设一家报馆，并请梁启超来上海主持笔政。北京强学会被查禁后，《中外纪闻》也被迫停刊，后虽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强学会被改名为官书局，隶属于总理衙门，专门负责译书译报，但却把梁启超完全排除在外，他的生活用品和书籍也在查封强学会时被没收，而只能“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这时，恰逢黄遵宪写信招他到上海办报，他自然欣喜异常，立刻动身，去上海见黄遵宪。（同上，41～44页）
梁启超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是在丙辰年（1896年）三月。他在《三十自述》里写道：“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黄遵宪）。”这一年，梁启超二十四岁，黄遵宪四十九岁，他们因共同的理想和主张结为好友，而且终生不渝，其交往和友谊长达十年之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十八日，黄遵宪在去世前一周还致信梁启超，讨论维新、宪政的前途和方针、策略，陈述他的见解和主张。梁启超其后作《嘉应黄先生墓志铭》，回忆他和黄遵宪的交往，依然是一往情深，他说：“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历，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前卒之一岁，诒书启超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6页；《人境庐诗草笺注》，1164～1165页）
黄遵宪，字公度，别署人境庐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等，为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终年五十八岁。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改革，是晚清诗界革命第一人，他的《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便是晚清诗界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在临终前写给幼弟黄遵楷的信中说：“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人境庐诗草笺注》，1255页）
《日本国志》值千金
同时，黄遵宪也是晚清较早走向世界，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的《日本国志》，作为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 ‘明治维新 ’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部 ‘明治维新史 ’”（《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363页）。它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光绪皇帝甚至把它当作指导变法的教科书。黄遵宪在二十九岁那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年就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为使馆参赞。三十五岁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三十八岁解任回国。他在家乡生活了五年，这期间，他先后谢绝了张荫桓、张之洞的出仕邀请，闭门撰写《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五月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他抄录了四份，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鸿章，一送张之洞，一份自己保存。但直到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之前，他才将书稿交付广州富文斋出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再度出仕，担任驻英参赞，第二年又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四年之后，即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清朝军队屡战屡败，这时，张之洞自湖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以筹备防务需要人才为理由，奏请朝廷调黄遵宪回国。
黄遵宪回到国内已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年初。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日本国志》拖到此时才得以问世。有人带着这部书去见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此书如果早些问世，可以节省二万万两白银。这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国内，其中有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条款。《日本国志》一书可抵二万万两白银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无非是说，当权者如果早一些、多一些对日本的了解，这场中日之战也许便打不起来，起来也未必就失败，失败了也未必败得这样惨，战后交涉也不至于这样丧权辱国。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也只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厢情愿罢了。
不过，老大天朝竟败于东洋小日本的事实，倒是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大家终于从昏睡中醒来了。康有为、梁启超是先知先觉者，他们在同胞中是醒得比较早的，因此，他们到处大声疾呼，希望能唤醒更多的人。那一年恰逢会试之年，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数以万计，他们对于中国的失败无不感到义愤填膺。康梁倡议发起“公车上书”，联合十八省举人，集会于北京松筠庵，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三大主张。随后，强学会于当年十月在北京成立，内阁学士孙家鼐、工部主事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丁玄钧、张孝谦，以及袁世凯等一大批在朝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强学会的活动。八月，康有为南下，创办上海强学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到南京去见张之洞，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记载：“九月十五日入江宁。张之洞督两江，欲说之洞开强学会，张勇自任。”（《追忆康有为》，113页）为了表示对强学会的支持，张之洞慷慨捐资一千五百两。
一见如故，引为同调
大约就在此时，黄遵宪与康有为走到了一起，他们“纵谈天下事……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康有为诗文选》，100～101页），自然也会谈起康的高足梁启超。这时的黄遵宪，回国不久，由于不被重用，闲置一旁，颇有些郁郁寡欢。这里面有个说法，他是张之洞请来的，而且他的身份，绝不同于一般的幕僚，所以，不会不给他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传说他去拜见张之洞时，“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看上去颇为“自负而目中无权贵”，引起张之洞的不满。（同上，101页）张之洞毕竟是一方领袖，职务比他高，资历比他老，按照官场的规则，他应该表现出对领导的尊重甚至巴结，怎能在领导面前跷着二郎腿，摇头晃脑地侃侃而谈呢？所以，他只被委任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去办理五省堆积如山的教案。这个安排，对黄遵宪来说，也不能说没有人尽其才—这些教案在别人看来也许很复杂，但他处理起来却能举重若轻，驾轻就熟—但他还是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他觉得，自己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郁闷之中，他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新朋友，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心情亦为之大变。强学会被迫关闭后，他更以满腔热情，联络梁启超、汪康年、吴季清、邹殿书等人，共同创办《时务报》，并自捐一千元，作为开办基金。
黄遵宪与梁启超可谓一见如故，引为同调。光绪丙申（1896年）三月，他写信招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四月中旬便有六绝句《赠梁任父同年》。据钱仲联先生考证，黄遵宪与梁启超并非举人同年，这里所谓同年，或许是随着他的幼弟这样称呼而已。黄遵宪的幼弟黄遵楷恰与梁启超为举人同年：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佉庐左字力横驰，台阁官书帖括诗。守此毛锥三寸管，丝柔绵薄谅难支。
白马东来更达摩，青牛西去越流沙。君看浮海乘槎语，倘有同文到一家。
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又天可汗又天朝，四表光辉颂帝尧。今古方圆等颅趾，如何下首让天骄？
青者皇穹黑劫灰，上犹天坠下山颓。三千六百钓龟客，先看任公出手来。
这六首诗，要完全读懂或有难度，需要参考相关的注解，但诗人对梁启超的欣赏和期待，隐含在字里行间，是可以感觉到的。有一种说法，当初，在黄遵宪尚未结识梁启超的时候，曾有人向他推荐过章太炎。章太炎也是学问大家，有十分深厚的家学渊源。但黄遵宪喜欢明白晓畅的文章，而章太炎写文章却喜欢用古语和生僻的字。他读了章太炎托人送来的文章，认为不适合报纸宣传之用，便退了回去。章太炎因此一直都怨恨黄遵宪，常常在背后说一些难听的话。（正先：《黄遵宪》，见《人境庐诗草笺注》，1215页）
梁氏文体的魔力
但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文字却推崇有加，数年之后，他在国内见到朋友寄来的《新民丛报》，异常惊喜，马上写信给梁启超，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清议报》超过了《时务报》，而《新民丛报》更超过了《清议报》。他称赞梁启超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274页）
黄遵宪这里所说“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所指显然就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的时候。梁启超的文字在当时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子的最爱，也征服了一些有资历、有地位的人。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执晚清舆论界的牛耳，《时务报》为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那一代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兴趣了。”（《辛亥革命》，39页）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梁启超文字的魔力。即使像张之洞这样的高官硕儒，对梁启超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梁启超应邀到武昌拜见张之洞，此时的张之洞已然成为洋务派的领袖，手里掌握着一方的军事、经济大权，然而听到梁启超来访，竟破例打开总督衙门的中门相迎，还打算鸣炮致礼。当幕僚提醒他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他才作罢，但仍然打开暖阁，以厚礼接待。据说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宾来客往，好不热闹，张之洞竟丢下众多亲朋，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天，使得梁启超一时间竟把他当作了知己。
梁启超的文字为什么大受欢迎？原因其实也简单，就在于他能与时代同呼吸，他的文字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而他又敢想敢说，观点新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他的文风明白晓畅，自由奔放，不受约束，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说到当日所作言论的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年谱长编》，273～274页）
人们把梁启超的这种文体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其实是现代白话文的滥觞，在晚清和民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后来许多人的文章中，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比如毛泽东的文章，便有非常鲜明的梁启超体的痕迹。胡适曾对梁启超文字的魔力作过如下的概括和总结：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14页）
读书，还是救亡
就在梁启超风光的时候，在朋友们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关于他的前途的争论。起因是梁启超向马相伯兄弟学习拉丁文。马相伯，名建常，后改名良，相伯是他的字，江苏丹阳人氏；其弟建忠，字眉叔，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兄弟二人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租住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而马相伯与其弟眉叔先生就住在新马路口，相隔很近，所以经常在一起聚谈。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徐建寅、盛宣怀、严复、陈季同以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内热衷洋务的许多名人。马先生当时已五十六岁，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马先生以任兄（梁启超）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为由，建议他多读几年书，学好一门外语，不要急着出名，抛头露面。（《梁启超年谱长编》，56页）
恰在此时，钱塘知县吴小村（季清）也打算在杭州西湖找一个地方，买上几千元的书，把梁启超关在那里，再给他配备一个英文教员，一个德文教员，让他踏踏实实读几年书，然后再放他出来。这位吴小村和马相伯兄弟一样，都是梁启超的师长，他的儿子吴铁樵与梁启超、谭嗣同亲如兄弟，他们都把吴小村当作父亲一样对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期间，三人尚未离开北京时，每天都住在一起，可见关系是很亲密的。有这层关系在，对于吴小村的建议和安排，梁启超更不能一点都不动心。其实，他对于自己的读书问题，也有考虑。自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离开万木草堂，进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国事日非，他跟随康有为四处奔走，上书痛陈时局，开学会，主报政，一年多来，忙得不亦乐乎，读书的时间就很少了。而人在慷慨激昂之中，也很难静下心来。现在，师长们既有这样的打算，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讲到跟马建忠学拉丁文的快乐：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马建忠）自愿相授，每日两点钟，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恉也。（同上，57页）
他在那年给老师康有为的几封信里，常常也讲到入山数年的志愿。在他看来，学问不足，固然没有救国救世的资本，更难以担当救国救世的大责任。然而要舍弃这些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又很不甘心。他说：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同上，58页）
在当年的另一封信里，梁启超说得更加明确了：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乃可出世。而君勉（徐勤）诸人大笑之，谓天下将亡矣，汝方入山，人宁待汝邪？某时亦无以对。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且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即多此数年入山之时日，亦能作何事乎？今我以数年之功学成，学成以后，救无量世界。（《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2页）
此时的梁启超，受到夏曾佑、谭嗣同、吴铁樵等人的影响，读了几本佛学的书，正热衷于谈论佛学，所以他说，他的职责是传教救人，而不是从政。不过，他这里所谓传教，并非佛教，而是康有为提倡的“孔教”。这时他还是相信孔教不仅可以救国，而且可以救地球、救人类的。后来他所主张的开发民智和新民的理想，也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只是所用的思想资源已非孔教，而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新文化。他在写给万木草堂同学何擎一的信里也曾提到：数月以来，益困人事，日罕得片刻暇，无所以诲吾弟者，然相念之怀，靡时忘之。弟之立身矢志，矫然有以异于寻常，他日当求大成，以任天下事。兄顷厌苦此间尘扰，决意与（韩）树园先生、孺博（麦孟华）及舍弟同遯于西湖，誓学成西文乃始出世，欲著之书，并思以一二年内成之。既遁之后，舒暇自在。……数日人事极忙（公度新从都来故益忙），弟有所陈，仍以书来。（《梁启超年谱长编》，74页）
在梁启超的朋友中，也有对他入西湖读书表示赞成的。谭嗣同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这样写道：筱（小）村先生邀卓如（梁启超）往西湖读书，此事嗣同极以为然，何也？嗣同常虑卓如揽事太多，又兼两馆主笔，内外夹攻，实于身命有碍，能往西湖清养，可保不致如铁樵之超然竟去。即仍兼主笔，亦自无妨，然而却止宜小住数月，或归而再往，不宜久住，因恐自为太多，而为人太少也。（同上）
梁启超这个时候确实如谭嗣同所忧虑的，揽事太多了，不仅兼任《时务报》和《知新报》的主笔，还主编了《西政丛书》，出版三十二种，都是当时讨论西洋政事的重要书籍。他还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又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并与朋友倡议开设女学堂，每天难得有片刻闲暇。在刚刚经历了吴铁樵去世的谭嗣同看来，梁启超如果能入西湖读书，哪怕只有几个月，也会对他的身体有好处。不过，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对读书人来说，毕竟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而不为他人打算；独善其身固然很好，但更要有兼济天下的社会历史情怀。
入主时务学堂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恰如梁启超的同学们所说，天下就要亡了，国家就要亡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哪里容得下你“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到山里、湖边去读书？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不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如此，1937年亦如此，百余年来，有抱负、有理想、有责任感的读书人，没有谁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
黄遵宪就以国势危急为理由，主张让梁启超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反对他闭门读书。那一年的五月，黄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六月离开北京，赴湖南上任，其间又有署理湖南按察使的任命。他经上海、武汉、岳州，于七月抵达长沙，这时的湖南，巡抚为陈宝箴，学政为江标，后由徐仁铸接任，都是开明的新派人物，变法维新的中坚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一场有声有色的改革运动正在湖南全省上下展开。康有为就曾指出，“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康有为诗文选》，101页），甚至可以看作是戊戌变法的前奏。梁启超也认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0页）他在《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同上，129页）所以，黄遵宪的到来，等于给湖南的新政改革添了一把火。
在湖南众多维新人士中，黄遵宪是唯一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他出使东西洋各国任外交官多年，康有为说他：“及参日使何公子峨（何如璋）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康有为诗文选》，100页）康有为说得并不过分，当时湖南维新人士在阅历、学识、办事能力方面，鲜有能超过黄遵宪的。所以，他来到湖南不久，就被认为是“陈右铭中丞（陈宝箴）之灵魂”（转引自《黄遵宪传》，372页）。陈宝箴把修铁路、开矿山、办交通这样的新政，都交给他署理。他还参与了时务学堂的创办，并建议邀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虽然主张梁启超闭门读书的马氏兄弟和吴小村先生均表示反对，认为“黄公度（遵宪）先生为贼夫人之子”，是害了梁启超，但湖南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欢迎，即便是当时担任湖南岳麓书院山长的著名保守派人士王先谦也没有反对。据新加坡学者王仲厚在《黄公度诗草外遗著轶闻》中讲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岁，湖南巡抚陈宝箴中丞、按察使司黄遵宪廉访、提督学政徐仁铸编修，会同在籍庶常熊希龄、编修汪诒书、观察王铭忠诸绅，奏请开办湖南时务学堂，延聘梁启超、皮锡瑞为正副总教习，其他教习如谭嗣同、唐才常诸人，亦皆当时维新志士。……此举乃发动于廉访黄公度氏一人，所有办学章程、授课科目，亦均由其参酌东西各国教育制度，一手订定……科目能并重乎中西，章程更适宜于新旧，且于学堂内附设南学会，公开讲学；又办《湘报》与《湘学报》，倡言改革，高瞻远瞩，规划周详，不数月而湘中风气丕变，骎骎乎驾凌京、津、沪、汉之上，而煌煌谕旨，且令各省督抚，效法仿行，谓非清末维新史上之可大书特书者乎！（转引自《人境庐诗草笺注》，1223～1224页）
梁启超于丁酉年（1897年）十月抵达长沙，第二年初春，便因病离开了湖南，返回上海就医。他这一次病得很厉害，三月入京时，尚未痊愈，康有为特意安排其弟康广仁随行。这样看来，梁启超在湖南的时间，大约只有三个多月。关于梁启超离沪入湘的具体日期，他在离沪前写给陈三立、熊希龄的信中说：“顷定以初七日偕行，约十五前后必抵湘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6页）而谭嗣同十月十九日致汪康年的信中，还提到他从邹沅帆手中买的地图股份，请梁启超帮他带过来。不过，据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二十二日记载：“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张之洞）属毁之。予谓梁君习《公羊春秋》，于为尊者讳之义，尚未熟耳。”（同上）
梁启超初到长沙，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接待，熊希龄在《上陈右铭中丞书》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卓如（梁启超）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王先谦）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晋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同上，87页）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氏，曾任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后来向张之洞告发时务学堂，称之为“革命造反之巢窟”，是乡绅中反对维新变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最初在不了解梁启超讲些什么的时候，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的，也不全是看陈宝箴的面子。
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其教育方针是在上海时就与同志们讨论制订好的。据说康有为还特意从广西赶到上海，参加了讨论。梁启超初到长沙，已经将他们制订的学规课程“送交各官、各绅，互相传观，群以为可行”（同上）。但在课堂上，面对青年学子，他们“遂不无急进之语”（同上，88页）。梁启超多次讲到当年教学的情形：“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清代学术概论》，85页）他在另外的场合也曾讲过：“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 ‘烟士披里纯 ’（英语 inspiration，即灵感）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记得初开学那几个月，外面对于我们那个学堂都很恭维，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 ‘怪论 ’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梁启超年谱长编》，84页）
湖南新政
梁启超在湖南三月有余，时近百天，几乎就是后来“百日维新”在地方的演练。正先所撰《黄公度》就曾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公度（黄遵宪）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效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梁启超）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一百日间，竟为光绪下变法特旨三四百道。及光绪觉悟康有为之不足恃，以驻日本钦差大臣之职予公度，而不予有为，三诏严催公度攒程赴京，以图挽救，而时机已失，京变作矣。
他甚至还说：
光绪早有重用公度之意，陈宝箴、公度等在湘推行新政，已有成效，梁任公、谭嗣同等由湘入京活动，以待公度之来。光绪已以谭嗣同、杨锐、刘光弟等为章京，军机大臣之职，则拟以公度任之，俾得总领中枢，实施新政。复虑公度官职不高，不足以当军机大臣之任，特简公度出使日本，所以提高其资格，兼使在外作外交上之联络。预计公度留日本半载，所办之事已有头绪，即调之返京也。（《人境庐诗草笺注》，1233页）
这里所说，或是当时的一种情形。实际上，梁启超也对湖南，对陈宝箴、黄遵宪寄予厚望。他在《上陈宝箴书》中盛赞：“今以明公（指陈宝箴）莅湘以来，吏治肃清，百废具举，维新之政，次第举行，已为并时封疆之所无矣。”他很清楚：“我公明德耆硕，为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泽在湘，妇孺知感。有所兴举，如慈母行令于其爱子。公度、研甫（徐仁铸）皆一时人才之选，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而特聚人才于一城，以备公之用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2～13页）所以，他在湖南除了教学于时务学堂，批改学生作业之外，还希望对湖南的维新事业有更大的贡献。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参与了南学会、《湘报》、《湘学报》的创建工作，甚至对湘粤铁路公司的建设，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湖南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想办之事很多，能办之事和所办之事其实很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二月，梁启超两次上书陈宝箴，提出了他的具体设想和建议。他认为，有三件事是当下必须办的，“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7页）兴办学会在他看来也很重要，他说：“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为什么说是“命脉”呢？他解释道：“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学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所以名为南学也。当时所办各事，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时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同上，137～138页）他这时的考虑，既有现实政治的考量，又有长远的对国家政体和国体的设计。他甚至建议陈宝箴：“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上陈宝箴书》，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2页）
陈宝箴没有采纳梁启超的建议，对他来说，梁启超的建议太超前了，接受起来会有困难。但梁启超却要离开湖南了。他不得不走的原因至少有三条：其一，顽固势力的逼迫，王先谦上书吏部，诋毁他的教学是“离经叛道，惑世诬民”，要求治他犯上作乱的罪；其二，康有为希望他来北京，继德国人强占胶州湾之后，俄国要占旅顺和大连，英国、法国、意大利也提出了领土要求，康有为要开保国会，不能没有梁启超的鞍前马后；其三，他确实病得不轻，只能先回上海治病。病未痊愈，康有为派来接他入京的康幼博已经到了上海。于是，他再次告别妻子幼女，在康幼博的悉心照顾下，前往北京。数月之后，黄遵宪也离开湖南，前往上海。临行前，陈宝箴送他上船，望着将要离去的人中知己，他洒泪满袖，挥挥手说：“怕是相见无时了。”
黄遵宪在湖南也受到了顽固势力的围攻。首先发难的是著名顽固分子梁鼎芬，他发电报威胁黄遵宪：“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我能知隐情，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他还写信给湖南顽固派头子王先谦，请他协同打击康党：“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法，恰有阴狡坚悍之黄遵宪、轻谬邪恶之徐仁铸，聚于一方，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吾师主持湘学……多士攸赖……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人境庐诗草笺注》，1230页）不久，又有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宜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张砥中等，上书山长王先谦，谓湘省“民气素朴”，本为一“安静世界”，不料自黄遵宪来后，“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仁铸来后，“而多推崇康学之人”；自熊希龄邀请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后，梁“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于是湘省民心“顿为一变”。请求王先谦致函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据说，王先谦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马上联络当地的士绅，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巡抚衙门递交了所谓“湘绅公呈”，发泄心中的不满；随后，他又纠集一些人联名函告京中同乡为官者，告陈宝箴的黑状，说他扰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怕将来会有不轨的事情发生，不能不事先预防。湖南京官接到此函，马上请了徐树铭“据情揭参”，递交了弹劾陈宝箴的奏章。但光绪皇帝申斥了他们的行为，在此之前，已着湖南督抚陈宝箴将黄遵宪送部引见。皇上想见他，自然有好事。六月二十三日，黄遵宪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并连下三道诏书，要求张之洞、陈宝箴，无论黄遵宪到了哪里，都要催他尽快赶到北京。这时的黄遵宪其实是病了，他在写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的信中说：“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后来又转成了痢疾，光绪召他进京时，他已经到了上海，因久病无力行走，就迟滞在那里了。
直到戊戌政变发生，黄遵宪这段时间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度过的。这时他已因病乞求辞官回乡。八月二十一日，黄均隆上奏要将黄遵宪与谭嗣同辈一样严办，并有谣传他藏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但随着康梁逃亡海外，谣言不攻自破。又经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多方营救，日本驻北京公使林权助亲自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遂使得黄遵宪的性命得以保全。九月初一日，他自上海启程南归，开始了晚年乡居读书的生活。根据正先所撰《黄公度》记载，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使馆，曾给黄遵宪发过密电。当时黄遵宪还没有被控制，他接到电报后，立即通知康有为在上海的学生迅速离开上海，又联络英国领事馆，请他们以军舰接应滞留在吴淞口外的康有为，并帮助梁启超的父亲和妻子逃离上海，临行前还资助他们六百元钱。梁启超的妻子李端蕙民国后还常常和朋友提起这件事。（以上参考《人境庐诗草笺注》中《黄遵宪年谱》部分章节）
平生风谊兼师友
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蛰居粤东，闭门读书，以求再起。不久，李鸿章来到广东，曾邀黄遵宪出来做官，被他婉言拒绝了。这时，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先办《清议报》，以后又办起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俨然成为舆论界执牛耳的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天，黄遵宪从汕头洋务局的朋友及香港商人那里得到梁启超的消息，马上同他恢复了联系，并陆续收到梁启超寄来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久别的心情：风雨鸡鸣守一庐，两年未得故人书。鸿离渔网惊相避，无信凭谁寄与渠。（《人境庐诗草笺注》，845页）
这首诗很能表达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思念之情。在保存下来的黄遵宪致梁启超的九封书信中，有七封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可见在云水隔绝三年后，他们急切交流的心情。
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经历着一场海啸般的激荡，变法失败，六君子赴死，他和老师康有为逃亡海外，还有一大批朋友、师长，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涌动在他周边的血，窒息着他，使他艰于呼吸；也强烈地刺激着他，使他日趋激烈，热血贲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积极配合唐才常，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自立军的武装勤王运动，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准备亲赴前线。他的言论也渐趋激进，具有破坏性，甚至希望能实现与革命派的联合，推翻满清，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来自师门的痛责与非难，在革命与保皇之间的纠结，勤王运动的失败，几十个青年俊杰的流血牺牲，又使梁启超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对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在思想和行为的诸多方面，他们都很难再保持一致；但在感情上，他还不能和老师完全决裂，还要维护传统的师道尊严，对老师一再让步和妥协，这使他万分痛苦。所以，与黄遵宪恢复联系，重新读到他的来信，对于茫然困惑中的梁启超来说，恰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真是点点入心啊！
梁启超一直将黄遵宪尊为最亲近的朋友和老师，所谓“平生风谊兼师友”是也。他所敬重的，正是黄的识见高远，思想深沉，考虑周全，办事稳健。早在上海办《时务报》时，他们便引为同调，结为知己。后来在湖南，他们更是携手并肩，共为进退。梁启超一生中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康有为，其次就是黄遵宪。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并为之撰写“后序”。他在“后序”中谈到，读了黄的《日本国志》，“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又“责备”黄曰，因为他的谦虚，使得此书出版竟晚了十年，并造成了“中国之所以弱”；他最后称赞此书：“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50页）
从保教骁将到保教大敌
黄遵宪在思想上深刻影响梁启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弃尊孔保教，提倡思想自由。尊孔保教的主张一直是康有为所坚持的。他作《新学伪经考》是要解放思想，重估价值，冲决两千年来的思想一统；他的《孔子改制考》则是政治改革的宣言书，由此发展出变法维新的全套主张。但康氏的改革和思想解放又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为要尊孔子为教主；更有甚者，竟视自己为孔子在当代的化身。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罗织他的罪名，其中有一条说他自号“长素”，就是羡慕孔子，要做“素王”。其实，他的目的还是要为国家找到一条可以自强的生路。梁启超曾为此特别说明，康有为的“尊孔保教”，主要在于“误认欧洲之尊景教（基督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 ‘神秘性 ’矣”（《清代学术概论》，79页）。但他也坦率地承认：“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 ‘伪经 ’，亦不甚谈 ‘改制 ’。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同上，86页）他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就是一篇在政治上与老师分道扬镳的文章。
黄遵宪一直深喜梁启超而不喜康有为，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接受后者的尊孔保教。不过，戊戌年（1898年）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是紧跟康有为的，宣传鼓吹一直都很卖力。他曾作《复友人论保教书》一文，危言耸听地警告世人，如果不实行“尊孔保教”的话，那么，中国就可能陷入亡国灭种的灾难之中；在他看来，反对“尊孔保教”的人，都是没有看到这种危险。所以，他建议成立“保教公会”，以此来推广“尊孔保教”的理念。黄遵宪对此颇不以为然，在湖南时，他就曾以“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劝过梁启超，他对梁说：“南海（康有为）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黄遵宪集》，486页）可是，梁启超当时还不大能听进这种意见，严复也是反对“保教”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过同样的话：“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而且，他还说：“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梁启超在复信中则一再为自己辩白和开脱。但同时，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又承认，“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
不能说黄遵宪与严复的规劝没有发生作用，事实上，梁启超的态度在这几年中还是慢慢发生了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章分八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
第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
第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
这八个方面，核心在于第五个方面，他说：“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也就是说，在这个国民思想日新月异的时代，再把“保教尊孔”拿出来招摇，是不合时宜的，是逆潮流而动，只能束缚国民思想，不能有助于国民思想的解放。他说：“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之能御。”（《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55页）他历数中国思想界两千年来保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将一个思想何其自由的孔子，变成了一个狭隘的、僵化的、专制的孔子。从董仲舒到纪晓岚，都以为自己在保教，但由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其结果就像“群猨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保教是思想自由的大敌，也是中国思想进步的大敌。大敌当前，他没有选择固守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己见，而是选择了真理。他说：“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为什么？他这样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同上，55～59页）
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报以热烈欢迎，他在读了文章以后写信给梁启超，表达自己的心情：“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黄遵宪集》，488页）他也用很长的篇幅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两人的思想见解，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从革命排满到君主立宪
但梁启超毕竟还很年轻，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事实上也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78页）此后，他的言论日趋激进，不仅提倡“革命破坏”之说和“冒险进取”精神，甚至主张推翻满清政权，实行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对于梁启超的激烈言辞，黄遵宪也很不赞成，但他并不直接提出批评，而是委婉地用亲身经历来启发他，规劝他。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
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最后他说：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不知公之意以为然否？（《黄遵宪集》，491页）
黄遵宪这一番谆谆教诲，没能让梁启超的思想马上刹车，我们看他这个时期的言论，仍然以“革命”、“排满”为主调。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的言论，使梁启超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梁启超的文字带给他们的激动。然而当时，梁启超却承受着来自黄遵宪、康有为等师长的巨大压力。黄遵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十一月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专门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的政体等问题。在这封信里，他反复说明其道理，并动之以真情，就是要劝梁启超回头。他明确表示：公（梁启超）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
他告诫梁启超：
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他担心：
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
他特别希望梁启超能用好手中这支笔，“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他认为，若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没有谁能胜过梁启超，所以，“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同上，504～513页）
让黄遵宪感到欣慰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归来后，竟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共和的主张，转向君主立宪。黄遵宪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大发感慨：“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同上，514页）我们也还记得，黄遵宪放弃卢梭的学说，转向“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正是在美国那三年结下的果实。此时，梁启超完全接受了黄遵宪的思想和主张。即使在不久之后所爆发的《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革命与君主立宪的论战中，梁启超的立论，也基本上是在发挥黄遵宪的思想。可惜，此时的黄遵宪身患重病，已不能治。甲辰（1904年）冬，病中的黄遵宪做了个梦，醒来后他作诗三首寄给梁启超，记述了梦中的情境以及对往事的追思。他在最后写道：“我惭嘉富洱（加布尔），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人境庐诗草笺注》，1078页）此二人，一个嘉富洱，一个玛志尼，此时此刻，也只能隔海遥望，梦里相思，让人唏嘘不已。
几个月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黄遵宪死于肺病。梁启超二十八日得到黄遵宪去世的消息，悲痛异常，当即在《饮冰室诗话》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51页）
他继续写道：
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1902年）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国学，或箴时局，一皆经世大业，不朽盛事。鄙人屡请布之，先生以未编定，不之许也。呜呼！先生所以贻中国者，乃仅此区区而已耶？天道无知，夫复何言！先生平生所为诗不下数千首，其赠余诗仅二。畴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饮冰室诗话》，105～106页）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黄遵宪不仅由衷地敬重和钦佩，而且感情深厚，这种感情就源于他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
所以，黄遵宪在弥留之际还致信梁启超，与他讨论“吾党方针，将来大局”，颇有些交代政治遗嘱的意味。他说：“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黄遵宪集》，517页）他这时已经看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与梁启超谈起对待生死的态度：“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同上，518页）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但是，人不能不对虚度此生负有责任，一息尚存，就要尽应尽的义务。
虽然黄遵宪病患已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梁启超的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从随信寄来的照片中，他看到杂坐于熊希龄与杨度之间的梁启超，“意兴萧索”，“神采乃不如人，面庞亦似差瘦也”，深为他感到担忧，特意在复信中劝慰他：“公二年来所谋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于时未可。吾以为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接下来又说：“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来磨折，苟深识老谋，精心毅力随而增长，未始非福。（七年来所经患难不足以挫公，盖祸患发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胜之。惟年来期望不遂，则真恐损公豪气，耗公精心矣。）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同上）在这里，他勉励梁启超，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沮丧，要在生活中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品格，增加自己的阅历，相信未来一定有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
黄遵宪最后高吟着他的诗句，向梁启超挥手作别，其诗曰：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人境庐诗草笺注》，865页）
一代思想大师与之渐行渐远，而梁启超则独行在风雨飘摇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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