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章(1825—1880),字仙侪,号继泉,又号季荃,别号浮槎山人。是李家老哥儿们六个中的老三,也是个会打仗的主,在打太平天国的几年中也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还挨了枪子儿负过伤。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以文带武,战略加战术,高屋建瓴,是个帅才;而李鹤章是以武尚武,就短了一口气,缺乏点后劲,只是个受人指挥的将领。但他也有不小的军功,原本也可以升官发财的,可是后来阴差阳错地“背”了运——二哥怕清廷忌讳,功高震主,不敢多为他请功;清廷在大获全胜之后洋洋得意,说过的话不算数,也把他老兄给忘了,评功行赏的时候,只给了他一个甘肃粮道(管粮食的官员)权作打发,弄得他兴味索然,一气之下竟回了老家,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个乡间的大财主。
按说李鹤章从军的资格并不比李鸿章轻,只是不会读书,没有功名,不被人很看重而已。他十五岁就到京城老爸那儿用功去了,可是科场不顺,“屡战屡败”,考到最后还是个秀才,只好作罢回老家,还是面向现实,干点实用的活儿。 适逢太平天国兴起,天下大乱,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卷入了战争,他那在京城里中了翰林的二哥也要回乡打仗了,他就在家乡揭竿响应,数月之间就拉起了数百人的团练乡勇。
团练队伍不是清廷的正规军,是没有军饷拿的,而是要靠民间出钱养活的。几百人的队伍“要钱要粮要子弹”,想必他为此也破费了不少。第二年安徽形势更加恶化,李氏兄弟的父亲也被“下放”回乡办团练了,李鹤章已经是个民团的小头头了,毅然率队来到老爸的麾下。 那几年的安徽,正是太平军、捻军和清军来回打拉锯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一会儿太平军打下了庐州,一会儿官军又收复了,一会儿又被太平军夺去了。巢湖等地也是,一会儿被太平军占领了,一会儿又丢了,一会儿又夺回去了……兵马蹂躏,民不聊生。
在这期间,李鹤章跟着父兄打了不少恶仗。当时合肥有个叫夏金堂的屠夫,杀牛聚众,有了千把人的势力,暗中跟太平军的陆遐龄往来,约期起事。李鹤章探知了此事,抢在他们起事的前头,率百余练勇突然包围了村子,先把夏某父子干掉了,遣散了他的部众,为官军消除了一个隐患。后来打巢县、打无为、打东关,他都能身先士卒,率部立功。所以当时的安徽巡抚周天爵为之请功,赏给六品顶戴。打下无为后又赏加五品衔,以州同选用(作为州一级干部的候选干部)。 1858年秋,太平军再次攻入庐州城,李家的老宅被烧掉了,田地都荒了,团练也被打垮了,李家兄弟只好护送老娘往江西逃命,因为大哥李瀚章正在曾国藩的幕中做事,那里尚不失为一个安全地带。
李家其他几个兄弟就在这时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是有名的“刺头”,遇事爱坚持己见,总爱跟人和老师争长计短;而李鹤章不同,比较随和,虽也在曾府做事,讲起话来令老师要舒服得多。打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因与曾老师闹别扭跑了,没参加,而李鹤章则是参加了的,虽没有大功,但也受到了嘉奖,赏戴花翎,以知县留湖北补用。 不久李鸿章回到了曾幕,奉命编练淮军前往上海,李鹤章充当了二哥的帮手,在肥东招兵买马。临到发兵的时候,二哥李鸿章是率兵乘英国轮船到上海的,而李鹤章真是苦命,则是带着有五百匹马的马队,以及后续部队,迂回绕远到淮扬里下河,从海门过江,再避开太平军绕道浙江,历经千辛万苦才到了上海。李鸿章命他为“督办前敌防剿事宜”的督办,负责协调统率淮军的前锋部队,在上海与太平军最初的的几个胜仗中,如青浦、北新泾、黄渡之战,解四江口之围,都有李鹤章的功劳,到沪不久,清廷特诏加四品衔,以知州用,品阶又升高一级。
1863年元月,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龙诈降,列队欢迎淮军入城。李鹤章信以为真,骑马来到城下,这时伏兵大作,李鹤章左腿被击中,血染衣裤。他裹伤整军再战,七天后与程学启部会师,终于拿下了太仓。 在李鸿章最大的“马上封侯”事业——攻取苏州的战役中,李鹤章也是参加了的。当时城内主要用了杀“八降王”的手段,而城外则打得异常惨烈。 李鹤章大概就是命苦,洗劫苏州城,火光七日不息的好处他没捞到;“左手抓一个妇女,右臂夹一个姑娘”的艳福更没享到,而星夜驰马,刀光血影,屁股上挨子弹的份儿他都享到了。当初程学启是从昆山正面攻苏州,而李鹤章则受命攻江阴以取无锡,来断苏州右臂。太平军十余万兵马正集结在江阴、无锡界上,从顾山以西,纵横数十里,“吹角连营”。李鹤章兵分三路进军,亲自率马队和群字营、忠字营上阵,屡挫太平军之锋,又夜半烧其营垒,焚毁其炮船,俘斩万余。经过数月激战,终于打下了无锡城。
战后清廷评功行赏,给李鹤章再升一级的奖励:“以道员记名遇缺简放”。道员相当于一般行政市市长的级别,但这只是一个资格,还不是实授,还要等到“遇缺”的时候,也就是什么时候在位之人死了、走了或另有他任,才有可能让你去填空。但是清廷对他还另有话说,在嘉奖令中说他“能与其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正为该员系李鸿章之弟,以示该抚功不自私,俾得推劳将士,鼓舞众心。李鹤章当益自勉力,指日常郡、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刘铭传、郭松林等同膺懋赏”(《清史稿·忠义传》)。这些话,李鹤章都记住了。 后来打常州,李鹤章冒雪领兵强攻,破太平军城东营垒。又参与围城打援,“躬冒矢石,奋勇争先”,建立了功勋,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 到了打金陵(南京)时,李鹤章可以立大功的时候,李鸿章却按兵不动了。
因为苏南一带基本已经“粤氛肃清”,南京这一最后的堡垒已成瓮中之鳖,打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但这是曾国荃两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果,老李怎么可以在此唾手可得的时候,去抢人家两年经营之功呢?所以尽管清廷一再下令催其火速前往,他总是一会儿有这事,一会儿有那事,顾左右而言他。曾国荃那头当然十分紧张,生怕马上要到手的桃子被人摘走了。只有曾国藩十分清楚,“江宁破在旦夕”,“功在垂成”,李鸿章屯兵不进,这是李鸿章在让功啊!可是他这一摆高姿态,李鹤章可就苦了,这下无出头之日了。 金陵一役打得相当惨烈,是用挖地道的办法,挖到城墙根底下,请了一个专门搞火药的行家,放进去四万斤炸药,把城墙炸飞后,才攻入的。
湘军曾挖过几十条地道,弄不好就被发现了,太平军不是往里边灌水、烟熏,就是借此地道反守为攻。被发现一条就只好废弃一条。那个炸飞城墙,起了关键作用的地道原本也是被太平军发现过的,是个废弃的旧坑道,太平军对其没再注意,他们没想到正是这条旧坑道最后把他们送上了天! 战后评功行赏,人家都升官发财、加官加禄,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加太子少保;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刘铭传也升任总兵……而他李鹤章呢?只有曾国藩转赠他一块御赐奖武金牌,清廷那头早就把他给忘了,只象征性地给了个甘肃甘凉兵备道打发打发。那是个边远地区，谁都不想去的苦地方,而且,还是个道员。原先在打完无锡的时候他不就已经是道员了吗?怎么还是个道员?凭什么是这样?肯定是二哥李鸿章捣的鬼,他为了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亲弟弟的前途!
其实清廷那边也有清廷的说法,原先以为你李鹤章也会去配合攻打南京的,所以先给个空心汤团鼓励鼓励,谁知你后来并没有真的参战,那就不能再行赏了。然而李鹤章想不通,无论怎么说,原先你朝廷是说过要与刘铭传等一并受奖的!那个廉价的甘凉道我也不要,宁肯回老家! 曾国藩这个老领导为人还是不错的,看出了李鹤章的尴尬处境后,极力拉着他一起做事。在接下来的剿灭捻军的战争中,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他向清廷奏报,李鹤章旧伤未愈,请求将甘凉道开缺,而留营总理湘淮军水路全军营务,这实际上还是个名高而实空的职务。李鸿章也感到对这个弟弟有些不够味儿,在他表示不愿去甘肃的时候,曾设法为其在南方福建一带谋个官做,但李鹤章也不去。
后来还是半推半就地跟着曾国藩北上了。 据说李鹤章的夫人是个性格刚烈的奇女子,在打常熟城时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时看到清廷蒙人,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本已一肚子气,再看李鸿章这个当哥哥的自己高官厚禄到手,却在那里假惺惺地“捣浆糊”,好像李鹤章是个多余的人,被你们安排过来安排过去的,好像需要你们恩赐一口饭似的,火气比丈夫还大,更加起劲地拉丈夫后腿,坚决不干了,宁肯回老家种地,就不相信不靠你们就得饿死!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李鹤章的官运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他好歹很不情愿地跟着曾国藩走到了清江浦,最后还是下决心回老家了。 其实李鹤章回老家对他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他后来置房子置地,又兼营盐业、茶叶和当铺,果真大发其财。那时战争已过去,国家正需要发展经济,他们老李家是清廷的功臣,做点买卖还能不开绿灯吗?他在原肥东温家大村造起了李家楼,又在合肥城里造五进豪宅(就是现在淮河路上作为李府陈列馆的那处大宅院),安徽四乡八县都有他的仓房和典当。原温家大村的李家楼,据说共有四百多间房间,一半是他的,另一半归李鸿章,所谓的宰相府,就是指此。不过李鸿章本人到底住过没住过,还是个问题。此房周围的田产和房产均作为义庄和公产,永不典卖,合肥曾有《李家楼田宅禀县立案告示》档案,详载其事。
可是后来在抗战中李家人逃难,房子被日寇抢占,抗战胜利后又被村民们拆毁了。 李鹤章发财后在家乡干了不少好事,如建义仓、义学,重建文庙、武庙、文昌、城隍、火神诸祠,又主持修府学、考棚、书院,还重修了《庐州府志》。大哥二哥责其领修《合肥李氏宗谱》,他二话没说,独立出资并规划,越二年完成。1879年山西大旱,曾国荃告贷诸行省,李鹤章立马捐献巨款助赈,曾国荃很感激,为其奏请赏加二品衔。后来曾与李还结为儿女亲家,即曾国藩的孙女(即曾纪泽的长女)嫁给了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可惜曾家小姐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
李经馥有个侧室陈氏,生下一个孙子李国芝(李瑞九)。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天下太平了,不用打仗了,可以尽情享用老太爷创下的基业和赚来的钞票了。 事实证明,事情总有正反两面,发财是好事,但钞票太多了对后人来说未必全是好事。他的这一支总体来说,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挣钱的不多,花钱的不少。他的三个儿子中,只有老二李经羲有出息,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民国后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其他老大和老三,都是远近有名的花花公子,享福的料。 合肥肥东文化馆的研究员丁德照先生的《李鸿章家族》一书,说到李鹤章的大儿子李天钺(经楞)时说:“天钺平素不务正业,慵懒奢纵赌荡,寻花问柳,乡民深恶之。天钺侍从在肥讨债殴死人命,官民不敢言。合肥知县孙葆田检验尸伤,百姓怕县令威于豪强,检验不实,观者数万人。葆田令仵作(官署里检验死伤的人员)认真验尸,得致命状,谳遂定。”可见是桩不小的人命案子,已激起民愤,也激起了县官的义愤。
当时正是李家的权势最炙手可热的时候,李鹤章或许已去世,而李鸿章还在世,闻知其亲侄子在老家胡作非为,不知作何感想? 丁文中讲到李鹤章的小儿子李经馥时也没有好气,说:“经馥生而秀颖,其父管教较严,后因身病体羸弱稍松弛,其母周氏尤怜爱。经馥幼时习学书史不忘,数百言操纸笔一挥而就。经馥少年放荡不学,幼时还在乡里出语烂漫。其父死后,经馥更无进取之心。岳父曾纪泽出使欧洲,累书相招才行。路经英国,翁婿游览伦敦,一日思归,竟径去不顾。”可知是独往独来的性格,连老丈人的面子都不顾,只知坐吃老太爷的家业。他死的时候，儿子李国芝才五岁。李国芝民国后来到上海,大概是奔着他二叔来的。 那时他家还是很有实力的,在安徽开有森林公司,在上海开有银行,还投资房地产,家里在江苏路上有花园洋房,进口汽车有好几部。上行下效,李国芝也是个大少爷,一辈子会花钱会唱戏而不会经营,花的都是他爷爷的钱。家业最后就只能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不过他还是干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上海开办了一个李树德堂电台,播放京剧演唱节目和故事节目,听众也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高兴时他自己还能吊上一阵嗓子,受到海派票友们的欢迎。他是海上著名的票友,是“久记”票房的骨干,为京剧不知花了多少钱。到了解放初,家底吃得差不多了,他最小的一个儿子李家庞就出来工作,穿上军装当兵去了。
至于李鹤章解甲归田后到底赚了多少钱,谁也无法详细统计,反正足足养活了四代人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从李鹤章1865年回老家起,直到解放前夕,整整富了八十多年。三个儿子中老二李经羲头脑最清楚,洋务传统代代相传,后代中李国松、李国筠、李家煌、李家炜、李家炯、李家煐、李家庞等均各自有成。再下一辈中更知发愤,还出了几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外交家、前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著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李道增，著名美籍华人、钢琴演奏家李道基,详情后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