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李家的中年人聊天,必须是慢节奏的,而且必须保持相当的耐心。因为李家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沉重得近乎残酷。他们往往锁眉咬唇,一脸无奈,反而要问你:“怎么说呢……”或是仰头看天,一脸茫然,似乎无法一下子从眼前回到过去。他们常常要费好大的劲,还是找不出最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和概括他们的思绪和生活……中国近代史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难以描述的时代。
这也难怪,因为若要讲李鸿章,教科书上的结论早就下定了,用不着也轮不着他们李家的后代来操心;若是讲半个世纪以前的岁月,那时他们还小,有的还未出生,只是从父辈那儿“承继”了些片断;若是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他们往往又不堪回首,不愿回首,甚至不敢再去触摸那些早已“止血”、“结盖”了的伤疤…… 有的李家人则很聪明,他会眼睛一亮,把这档子事一下子推给张爱玲———“你看过张爱玲的小说吧?她是我们李家的人,文忠公(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写过不少书,写那些破落贵族,里面很多人物的原型都是李家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没见过她,上一代见过,可是都不喜欢她……”
“张爱玲胆子大,讲了不少实话。有些内容别人不清楚,而李家的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谁。可是她光写那些不好的,而没有写好的,可能她接触的大都是些不好的,于是把李家的人得罪光了,连她的父亲和舅舅都大光其火。很多人从此不再理睬她,当然她也懒得再理李家人。事实上她连张家人也懒得理睬,后来越来越孤独……”李家锦先生的这番话,还算说得客气的。 但李家有的上了年纪的人不这样看,而是说:“张爱玲写的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乱讲!别听她的!”“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她可好,什么丑她写什么,还生怕人家不知道,哼!揭自己祖宗的家底,这算什么本事?!” 有的更是一脸不屑:“她家没落得早,后人没能东山再起。她很巴结世家子弟,可是人家一看她那身奇装异服,胃口都倒了。” 近年来,有位从香港回沪探亲的李家老人李家皓对笔者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专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而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却不写,这算什么?所以我们当年就不高兴睬她……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我看她最后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
在此之前,只听说围绕是不是汉奸文学的问题,人们在张爱玲成名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立场上费过一些笔墨,喜欢张爱玲小说的人总想回避这档事儿,甚至也回避连张爱玲后来也懒得提起的胡兰成。冷静的作家如傅雷、柯灵等人有过认真的分析。想不到李氏大宅门里围绕她笔下的小说内容,还有这么多发言人,还有这么多话要说,而且至今不绝!可惜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当初低估了这种反对意见的“历史性”和延续性,小看了她的家族文化的顽强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把李家事过于当成“自家事”了,反正汪伪时期进步的文化人几乎都退出了上海这块阵地,好像这块阵地是上苍专门为她留着的,她写什么都没关系。
既然现实的内容不好写,那就弄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当初她全然不听李家人的反对,现在当然她永远听不见了。 张爱玲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李经(菊耦）的孙女,祖父张佩纶,父亲张廷众,生母是当年的江南水师提督、湖南籍的名将黄翼升的孙女黄素莹。黄翼升是当初李鸿章打太平天国时代的哥儿们,在淮军初建、开赴上海时,黄翼升所统带的五千水师也归李鸿章节制,是他的副手,后来在打捻军的时候黄翼升又是他手下的重要配角,驻守运河一线,成功地拦截了东捻的向西突围,为他的剿捻立下不小的战功,因此获得了封爵的荣耀。
所以张家与黄家的这门亲事,完全符合封建大家族门当户对的标准,而且外祖父一辈人还是战场上的哥儿们,据说亲事是李菊耦生前就安排好了的。张爱玲的后母也是大家闺秀,是光绪帝师孙诒经的孙女孙用蕃,杭州人,其父孙宝琦,曾两度出任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在北洋政府时期很有名气。 到了张爱玲懂事的时候,家族的巅峰期早已过去,她常年生活在父亲的大烟和后母的阴影里,笔下自是少有欢笑。 翻开张爱玲的小说,自然,那里面呈现的的确是一片苍凉的暗黄色———暗黄的景物,暗黄的人物,整个生活和人的心灵都是暗黄色的,那是她所生活的20世纪40年代,早已日薄西山的昔日王谢的颓废生活的写照。按说,张爱玲写写小说,换一下人名,记下那段生活的片断和感受,为后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留下一组在特殊车道上行驶的“老爷车”的生活轨迹,也无可厚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反正没有指名道姓。
殊不知张家的“血脉”大概天生就有叛逆细胞,他们的祖父张佩纶就总爱跟人家对着干,一生不知弹劾了多少封疆大臣,除了李鸿章,什么人都敢骂。张爱玲揭露得已经不轻了,尽管改名换姓,而世人仍旧把她的《金锁记》等小说当成真人真事来看。谁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面上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可怜兮兮,像个受气包,虽有一对大眼睛,流露出些许文气,然而更多的是忧伤,那还是在他姐姐看来,原本不该长在他那脸上,而应长在女孩子脸上的大眼睛。但是在暴露李家大宅门的笔墨上,弟弟的勇气竟超过姐姐一百倍——— 他把他姐姐书中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细心地作了“注释”,指出哪些故事影射李家什么事,某某人就是李家的谁谁谁,把他姐姐笔下的人物,与现实中的李家人,来了个一比一的“对照”,而且这些话当时是对一位台湾记者说的,后来都形成了文字,即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
这下就把李家生活中的活人,拉出了纸面,活像“文革”中被拖出来批斗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一来,不仅张爱玲成了“这算什么呢”,张子静也成了“这算什么呢”! 这样一来怎么会不惹麻烦呢?李家人在背地里已将他们姐弟骂得一塌糊涂了,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还以为李家人不看书,不知道他们姐弟写书的事情呢! 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说:“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和病态的事。在我的感觉里,这种阴影是我姐姐和我,以及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这一代人最沉重的压力。因为我们生活的上空一直笼罩着黑色的云雾,让人觉得苦闷,有时几乎要窒息。”
在讲到书中人物的“现实意义”时则写道:“1971年我姐姐在旧金山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也毫不避讳地表示,《传奇》一书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当时她仅简略提及《红玫瑰和白玫瑰》为证。在这一章里,我要印证‘各有其本’的例子则是《金锁记》和《花凋》。前者以我的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一家的生活为背景,后者写的则是我舅舅黄定柱的第三个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两篇小说的三条重要主线,都缠绕着肺痨、鸦片、蓄妾……”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赞誉《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1941年11月,我姐姐在《杂志》月刊发表这篇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经走进了《金锁记》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书中“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的家,‘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民国建立。
那时,小说的女主角七巧嫁给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已有五年,生了一儿长白,一女长安。小说的男主角姜三爷季泽才新婚一个月,妻子兰仙是个贤惠、贞静的女人。十年后,残废的二爷骨痨病故,曹家老太太也辞世,兄弟分家。七巧带了儿女搬出姜府,和姜家各房很少往来。‘但是隔了几个月,姜季泽忽然上门来了’，演出了那幕叔嫂调情,想向二嫂诈财竟被识破的好戏,两人从此撕破了脸,老死不相往来。七巧惟一的爱情幻梦,也就此魂飞湮灭。” …… 文章写到这里如果就此打住倒也无大碍,因为现实中的李经述离得太远,在1902年2月,也就是在李鸿章去世的一百天后,也撒手西归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故事实际上跟他不搭界,而主要影射的是他的三儿子李国煦夫妇的故事。搭到一点关系的是四儿子李国熊,还有孙子李家瑾即李玉良(小说中叫长白）、孙女李家瑜(小说中叫长安）。但是张子静没有打住,继续“对照”——— “《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叫李国杰,做过招商局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
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大奶奶玳珍）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杨崇伊之子杨圻则娶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女…… “至于‘长白’琳表哥,他的号叫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来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个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我姐姐在《金锁记》里描写他:‘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点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光,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 “他受了‘七巧’的挑唆吸上了鸦片,把新婚的妻子‘芝寿’活活地丢在一边,让她心情悒郁,最后得了肺痨而死。她死后,‘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正不到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 “李玉良在家受‘七巧’的控制,在外面倒生龙活虎,结识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包括王亚樵的‘斧头党’。据他向我父亲说,他还伙同斧头党的人,帮了他伯父李国杰(小说里的‘大爷’）的一个大忙。 “……招商局肥水多,李玉良在协助李国杰清除后患、暗杀赵铁桥之事上有功,当然捞到一笔钱供他挥霍。
他常来找我父亲聊天、吸大烟,就是在那件事之后。但坐吃山空,李国杰后来自身难保,李玉良断了油水,后来大概也没什么事可吹嘘,渐渐就不常来我家了。 “由于‘七巧’碎嘴,在家族中人缘差,两个孩子也都没教育好,李玉良销声匿迹,我也没有再提起他。他的下场如何,似乎也没人关心。‘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也许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 “《金锁记》的男主角‘三爷姜季泽’本名叫李国熊,和我父亲的交情不错,并且认我为干儿子,戏称为这是他的‘干殿下’。按照李家的起名排行,他叫我‘李家常’。他来我家时,只要我在家,父亲就会把我叫到他们跟前,对他们执以父辈之礼。 “李国熊是一位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花钱如流水。我姐姐在《金锁记》里写他第一次出场:‘那姜三爷姜季泽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的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季泽第一次向七巧调情,是七巧向他说:‘总算你这一个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来求你也留不住。’
季泽当着妻子兰仙的面,却笑着回答:‘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怎么见得留不住?……’分家后没几个月,季泽手头拮据,去找七巧诈财,第二次对她调情……但是他的调情没有达到诈财的目的,因为七巧太精明了。在现实生活里,李国熊平时花钱太随便,子女又多,家用越来越拮据,后来上海住不下去,就搬到北京去住。” …… 如此如此,白纸黑字,指名道姓,昭然若揭,真的是“生怕人家不知道”。
但要命的是，事情并不完全属实,有的地方简直相差太远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实生活中的“绢姑娘”不仅没有吞生鸦片自杀,而且与丈夫李玉良相处得很好,她为李家生了六男一女共七个孩子,一直活到1981年5月才去世,李玉良也活到1957年。而且他家的孩子个个都争气,都是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儿李道秉是电力高级工程师,江苏水电局电力试验研究所的所长;二儿李道是福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福州铁路设计勘测设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者;老三李道是海军部队东海舰队兴国舰上的作训参谋,中共党员;老四李道稹是上海玻璃厂的高级工程师;老五李道稜是国家城乡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老六李道稔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徐汇区政协委员;女儿李道穗是上海染料化工厂的技术人员。全家人都过得好好的,怎么就变成“吞生鸦片自杀”了呢?怎么说是“‘七巧’的孩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这怎能不叫李家老人暴跳如雷呢?怎能不叫李家后代认为张家姐弟俩脑子有毛病呢?张爱玲姐弟怎能躲得过吐沫星子之灾呢?他们就该着成了李家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他们全然都顾不上了,时间是最有力量的,现在他们姐弟俩都飘然归道山了,他们都只留下了文字,没有留下子女,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小说,朦朦胧胧地有些真人的影子就可以了,尽管还是引起他父亲和舅舅大发雷霆。但是现在的人如果真把这些小说当做李氏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小说中的故事的确与事实相差太远。
现在我们已弄清楚了,张家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仅仅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但是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是李家后人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其实就是张爱玲本人,不也就是奋斗和崛起的一例吗?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站……所以解放以后他能当上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所以说,当小说写,当小说读,不会挨骂;而要当真实的家族史来写来读,就要惹麻烦了。 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