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西路南汇路路口,十年前有一大片石库门老房子,现在已被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楼。笔者每次从那儿走过,总要想起一位从未谋过面的老人,一位令任何人都会顿生感慨的老人。 他是李家老四房的人多次谈起的,在20年代曾给陈独秀当过外文秘书的李家彝先生。他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的曾孙,李经邦的孙子,字卓吾,号亚伯,1899—1976年间在世,是个典型的末代王孙。由于种种讲不清楚的原因,他晚年住在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工作,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说是被管制两年,实际上长期在里弄里扫街,监督劳动,没有经济来源。他妻子经不起长期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重压,带着女儿离他而去。
他一个人,“文革”中就蜷缩在人家楼梯下面的杂物间里(严格来说,那根本不能算做“间”,只是一个旮旯）,“日仅一餐,衣惟一袭,不足御寒,蜷伏被中,似若病夫……”(李家彝去世前三年给其弟弟李家卣的信）最后饥寒而终。 他去世于1976年11月,真是与福气缘分太远,那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一个月了,举国都在欢庆,平反的曙光已可以预期,他却等不及了! 他的处境是不难想像的。因为在极“左”路线占上风的时代,陈独秀被打倒在地,成了革命的叛徒,右倾机会主义者,还要被踏上一万只脚,既然你是陈独秀的什么秘书,那么你们不是一丘之貉吗?更何况你还是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呢,那就更应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其实李家彝跟陈独秀做事的时间并不长,李家与陈独秀家发生关系也纯属巧合。 他少年时曾在安庆读书。因为他的曾祖父李蕴章,从太平天国打下庐州府时,就跟家人一起“跑反”(逃难）,离开了肥东,去投奔远在湖南当县官的大哥李瀚章。等到曾国藩打下了省城安庆,李蕴骍回到安徽,就首先落脚在安庆。曾国藩离开安庆后,他就买下了曾国藩住过的,当初太平军占领时的英王府,略事改造后,阖家居住。1880年,李家彝的伯祖李经世考取进士后,那处房子就成为远近皆知的“进士第”。
1892年,由他的曾祖母主持,他的祖父一辈人兄弟分家,“进士第”归大房,他的祖父李经邦就另盖新房子。这新房子的邻居,竟是陈独秀家。 陈独秀是安庆人。据说最初两家发生联系还是为了盖房子的地皮闹纠纷,大家都要盖房子,邻居之间有时地界画得不甚清楚,结果不打不成交,反而成了好朋友,后来在陈家发生困难的时候,李家还接济过陈家。
辛亥革命时李家再次举家“跑反”,一部分人跑到了上海,李家彝就在上海读中学,中学毕业到北京读大学时,那时陈独秀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五四”运动中新文化的旗手,名扬天下了。李家彝的父亲李国棣思想开通,是留日学生,有名士风度,他自己并不亲自料理家业,也不想让大儿子经商挣钱,而想让儿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到北京去闯闯世面,就写信托陈独秀在北京照顾自己的儿子,估计那时家底还没吃完。而李家彝从此开始,算是踏上了陈独秀的“贼船”。 李家彝自从跟上陈独秀后,不仅跟他学学问,思想上他的确受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反封建,态度非常坚定。他寒假回家过年,全家祭拜祖宗时,他拒不向老祖宗的牌位磕头,这在李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引起巨大反响,老少都视其为“怪物”,长者则认为其父不该把他送到陈独秀那儿去———这个书读得连老祖宗也不认得了。 后来陈独秀南下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李家彝也跟来上海,当了陈的秘书,一来为他跑跑腿,二来当翻译。这期间陈独秀曾创办了一份杂志,介绍世界各地的革命形势和世界地理,李家彝为其作了不少翻译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当局到处搜查共产党,陈独秀离开了上海,李家彝也不得不脱下洋装换上长袍,东躲西藏,还到日本和朝鲜去转悠了一大圈,畅游了名山大川,过足了名士瘾才回到上海。这时其家已迁往苏州南园,他又赶往南园,从此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再次回到上海后,他在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和《时事新报》当记者。抗战中他处于失业状态,只是短时间去北方的一个亲戚那儿谋职。全家生活上没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靠卖卖当当过日子。
按说他的历史还是说得清楚的,这些情况,李家彝解放后不知交代过多少遍,但是始终得不到理解。综其在陈独秀身边的岁月,大致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却为之写了半辈子“交代”,最后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如今陈独秀的墓地在安庆已经修复,而且打理得非常庄严漂亮,而李家彝这个陈独秀的秘书,为陈独秀吃了那么多的苦,人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大概人一死,就被忘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