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如麻”的李道稔
几年前的一个春节,笔者推开了上海第八人民医院外科病房的大门，人高马大的外科主任李道稔先生热情地走了过来。望着这位李鸿章的第五代孙,不由得令人发生联想:若不是辛亥革命,站在这儿的定是位穿长袍的“侯爷”式的人物。然而剧烈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他的家族命运,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外科专家。 他也是李鸿章一支中李玉良(李家瑾）的儿子,是李道和李道的小弟弟。他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不好好读书,父母很为他的将来担心,暗地里找了个瞎子为他算命。那瞎子听完他的生辰八字后,略一算计,只说了四个字:“杀人如麻”。她母亲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以后就常常担心他会闯祸,时时要盯住他,尤其不许他玩男孩子爱玩的刀枪棍棒之类。
“文革”初期，社会上打砸抢乱成一片的时候,李道稔正在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书(1962年进校,1968年毕业,那时的医学院是六年制）。大学里的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也是一切最愚蠢的过激行为的急先锋,全家人怕他年轻气盛,看不惯红卫兵而跟他们打起来,宁肯把他关在家里不让出去。 但是人的命运一旦定了大概是无法改变的。李道稔最终还是拿起了手中的刀——那不是杀人的刀,而是外科手术刀。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当外科医生,直到这个时候当母亲的才松了一口气——“杀人如麻”原来是这样的! 1968年他毕业的时候“文革”正闹得如火如荼,大卖国贼的后代是不要想留在城市里工作的。
人家出身好的同学是“红五类”子女,属于依靠的和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他属于“黑六类”,也就是另类,业务再好也受不到重用,不仅受不到重用,一不小心还要被划入“内控分子”,因“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猖獗一时。其实他的老子根本早就是革命阵营里的人了,高祖李鸿章到他这一代已经隔了四代人了。但也不行,人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对历史的极大的尊重,谁让你是李鸿章的后代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乖乖地到大西北去,来到宁夏自治区北部,靠近内蒙古的平罗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 当地的医疗条件之简陋令他非常惊讶——一个公社的卫生院,担负着数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而连最起码的注射器具的消毒设备都没有,条件还不如上海的一个医务室。诊疗室里常年生着一个炉子,上面放一个煮饭的饭锅,要打针了,就把针管针头扔进去煮一煮就是了。原先还没有手术室,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手术时,在办公室里拉一道白布帘就权当手术室了。其他设备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院里只有十几个医务人员,差不多都是土生土长的卫生员。院长和书记都是抗美援朝时战场上的卫生员,战后复员回来的老兵。像他这样的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不要说是公社卫生院,就是县医院里也没有,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人的命运有时真的很奇怪,他这个“黑六类”、“狗崽子”,在上海受人歧视,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到了乡下却成了香饽饽,受到当地领导的关心和重用。宁夏民风淳朴,看人看实际,并不从某种教条出发,这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所以他在宁夏一干十三年,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还必须经常背起药箱下乡送医上门,实际上跟赤脚医生差不多。但他觉得在这个把人当成人的环境里,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或许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 三年后,卫生院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下子涌进来七八十个医务人员。原来,全国的医疗部门为落实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精神,把城市里的很多医疗干部下放到农村,包括把一些医科大学也下放到农村去了。安排在李道稔所在单位的数十人,是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因那个学院整体下放了)。
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些人中有两位知名的外科教授,他就抓住机会认真向他们学习,几年下来,获益不浅,比读研究生还要过瘾。李道稔至今还认为,老天爷对自己还真是不薄呢! 西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毕竟较差,1974年他患了肝炎。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组织上为解决他夫妇分居问题,把他调到江苏,后来又回上海。现在,他已当上外公了,职务是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还是徐汇区的政协委员。 讲到逆境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时,笔者曾问道稔先生:“李鸿章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你们这些‘大卖国贼’的后代,看来十之八九都在逆境中生活,然而为什么目前这一代人,一个个又都成就显著?” 李道稔说:“逆境固然是坏事,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好事,它会刺激你奋发，逼得你抗争。逆境有时候是一位导师,有时甚至还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花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一个有了苦难经历的人,才会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责任,也才会明白什么是真善美。当你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的时候,才可能看清社会的众生相,才能真正明白,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谈到家庭教育时,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家是老小,小时候非常调皮,读书不好好读,考试下来总是‘开红灯’,而家里规矩很严,考不及格就要挨打、罚跪。罚跪次数多了,我一个叔叔可怜我,跑来帮我解围。他悄悄教我一个‘屡败屡战’的办法。下次再挨打时,我就大声争辩:‘我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我还在屡败屡战呀!’此招果真灵验,父亲看我讲得很认真,从此不打我了。原来这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李鸿章打太平天国,屡战屡败,在向清廷汇报军情时,他巧妙地颠倒了一个词汇,把‘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这样就把淮军在困厄面前的精神气概给突出出来了。后来家族中取其意而用之,常以‘屡败屡战’相勉,几成传统。” 如此说来,“屡败屡战”,或许是李氏家族文化的一条根。
“白浪哥”小生李道洪
几年前,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电视剧在上海滩风靡一时,剧中缠绵的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那位唱着“钻石钻石亮晶晶”的白浪哥,以其独特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为上海滩追星族的又一个新目标。他就是李家老六房的后代、李慧龙的小儿子李道洪。
李道洪从小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海派的、具有浓厚的外交官气息的家庭,祖上三代都有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还是晚清豪门大户中,跨越湘、淮两个集团的双料的官宦家庭。 他的曾祖父是李昭庆的二儿子李经榘,曾祖母是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二女儿;祖父李国栋是晚清驻奥地利使馆二等参赞,祖母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瑜的女儿张继昭。父亲李慧龙(1897—1979,即李家骧,字慧龙）少年时代随父母住在大清驻奥地利公使馆内,稍长在奥国念书,毕业于奥地利米尔大学,逐渐精通了英、法、德国好几国文字,后来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在这几代人中,最具文人气息的是他的祖父李国栋。李国栋在出国前就已考中了举人,外放奥国后是位称职的外交官。他不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对奥地利的历史和现状作过深入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不少著作,如《奥国近代沿革历史》、《奥国财政窥豹集》、《洪荒鸟兽记》、《奥国武学》、《奥国马队规划》；他古文基础也好,著有《薇香诗草》、《说腴手谈随录》等,是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型的官员。 李道洪的父亲李慧龙受海派家庭的影响,喜欢博览群书,关心时事政治。多年驻外使馆的生活,耳闻目染,不仅熟悉了西方的礼貌礼节和风俗习惯,对使馆工作的一般行文过程也略知一二,按说是个难得的外交人才。
可是李慧龙时运不济,民国后其父亲的外交生涯结束了,他的外交生涯还没起步呢,就随之结束了。回国后他只能在乱世中随波逐流,当过南北议和时的洋文秘书,也当过芜湖关监督,兼安徽交涉公署秘书,禁烟局局长,抗战中还被硬拉去出任芜湖商会会长……可是这些差事都没干长,可能他性情太直爽,并不是个干政治的料,容易得罪人,被人家一拨拉就下去了。后来他索性从商,办洋行,与人合资开饭店,在芜湖有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在上海有“五芳斋”酒家,不多年也拆股了,看来经商也并非他的特长。抗战胜利后由于他对抗国民党军队勒饷,遭到毒打,只好逃往香港。 在香港还是他的外语功夫救了他。他似乎还是与外交部门有缘——在香港的德国领事馆得知他会几国文字,而且还是李家的后代,就高薪聘他当翻译和秘书,这样一来,他没有在中国驻外机构里当外交官,却在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里任职了。
数年后,一家德国财团到香港考察,他当翻译,德国人看他情况很熟,待人也很热情,于是聘他当香港总代理、总经理,从而走上了对外贸易的经商之路。 其实,李慧龙的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骨子里关心的仍是政治和外交,他有很多藏书,几乎全是有关政治、历史和外交内容的。 这样一个以政治和外交为基调的家庭环境,对李道洪来说,所接触的知识简直就是“五方杂处”式的知识。很奇怪,他本能地关心政治、历史和外交,喜欢看历史书,十分乐意在故纸堆里探寻历史上的一些迷案,而命运却让他成了一个影视明星。 眼下,他已有了三十四年的从影资历了。
他从十六岁就被一个电视台的导演“相中”,中学还没读完,就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加盟了香港丽的电视台,一方面主持节目,同时接受电视台编导和演员的基本训练。1969年拍摄的电影《钞票与我》是他“触电”的开始。1975年加入香港翡翠电视台,主演了《狂潮》和《网中人》等电视剧。
1982年成为台湾中华电视台制作人、台湾电视公司制作人。1987年回港加入亚洲电视台,主持晚间节目“活色生香”。这个节目连续六年成为当时段的收视率冠军。 进入90年代后,李道洪的行情更是看涨。1994年国庆节期间,他担任了香港七家电视台国庆联播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一年,他还在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饰演宋仁宗,使他在古装戏中又占据了一块高地。
1995年,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播映,他以白面小生“白浪”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广大青年观众。大概是他太出色了,各方的朋友都来拉他入股投资,于是,从1997年起,他又“插足”了商贸、房地产、影视媒体制作、社会慈善、充当爱心大使等等领域。如今,他已拍摄了千余集电视剧,包括《包青天》、《上海风云》、《国际刑警1997》、《狂潮》、《千王之王重现江湖》等等。问到最喜欢自己塑造的哪个角色时他表示,还是最得意《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的白浪哥。这也许是因为已经被观众认可并牢记的角色,更能代表演员的成功吧。 回忆演艺生涯,他说:“1979年拍摄的电视剧《网中人》,是我演艺事业的转折点。这是我最成功的一部戏。”这部长达八十一集的电视剧使他迅速走红,“当时我比周润发还红,”他调侃道,“当年很红的还有秦汉,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比F4差。”看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果真是俊朗不凡,英气逼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酷得没话说”。
问他为什么对历史剧那么倾心,对《包青天》中仁宗皇帝的性格把握那么准时,他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虽然我大学专业是学理工的,但是我很喜欢中国历史。小时候有很多疑惑,长大后自己去找书看,越看越爱,因此对历史文化潜心研究过。”他承认,家庭对他这方面的影响很大,他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很大部分是在父亲有意无意的引领下养成的。如今很多艺人都向国外移民,而他却往内地发展。目前他大部分事业已经从香港转移到上海,一家三口现已在上海西区落户。 独特的家世背景,使他的性格中铸有一种使命性的深沉,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演历史人物就像是回到了历史中的家园———他对中国历史太熟悉了,家族的气韵奠定了他的人生底色。
2003年年底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上演的舞台剧《疑云阵阵》里,李道洪扮演高探长。“这是我演的第一部舞台剧,”他说,“我们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探案手法,破案人员不再像以往我们看到的公安那样英气勃发、神气十足,而是有些委琐、有点傻傻的探长,事实上他是真正的智者,大智若愚。这种手法模仿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部戏《神秘之夜》,而后这类手法运用得十分典型的就是日本拍摄的《古田任三郎探长》。” 展望未来,李道洪眉眼中洋溢着自豪与憧憬。经验的积累和娇妻、爱子组成的幸福家庭给了他足够的底气。年过半百的演员是人生第二个黄金段,他“杀回”上海滩,已经昭示了一个新的巅峰的到来。 风尘仆仆的白浪哥,正在融入新的角色。 话又说回来,李家人想搞纯艺术,想摆脱政治的干系也是不大容易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政治就会找上门来,谁让你的血管里流着李家的血呢?1996年,李道洪成了李氏家族中的又一位政协委员,不过不是在上海,而是在老家,是李家惟一的一个安徽省政协委员。所以到现在,他老是在念记着,该为家乡做点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