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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往好处想
正面思考”，使我们在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在朋友家看电视新闻，播出号称亚洲第二大的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为了教育的目的，特别设置了许多科学玩具，让参观的孩子能在游戏中学习。
只是才开放一天，惊人的事就发生了，许多科学玩具居然被孩子们弄坏，害得科学馆不得不连夜修理。但是才修好，第二天又坏了一堆。
“真不像话啊！”主人骂道，“台湾的小孩太没教养了！”
大家都附和，说师长该挨骂，孩子该挨打。
我却不以为然地说：
“那些游戏不是设计给孩子玩的吗？首先博物馆应该高兴，有那么多孩子去玩，表示家长愿意带、孩子又爱去。想想三十年前的孩子，就算去，也怯生生的，不敢碰这个，不敢碰那个，哪儿像今天的孩子这么活泼？孩子活泼、尽情地玩，难免玩坏东西，这是可以想到的嘛！”看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好大，我又说：“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EPCOT中心，有一大堆科学玩具，任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狠狠地摇、用力地打、拼命地踩，我去过许多次，却没见过哪样被玩坏了。所以东西坏了，固然可能因为孩子太皮，但是大人也要检讨，是不是在设计上没考虑到孩子的玩法。”最后我强调：“我不信，跟世界各国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最顽皮。他们不是皮，是活泼，代表下一代有活力、民族有希望。”
这番话居然引来一屋子的掌声。好几个人问：
“奇怪，你为什么想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呢？”
“很简单。”我说，“用正面思考！”
其实我过去也喜欢“负面思考”，这“正面思考”是二十多年来慢慢学会的。
记得二十年前，我在一本宗教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
当针扎到手指的时候，要想：幸亏是扎到手，没扎到眼睛。
我当时就心一惊，觉得那想法真好。接着，去一位长辈家，见她正安慰向来考第一，那天却因为拿第二名而哭泣的孙女。
“想想，你以前拿第一名的感觉多好，你也应该让别的小朋友感觉一下，你该为今天拿第一的小朋友高兴啊！”
我的心又一惊，想：“哪个家长不盼孩子考第一，这位奶奶的心怎么那样宽，真不简单！”
接着，我到了美国，洋人用“正面思考”的就更多了。
有个同事的太太，中年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退休在家，还总是生病。
妙的是，我那同事一提起他太太又病了，就附加一句“感谢上帝”。
“你太太病了，你为什么还谢上帝？”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地问他。
“我当然感谢上帝。”他一笑，“谢谢它让我有份好工作，使我太太不用上班；也谢谢它使我健康，好照顾我多病的老婆。”
还有位朋友，深度近视，最近动手术，用镭射烧灼的方法修正。
按说是成功率很高的手术，她却因为眼球太凹，一只成功，一只失败了。
好多人知道，都安慰她。她却笑嘻嘻地说：
“能有一只成功，多好啊！以后半夜起床，不怕抓不到眼镜，一片模模糊糊了。”
就这样，我渐渐学会“正面思考”。
当我去年食物中毒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我一边上吐下泻，一边想：“又多个生活体验，又多个写作题材。”
当我在北京胆囊发炎，一下子瘦了一公斤半时，我对朋友说：“瘦了也好，瘦了照相比较好看，而且比较敢吃甜食。”
当我最近在台中马路上摔一跤，把我在瑞士新买的鞋子摔成“开口笑”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幸亏这是一双结实的新鞋子，不然我一定止不住脚，非摔断骨头不可。”
“我已经是多么会正面思考的人了啊！”我想。可是接着看到去年十二月四号TVBS播出南非“武官”卓懋祺一家人的专访，我又自叹不如了。
经历陈进兴挟持，且受到枪伤的卓懋祺很平静地说：
“这次能脱险，不是全靠我们的力量，像侯友宜就冒了生命的危险。”又说：“我会记住，我们一家因此而更亲密，这个经验带给我们正面的影响。”卓懋祺居然还特别提到他远在南非的女儿荷兰娜，说：“她非常担心，她最勇敢，因为她必须自己镇静地搜集资料。”
当许多人都心想“卓懋祺的这个女儿不在台湾，真走运”的时候，卓懋祺居然说：
“这段时间，对她而言，是最难熬的。”
自己身处险境，还能挂心远方的亲人，这是何等的境界！
使我想起电影《天才老爹》的主角比尔·科斯比，当他的独子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被人枪杀之后所说的话——
我们的心与所有曾遭遇不幸的家庭在一起，要分享这样的经验，真是不容易。
“正面思考”使我们在处境最坏的时候，能往好处想。它使我们学会宽恕、学会感恩。带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且与每个身经苦难的人，结合得更紧密。
◎寻个人生的大梦
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人寻梦……
我住的小镇上，新开了一间很奇怪的店，只要经过，就能感觉一种诡异的气氛。
玻璃橱窗里垂着黑帘子，帘子前面摆了一个水晶球、一只羽毛、一个牛骷髅和一只不知什么动物的“毛茸茸的脚”。再加上里面传出呜啦呜啦的音乐和使人欲昏的香味，就更是“心毛毛”了。
“我要看！我要看！”偏偏小女儿好奇，坚持一探究竟，只好陪她钻进去。
天哪！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小瓶的香精、草药；满架的水晶、石头，墙上更有意思，挂着一片片的树皮、羽毛和编织物。
“要看看未来吗？要找你的生辰石吗？要用水晶治病吗？”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太婆，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抖着两只手说，“我是一半吉卜赛人、一半印第安人，很准的！”
我摇头笑笑，指指女儿：“她感兴趣！”
“好极了！”老太婆钻了出来，“小妹妹要不要一个印第安人的‘捕梦网’（Dream Catcher）？”说着摘下一个挂着羽毛的圆网子，伸到小鬼面前，神秘兮兮的。“晚上挂在你的床上，保证你做个美丽的彩色梦。”
我相信这老太婆一定有什么魔力，最起码，我那从不吵着买东西的女儿，受到她的蛊惑。
一个圆框框，编成网状，下面再挂上三根羽毛，居然要二十块美金。可是，小丫头吵，有什么办法。
当天晚上，小丫头早早就上床了，盯着挂在床头的“捕梦网”，复述“老巫婆”的话：
“这世界上有很多噩梦和美梦的精灵，在夜里飞来飞去。挂上这网，噩梦一飞过，就被网住，不会动了。只有美梦，会顺着框框往下滑，滑过这三根羽毛，掉到下面。谁睡在下面，谁就会做个美梦。”
一夜过去。
“你梦到什么美丽的东西了吗？”女儿才睁眼，妈妈就问她。
小丫头摇摇头。
我跟着问，她又摇摇头。
奶奶、婆婆、公公，每个人都问一遍，小丫头居然生气了，嘟着嘴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骗小孩的玩意儿嘛！”公公笑着说。
没想到，话才完，小丫头竟然放声大哭。好不容易擦干眼泪，去上学，放学之后，还是板个脸。
吃晚饭，电视里播出小儿麻痹疫苗之父沙克医生的纪念专题。
五十年前的记录片——一群因为小儿麻痹，而一腿粗、一腿细得像根枯骨的小孩，穿着铁鞋和支架，一拐一拐地走着。还有一个在地上爬。
“他们怎么了？”女儿冷冷地问。
“他们得了小儿麻痹症，在疫苗没发明之前，许多许多小孩都这样死了，就算活下来，也多半成了终身的残障。”我说，“爸爸小时候，就有两个邻居的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
“我会不会得呢？”小丫头瞪大眼睛。
“你不怕了啊！因为沙克博士发明了疫苗，你不记得医生给你吃过一种粉红色的水水吗？吃了之后，就不会得小儿麻痹了。”
电视上的专题换了，先是喷出一团熊熊的火，一架航天飞机升空，接着在蓝天的背景上，爆成几道白光。然后是现场观众相拥而泣的画面。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女儿说，“我们老师教过，七个人，包括一位女老师，都死了。”
“对！”我说。
“他们上去做什么呢？”小丫头问。
“他们去寻梦。”
“寻梦？”
“不只是寻他们自己的梦，也是为我们每个人去寻梦，如果有一天，你能到太空去旅行，就得感谢他们的牺牲。”
“他们没寻到梦，好像我。”小丫头摊摊手。
“对！沙克医生是寻梦者，为全世界每个人寻到‘不得小儿麻痹症’的梦。‘挑战者’号的太空人也是寻梦者，为我们去寻梦。他们的梦破了，也是我们的梦破了。”拍拍小女儿，我又说：
“所以，不要为你那小小的捕梦网，没能网到美梦而不高兴。我们寻梦，要寻人生的大梦，为大家寻梦，为世界寻梦……”
◎杏林·春雨·歌
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
二十多年前，有两个在同一家医院服务的护士跟我学画。她们常穿着护士的制服，匆匆忙忙赶来，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药水味。
我教画是很自由的，学生们可以一边画，一边聊天。有一天听其中一位护士，对着旁边的同事小声说：“今天××医生又秀斗了。”
“是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另一人叹气。
“命啊！听他家人哭得好伤心。”
我好奇地问她们。她们脸色凝重地互看一眼，居然言辞闪烁地没有正面答我。
隔了好一阵，其中一个私下对我说：
“老师，您知道吗？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沉吟了一下，又歪头笑笑，“哪个名医不是从庸医变成的？哪一把‘名刀’下面，又不曾枉死过病人？”
这事过了不久，我太太就进了医院，因为视网膜剥离，准备动手术。
好多朋友推荐同一位名医操刀。可是有人提出异议：“那位名医根本不是自己动手，他只是站在旁边看，叫他的副手操刀。”
又有人推荐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医生，说他的技术最新。
可是也有反对的意见：“他去美国才几个月，学到什么？可以说在美国学到了方法，回来锻炼技术，小心一点！别成为他实验的白老鼠。”
所幸我太太找后一位动手术，十分成功。只是这些话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有一天，碰到位医界的朋友，我问：“依您看，这两位医生，谁比较高明呢？”
“其实两个人都不错。”他说，“你不要认为由副手操刀就不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同时抢着为你穿针，你会选哪一个？你总不会因为老的那个穿了四五十年针，经验老到而挑他吧。所以呀！用老一辈的经验，加上新一辈的精准，常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看我直点头，他又眉头一扬，笑着说：
“做医生，真可怜，年轻的时候眼力好、手又稳，偏偏经验不足，老是出毛病。老了之后，经验十足，却又常看不清、手发抖，这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自从搬到纽约的长岛，就与医生们做了近邻。左邻是位麻醉科的名医，坐骨神经动手术才一个礼拜，就溜出医院，回家种花，还对我大声喊：“医生是最坏的病人。”
右邻不远是位内科名医，常找一堆医生朋友，邀我聚餐，然后举着酒杯对感冒的朋友说：“喝点酒，感冒就好了！”又回头对我一挤眼说：“其实啊！人长寿不长寿，多半要看爹娘。”
听他们谈“别人”就更惊心了——
“谁谁谁，在台湾为了赚钱，两口子整夜调制可体松的药膏，吸多了药粉，都成了‘月亮脸’。”
“谁谁谁，又被告了。当然告不倒，但是开刀房里谁不知道？”
有一天我问在座的人，谁最清楚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一起回答：“当然是医生自己。”
与“众名医餐叙”比起来，我宁愿一对一地聊天。因为这时候最能听到心声。
有位妇产科的名医，一次略带醉意地对我大声叹着气说：“唉！年轻的时候，爱玩，女朋友在外面等。明明可以自然分娩的，看她一直生不出来，不愿意多等，就说该动手术。”脸上红彤彤的。“现在啊！外头谁在等，我都不管，病人重要，良心重要。”
还有一位名牙医，居然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最希望的是去开一间饺子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卖水饺的店呀！”他十分认真地重复一遍。
“那你为什么不开？”
“因为我还在还债。”他的脸色更认真了。
“你还欠钱？”我追问。
“不！是欠情。我前面那些年，做坏了太多人的牙，现在想退休也不能退，要把错补过来。”
最近，参加美华防癌协会的募款餐会。其中有名歌星演唱，也有名家演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却是一群医生的合唱。
八位各科的医生，在一位医生娘的伴奏下，唱了《大学颂》（Gaudeamus）、《故乡老友》（Old Folks at Home）和《哦！王小姐》（Oh！Brelidy）。
都是中年人了，有的秃了顶，有的白了头。略带一点紧张与腼腆地站在台上，并在其中一位的带头下作四重唱。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歌声给我少有的震撼，觉得那不只是歌，更是心、是生命。
看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救了多少命，也犯过多少错。而自己的青春已逝、事业已成、儿女已大。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似乎放不下，又似乎可以放下了。
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火花，化作了歌声。
歌声是那么释放，又那么复杂。仿佛把肝胆肠胃、脑肾心脾、肌肤神经所交织起来的“兴衰荣辱”、“是非成败”，一起化作音符。
我仿佛看到杏林间，一阵风来，一片花雨……
美极了！
◎能笑且笑过一生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母亲的胆囊发炎，虽然吃药控制住了，却整天捂着肚子，坐在椅子上发愣，连我说笑话，她也板个脸。
“你为什么都不笑呢？”我问。
“我不是不笑。”她嘴角挑一挑，“是不敢笑啊！一笑就疼。”
她这话，使我一下子飞到四十年前，父亲病的时候，她也叮嘱我，别逗父亲笑。
“让爸爸开心，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地问。
“开心可以，但不能笑。大手术，还没长好，一笑伤口就裂了。”
躺在床上的父亲点点头，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也想起三毛，过世前一年，听说她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肋骨，我去荣总看她。
她没化妆，拉着被单遮脸，一边怨我不先通知就去，一边怪我总是说笑话，害她笑一下，肋骨就疼一下。
最近和杏林子聊天，她也说：
“刘墉真坏，老说笑话，害我笑。”
长久的类风湿关节炎，侵蚀了她的全身，手脚变了形、身体变了形，连上下颌的关节，也因为萎缩而压迫了食道和气管。她的声音很美，可是现在没办法大声说，说也说不久。她过去也很爱笑，而今却怪我逗她笑，害她咳嗽。
所幸她的心还是那么喜乐，用嘴角轻轻对人笑。
其实我在二十多年前，也受过“笑的苦”。
一天，正作画，有位老同学来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面看我挥毫，一面说他的近况。
“我到屈尺去，看那边的溪水好清澈，就一个人，脱光了，下去游泳。”很有文艺才华的他，非常细腻地形容了四周的湖光山色，述说他怎么试探溪水的温度，感受沁心的凉爽，到忘我地漂浮其间。尤其当他形容日光照下来，透过他拨水的手指间，把他的身影映在溪底，更是美极了。
“我漂着、漂着，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好像……好像……”他沉醉在回忆里。
“好像什么？”我停下笔，问他。
他看看我，似乎还在回忆中，突然抬头，说：“好像一只大乌龟。”
我做梦也想不到他那么美的形容，到头来竟像只大乌龟，于是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一副正经八百、十分不解的表情，惹得我更笑弯了腰，而且由向外呼气的笑，到往里吸气的“抽笑”。
当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复发，紧急住进了医院。
从那以后，即使听到很好笑的事，我也忍着，尽量在大笑几声之后结束，绝不发出“抽气式的笑”。
“笑，有时候真不容易。”
最近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对我一边说，一边摘下她的老花眼镜，又掏出面纸，蘸蘸左眼角，再蘸蘸右眼角，叹口气：“唉……一笑就流眼泪。”
她走了，我随手翻书，翻到野口悠纪雄的《超学习法》，其中有一段说：“像赫塞或罗曼·罗兰的作品，如果没有高中生丰富的感受力是读不来的。”又说，他希望退休之后，能重读一次高中时看的书。只是相信已经不可能唤起年轻时的感动。
合上书，我想，“笑”或许也如此吧！
记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黄色笑话，甚至在军中还有讲荤笑话的比赛，大家运足了丹田之气，放肆地大笑。
然后，进入社会，尤其在跑新闻的那段时间，截稿前，明明忙死了，却常有人停下笔，说个笑话。
管他好不好笑，办公室里都会发出一团笑。而且愈累，笑得愈大声。似乎用那笑，作为一种深呼吸的运动。
再过了二十年。我开始喜欢看古代笑话，在文言文的句读间，找寻古人辛辣的幽默，且把那幽默带上应酬的餐桌。
一桌老友，都有意气风发的当年，也都带来拿手的笑话，你一段，我一段，谁也不让谁。
有人会一边听一边拿笔记，说要回家讲给老伴听。
也有人口沫横飞，说的却是不久前才对同一批朋友讲过的笑话。
大家一样听，一样笑，一样掏出面纸，擦眼角不听使唤流出的泪水。
我想，不同年龄爱不一样的笑话；同样的笑话，不同年龄听起来，是否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这群老朋友，由笑“人生的现象”，到笑“人生的无奈”。
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长辈，很爱打麻将，却总输，有一天和了牌自摸，且居然是清一色自摸，发出少有的开怀大笑。
在笑声中，慢慢滑下椅子，死了。
自那事情发生后，常听大人提起，好像说一个悲剧，又像说一则笑话。
每次大家都哈哈笑几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应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哪个笑话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哪个笑话的背后，没有这种人生的讽刺？
想想那笑着滑下椅子的老人，断气之前，还能大笑几声，岂不是喜剧的结束？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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