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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报导，说爱情在结婚四年后，就一路往下滑，十分惨不忍睹。但是滑过二十四年，又会咸鱼翻身，由谷底回升，一路“好景”到老年。
我想四年之后的“行情走低”，多半因为年轻时情欲重，失去了新鲜感，又多了子女累，愈来愈进入现实。至于二十四年之后，子女长大了，情欲淡了，“做伴”比“做爱”重要，“闲情”比“爱情”明显，就“利空出尽”，渐入佳境。
不过这定理对我不适用。我的儿子今年正好二十四，女儿才七岁。以前总吵着去迪斯尼的儿子，现在用轿子也请不动，偏偏女儿又开始吵。恐怕未来还有八年，得撑着老腰，奔波于“云霄飞车”和“摩天轮”之间。
这就如同“旧瓶装新酒”，每次拿起旧瓶，会有往日情怀，觉得往事如烟、行将老去。每次倒出酒来，又立刻是新滋味，不是“陈年”，而是“新酿”。
我的老婆也常说，她不知跟哪些人做朋友。以前那批老友，现在孩子都大了，每天跑古董店，谈的常是孩子的婚礼和孙子女。至于年轻一辈，虽然有小孩可以玩在一起，却把我们看做长辈，打不成一片。
我倒蛮喜欢这种矛盾，觉得总能“疏离”开来，看年轻的婚姻，又看年老的婚姻。自觉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反而更客观、更清明。于是把这些感触，写成以下五篇以“寻找婚姻”为主题的文章。新娘急了，说：“大家都在等。”接着扯过白色的床单，跪在床单上，把自己的手伸下去，露出痛苦的表情。殷红的血滴下来。
◎从新婚之夜开始
遇到一位十年前嫁做商人妇，突然从影视圈隐退的明星。
“最近好吗？”我问她。
“不好，离了。”她笑笑，“十年前是我没认清楚他，十年后变成他没认清楚我。”
看我不懂，她又摊摊手：
“当年他追我，每天带着鲜花站岗，一副死心塌地的样子。才结婚的时候，也还好，总带我出去吃、出去玩，拉着我跟朋友炫耀。渐渐地，我离圈子久了，大家不再认得出我，他就不带我出门。正好怀了老大，我也就脂粉不施地甘心做个家庭主妇。有一天，看电视，他突然指着其中一个男演员，说：‘这不是你老情人吗？’天知道，我跟那人多少年不来往了。他又不是不知道。接着，他更找麻烦了，连不熟的，只要是跟我在同一出戏里出现过的男人，都要被他提出来问，问我有没有跟他上床。气得我干脆不看电视、不看电影。可是你知道吗？他以前追我的时候，把我的戏看了几百遍。现在连一家人出去，碰到跟戏里相似的风景，他都要发作。‘唉！这个海滩多像什么戏呀？算了！别装蒜了。你不是跟谁还在沙滩上搞吗？没假戏真做吧？’”停了几秒钟，她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能想像吗？他在做爱的时候，都会突然冒出一句：‘你没把我想成是谁谁谁吧？’”她狠狠地说：“他何必逼人太甚呢？他又不是不知道我以前有要好的男朋友，那是过去的事啊，为什么不让它过去？”
许多事情，似乎就那么不容易过去。
想起有一次跟几位医生聊天，不知为什么，谈到“初夜”。
“有些印第安和非洲的民族，为了减少新婚之夜女人的痛苦，让她好好享受鱼水之欢，会在结婚之前，由巫师动个小手术。”一位医生说，“多聪明，又多开明！”
“落到咱们中国，修补还来不及呢！”另一个医生笑道。
“是啊！”他的太太立刻接过话，“有时候，第二天一大早，两口子等在诊所门口，一个哭，一个骂，找我先生鉴定。”
“唉！甭提了！”又有一位医生摇摇手，“我有个得子宫颈癌的病人，大概五十多了。有一天，她丈夫陪着来，我告诉他病情，他都静静地听，临走，他太太先出去了。他突然回过头问我：‘听说性伴侣多，容易得子宫颈癌？’我没答话，他居然盯着我说，他也弄不清楚太太婚前怎么样，只知道，初夜没有落红。”医生盯着大家问：“想想！结婚三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在太太得了癌症之后，居然说这话。”
是不是男人天生有“处女嗜好”，抑或因为文化、教育的影响，使许多男孩子，从幼年时代，就根深蒂固地有了这种观念？
有一天，从图书馆借回一卷叫《加利利婚礼》（WeddinginGalilee）的电影。描写一个村落人家的婚礼。
妇女们为新娘沐浴、涂油，并穿上最美的衣服，撒着鲜花，簇拥着她进洞房。
洞房里，一对亲人相对，外面则是一片歌舞喧哗。
新郎的母亲，隔一阵就去新房探探动静，却不知里面两口子居然有了不愉快。新郎拒绝行房，虽然新娘极力讨好，还是不行。
外面的聚会还在进行，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事，即使倦了，仍不散去。
婆婆又去叩门。
新娘急了，说：“大家都在等。”接着扯过白色的床单，跪在床单上，把自己的手伸下去，露出痛苦的表情。
殷红的血滴下来，染在床单上，跟着把床单递了出去。
原本已经渐渐沉寂的群众，突然爆发一片欢呼。
看到这儿，我感觉极大的震撼。它让我发现原来许多民族有着相似的习俗与禁忌。
如果那床单拿不出来，这屋外上百位的宾客，该如何散去？
更让我震撼的，是令我想起老母在许多、许多年前，对我说过的故事。
一向保守、从不谈男女之事的老人家，居然在我的少年时代，就说在她通州（河北）老家，娶媳妇那天晚上，两家的母亲都会等在新房外头，如果拿到染红的被单，就拿着向外报喜。
“新娘的妈尤其高兴，得意地传给两家亲戚朋友看，说：‘看吧！证明我们家的家教。’不然，那面子就丢尽了。”我至今都记得老母用两只手比画着，“那年头，讲究的人家，会把土墙挖开一个口子，叫新娶的媳妇从那儿滚出去。”
不过，接着她又神秘地笑笑，小声对我说：
“所以，要是哪家，知道自己女儿有问题的时候，会偷偷杀只大公鸡，切一块鸡冠子，叫女儿藏在身上，鸡冠子里头的血是一时不会凝固的，‘到时候’偷偷把鸡冠子一掐，就成了。”
几十年来，我常想起，不知这种教育，是不是老家固有的。是不是每个父母都会对他的子女灌输这种观念？而当一个接受过这样洗脑的男孩子长成男人的时候，又将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他的新婚之夜？
我也想，莫非上一代的父母，存心把他们的梦魇传给下一代，如同被虐待长大的养女成为养母时，用同样的方式，去虐待自己的养女？
问题是，这种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怎么发生的呢？
后周太祖娶了四个老婆，都是二嫁的女人。被唐高宗立为皇后的武则天，原来也是太宗的“才人”。这些帝王都能容纳的事，曾几何时，乡里的小民，却要当做奇耻大辱。
记得在古书上曾读过“女多淫而妇多贞”这样的句子，当时觉得匪夷所思，但是现在愈想愈觉得有它的道理。
“未婚的女子有交朋友的自由，交几个也无妨。但是，只要嫁作妇人，就能够守贞。”这不是很开明的观念吗？
句子的出处已经不记得，倒是最近读到光绪年间出版的《黎岐见闻》，有一段话，十分近似——
“黎女外出野合，其父母亦不禁；至刺面为妇，则终身无二。”
连边疆民族，都知道婚前与婚后的分际，都能尊重一个少女婚前的自由，为什么汉民族后来反而发展得那么狭隘？
“完美跟破碎，没有一定的界限，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有位朋友，指着她手上的镯子说。
那是一副有金、有玉的镯子。两条弯弯的翠玉，用纯金镶在一起。
“这原来是个完整的玉镯子，不小心打断了，玉好，舍不得扔，就用黄金接起来，不也挺美的吗？”她伸出手，摇了摇，又笑笑，“很奇怪，洋人见到，一定赞美得不得了，问我在哪儿买的；可是碰到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看一眼，就会露出个很奇怪的表情：哦！摔断了，接起来的。”又展示另一只手上的翠玉戒指：“瞧！摔碎的那一小块，磨了磨，镶成戒指，配成一对，不是比原来还美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最后强调的那句话——
“何必猜以前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完美。”
也记得有一回逛古董店，看到个精致的小桌子。大理石的台面，玫瑰木的桌边，弯弯的维多利亚式桌腿，还有个隐藏式的小抽屉。
“喜欢吗？”店主说，“但是看清楚，有一条腿断了一截，所以一压就倒。Asis就是这样，别买了之后再后悔。”
“既然买了，就是认了，何必后悔？”我开玩笑地问。
“那可不一定。”他说，“有些人一眼看上漂亮，买回去，看腻了，就总盯着腿看，愈瞧愈不顺眼，最后拿来退。”
不知为什么，自从遇到那位离婚的女明星，我就常想起这个古董店的小桌子。
我那天因为钱不够，没买。再去，已经不见了。
我常想，如果我买了，我会自己去找块玫瑰木，慢慢雕个精致的桌腿，为它配上去，我会用木器专用的牛皮胶，为它黏合，再用砂纸慢慢搓磨。
然后，我要为它打上一层厚厚的水蜡，让那水蜡渗进新的桌腿，显出玫瑰木红色的光泽。
我会更爱它。因为它是我心爱而选择的，又是在我修护下而完整的。
我将只见它到我手上之后的完美，而不计较过往的一切。
“这小子，最混蛋。我们三天两头吵架，还动手，屋子里没一样不破的东西。三年不到就离婚了。其实，四十年来，我常想他。”
◎总是个欢喜冤家
女儿很喜欢玩我的胡子，尤其是晚上，经过一整天，胡子都已经钻出来的时候。她总坐在我腿上，伸出两只小手摸。一边摸，一边喊：“好扎人哪！好扎人哪！”却愈喊扎，愈要摸。好像我的下巴成了个毛茸茸的玩偶。
看到女儿摸胡子，我那将近九十的老母，就会过来打趣：
“摸什么？摸什么？胡子有什么好摸？刺猬似的。”
说到这儿，又总是话题一转，对我抱怨：“你老子啊！倒是连胡子都没几根，我数过，一共五十根，一根活一年，五十岁就死了。胡子少的人脾气好，二十多年，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然后叹口气：“找他吵都吵不起来，好人不长寿啊！”
邻居老先生死了，到他家去，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墙上多了三张男人的大照片。
“谁的照片？”我问。
“我丈夫的！”老太太一笑，“不简单吧！以前不敢挂，挂了惹他生气，现在三个都死了，谁也不必生气，就全挂了出来。”
“你最怀念哪个？”我大胆地问。
她想了想说：“三个都怀念。老的对我最好，天天在一块，看着他死，最伤心。”又指了指中间那张中年人：“这个最忙、最会赚钱，也最见不到面，连死，都死在办公室。”再转去最左边那张，站在前面盯着看。
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我原来还以为是她儿子。浓浓的眉毛，深深、亮亮的眼睛。
“这小子，最混蛋。”她用指甲敲着相框，“我们三天两头吵架，还动手，屋子里没一样不破的东西。三年不到就离婚了。”摊摊手，一笑。
我也一笑，说：“如果时光能倒流，你最希望跟谁在一起？”
她居然想都没想，就指指那“年轻人”：“他！”
“为什么？”
“因为过瘾，年轻嘛！有爱就有恨，不爱也打不起来。虽然隔了四十年，我还记得好清楚。哦，不！”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四十年来，我常想他。”
到威尼斯坐小船。
小船不过四尺宽，左右两排座位，只有近船夫的那头，有个双人座。
旅行团里有位老太太，跟我们夫妻一起上船，为了表示礼貌，我让她跟妻坐那面朝前的双人座。
小船顺着渠道走，两岸的灯火迷离，船夫唱起情歌，也有岸边楼房阳台上的情侣跟着一起唱。
“多浪漫哪！”船上有人说，转过头，吃一惊。“唉！你们两口子为什么不坐在一起？”又对老太太说：“让他们小两口坐嘛！”
“是啊！是啊！”老太太起身，坚持跟我换位子，“我早就说，这是属于你们的位子。”
老太太坐到了我原来坐的船边。看着远方，嘴里还不断地自言自语。
坐得近，我听得很清楚，她那带着怨的声音：
“谁让他那么早死，不能跟我来威尼斯。”
陪长辈去阳明山扫墓。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起先想着随时“反攻大陆”，而暂厝在个日本神社。后来神社拆除，则把骨灰移到公墓的骨灰塔。
塔里有些零乱，尤其碰上清明时节，更是摩肩接踵。想老人家的孩子都很有成就，我不解地问：
“为什么不安排个更好的地方呢？”
“更好的地方？”老太太回头瞪我一眼，“这还不够好吗？谁要他那么早死，他轻松了！留下我一个人，带那么多小孩子。能看看他，已经不错了。”
山上的风大，老太太还不要儿子扶，瘦伶伶的一个影子在前面走，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是在怄气、顿足。
十几年前，初到美国的时候，教过一批老学生。
有一天，带学生去美术馆，我的太太也随行。
不知为什么，我左脚的鞋带总是松开。系好，没走多远，就又松了。妻看不过去，蹲下身为我绑紧。
“太不像话了！教授！”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冲过来说，一副为我太太抱不平的样子。
我的脸红了，不知怎么答。又觉得在这“洋邦”，学生怎么对老师如此无礼。
美术馆逛完了，就在门口解散，刚才骂我的那个老太太却没走。看大家都远了，才靠近我，小声地说：
“教授！对不起呀！刚才我有点失礼。我真是看不惯你太太蹲着为你系鞋带的样子，觉得你是大男人主义。但说实话，如果我丈夫还活着，我也愿意帮他系鞋带。丈夫，有时候就像baby，要太太宠。”又转过身，拉着我太太的手：“我好羡慕你。”
然后，挥挥手，低着头冲进暮色。
每次，听到年轻夫妻吵架，我都对他们说这些故事。
能健健康康在一起，做个伴，就是一种幸福。
如果，女主角正偷情时，
丈夫孩子回来了；
如果，她防范不周，怀了那男人的孩子；
又如果，她真跳下车，
冲进若柏那辆“老货车”
。
◎难道只是一种心情
几位美国朋友来访，一进门，就盯上我从台湾带回的报纸：
“台湾的报纸印得好漂亮！”
“天哪！这种小小的一个个字，怎么念？”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翻来翻去，突然视线全停在了一个地方。
那是幅跨半页的广告，难怪他们会感兴趣，原来广告上印了一大排英文字——
“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
“《麦迪逊之桥》！”有人叫了起来，“台湾也有这本书！”
“是啊！你看！这不是梅瑞史翠普和克林伊斯威特吗？连电影都去了呢！”
“这几个大字一定是中文的麦迪逊之桥，对不对？下面的小字说什么？”大家转过脸来，“快！翻译给我们听！”
众人的意愿，不好违背，只得一行行翻给他们。
“这行大字说：‘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就这样发生了！’这行讲：‘真情流露而又感人至深的高贵爱情。’这行是：‘在速食爱情泛滥的今日，本片无疑是一帖清凉剂。’”
没翻译完，就有人鼓掌叫了起来：
“太棒了！太惊讶了！没想到台湾人的观念比我们还新！”
“是啊！而且敢说、敢。”迟疑了一下，“敢不敢做呢？”
“我们要小心不在家的时候了，尤其要小心那种好像很有阅历的、半老的中年人，说不定他会偷偷跑进家来，成为我们老婆一生最难忘的爱人。”一位男士说。
“我们女人也得小心，别让丈夫一个人出去照相，搞不好，照到了床上！”
正在争辩不休，突然有个人抬头看我：
“莫名其妙遇上了，带回家来，还教那男人怎么把车停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趁丈夫不在家，出四天轨。难道真会是台湾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
“如果在四天当中就打得火热，不算速食爱情。”另一人问，“在台湾的速食爱情，是一两天，还是几个小时？”
四个人的矛头好像全冲着我来了。“我不知道！”摇摇手，我故意冲进厨房，为他们煮咖啡。
几个人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一点。虽然后来没再提到《麦迪逊之桥》，我却一直挥不去那桥的影子。
小说我早看过了，写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怎么邂逅五十二岁的若柏。怎么带他去找麦迪逊之桥，又怎么把他带回家。然后，彼此勾起了某种情怀，制造了某种巧合，于是邀约晚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在四天之后，女人的丈夫归来之前，别离。
那是个很通俗的题材，但是在作者罗伯·华勒的笔触下，变得那么生动、细腻。细腻得连男人“精瘦肌肉”上的血管，和女人在新衣服下面散出的体香，都让人看得到、闻得着。
还有那夏夜溽热中的汗水和急促的呼吸，都从字里行间，逼人似的跳出来。
尤其是写当若柏离开之后，女主角坐丈夫的车，出去买东西，在路上，她又看见那辆熟悉的车子和身影。她想跳下丈夫的车，冲进若柏的车里。
但是，在心里挣扎一番，她没有动。
于是，她又回到了原来乡下平淡的生活，守着丈夫、守着孩子，想那四天出轨的激情，想了一辈子。
我不能不佩服，罗伯·华勒如诗的笔调，和像电影般凄美的场景，还有淡远的余情。只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又想：那难道真是被许多评论家歌颂的“伟大的爱”吗？抑或只是激情，以及在刻板生活中引起的一种波澜？只因为生活太刻板了，丈夫孩子太公式化了，于是那个正好丈夫远行、孩子不在，而及时出现的男人，就变得格外吸引人。
如果，女主角正偷情时，丈夫孩子回来了；如果，她防范不周，怀了那男人的孩子；又如果，她真跳下车，冲进若柏那辆“老货车”，跟他风吹雨打、浪迹天涯，她真会幸福吗？
当激情过去，现实进来，新鲜过去，公式诞生，过去婚姻生活的影子浮现，孩子唤妈的声音传来，她，能不悔恨？能不回头吗？
回头时，又是怎样的情境？
想起以前一个女学生说的话：
“出轨，是一种心情！”
她说得很淡，声音淡，表情也淡，那七个字却像铁打的一般，重重地落下来。
现在，看这《麦迪逊之桥》，我总算了解，真正叫女主角出轨，同时使她有着“余味无穷”的，正是那一种心情。一种超脱在“沉重的现实”之外的一种心情。它不崇高，它很美；它也不美，只是不一样。
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这不一样的心情，这又是不是真如广告所说，成为“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爱情”呢？
如果生命像酒。有人喜欢淡酒，有人喜欢烈酒；有人喜欢日本的清酒，有人爱中国的大曲；也有人欣赏五味杂陈的“鸡尾酒”。
想起《麦迪逊之桥》里的一段——
为了弥补自己的文化自卑，麦迪逊郡的人喜欢说“这是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而她（女主角）总想这么回答：“但这不是一个让成人还能成长的好地方！”
麦迪逊的生活，或许像淡淡的清酒吧！有的人能喝一辈子，都觉得温厚醇美。
她，也喝了一辈子。只是中间偷喝了一口大曲！
且终其一生，都认为大曲才是真酒。
每次他来，我都想：“情人来了，多好！”每次他走，我也都想：“情人走了，多好！”情人来，带来的是激情；情人走，留下的是自由。
◎当夫妻不再同床
朋友蜜月旅行回来。
我说：“新婚燕尔。”
“甭提了！”他居然手一挥，“才进旅馆，就吵架。那旅馆房间是两张小床，我无心地说‘两张床真好’，我太太居然就生气了。说我才结婚，就嫌她，不愿意跟她睡一张床。”他十分不平地说：
“本来嘛！结婚之前，三十多年都一个人睡，突然旁边多个她，好不习惯，连放屁都不敢。偶尔各睡一张床，不是挺好吗？”
夫妻应该同床，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记得十八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住在一位美术馆馆长的家里，发现他们不但不同床，而且不同房间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心想：“他们大概距离离婚不远了。”
后来才知道，他们从二十年前，盖那栋房子，就已经存心设计了这么个“不同房的组合”。
两间卧室，一样大，各有一张双人床。卧室之间又各有一道门，通向同一个浴室。也可以说，走出这个门，进入浴室，再推开浴室里的另一扇门，就可以进入对方的卧室。
晚上两个人可以一起在浴室刷牙、洗脸，再互道一声晚安，各进各的门，而且都关上门，睡自己的“大头觉”。
有情趣的夜晚，“战事”结束之后，可能留驻在对方的战场睡到天亮，也可能有一人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这样多好！”馆长说，“她爱在床上打电话，我爱在床上看报，以前我嫌她说话吵，她嫌我翻报吵，自从分房之后，谁也不吵谁。”
也听过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说过类似的话。
女作家结婚之后，生活得很优裕，作品却少多了。隔不久，离了婚，回复单身，作品也大量增加。
“我们只是不住在一块儿，现在还常约会。”女作家说，“每次他来，我都想：‘情人来了，多好！’每次他走，我也都想：‘情人走了，多好！’情人来，带来的是激情；情人走，留下的是自由，和我创作的空间。”
她做得对不对，我不敢置评，倒记得美国电视名人宗毓华，以前和她先生为了工作，各住一方，一个礼拜才见一面。不久前，宗毓华离开新闻播报台，改为和老公一起主持节目，有人问宗毓华感想。
宗毓华一笑，说：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他（指她丈夫），多好！每天都‘得’看到他，多糟！”
多么幽默又意味深长的话啊！
对于创作者或工作压力极大的人而言，另一半可以是最佳的慰藉、最贴心的伴侣，也可能是宁静思考的干扰。许多夫妻就因此发展出他们特殊的“相处模式”。这模式在外人眼中，很可能是最糟的，对那当事人而言，却是最好的。
记得梁实秋和韩菁清结婚之后，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不同房间。非但不同房间，而且一个人住在西南角，一个人住在东北角。
梁教授以早起闻名，早上四点多就起床了。韩女士以晚睡闻名，时过中午才会起身。
于是有人说这是最差的结合，因为生活上根本不相配。倒是一位跟他们熟识的朋友说：
“这样正好！梁教授早上写作，太太睡觉，不至于吵到梁教授。至于吃嘛，她装好一小盒一小盒，放在冰箱里，梁教授什么时候想吃，放在微波炉里热热，自在得很！”
看梁教授在婚后，作品源源不断，又享了高寿，谁能怀疑这番话呢？
也记得小时候，隔墙常传来邻居女主人敲木鱼念经的声音，一念就是几个钟头。
我后来常想，她还和丈夫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吗？抑或早就分房睡了？我也常想，那些分房的夫妻，会不会愈睡愈远，变成只有情谊，而少情爱的“室友”？
倒是有一年去天津，看一位长辈。
年过九十、骨瘦如柴的老人家，失去了年轻时偌大的家产，只剩下一间房、一个妻。
没见到床，我东张西望地问：“你睡哪儿？”以为他另有卧室。
“就睡这儿！”老人指指身下的躺椅。
“我是说晚上。”我补了一句。
“也就睡在这椅子上。”他沙哑地说，“气喘，十几年了，不能躺；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那伯母呢？”我又问。
老太太指了指躺椅旁边的地。
“就睡在他旁边。”又不好意思地解释：“怕他半夜喘。”
“不凉吗？”
“不凉！两人虽然没睡一块儿，靠近点，还有热气儿。”
这是我见过的、印象最深的分床的夫妻。
没有梵呗声，没有翻报声，没有电视声，也没有事业的冲刺与男女的激情。
只是守着，过完一生。
这世上有许多爱，像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那些爱都很伟大，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没有一种爱，能取代男女间的恋情。
◎是谁为他穿上最后那件唐衫
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终于和她的“小”丈夫赖瑞分手了。付出的赡养费是一千两百万美元。
“天哪！我三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许多听说的人都叫了起来。
其实这跟美国著名的性感模特儿安娜，下嫁大她六十多岁的石油大亨霍华，一年之后所得的遗产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单单安娜的订婚钻戒，就是二十二克拉，更甭说那高达五亿多美金的遗产了。
更离谱的是“香奈儿（CHANEL）”创业人香奈儿，七十多岁时爱上只有她三分之一大的男管家米霍涅。不但送他去瑞士减肥，为他买新车新房，让他管理珠宝部门，更把香奈儿公司给了他。
香奈儿值多少？没人知道，只晓得当时一年净赚的钱，就达一亿六千万美金。
多妙啊！这些“老人家”为什么都“头壳坏去”？他们竟想不到那“小男生”、“小女生”可能图谋他们的财产？
当然也永远不会有人承认嫁娶“老夫”、“老妻”是为了利。玉婆的小丈夫说他娶丽莎，是为了保护她，跟她共创戒酒之后的新生。
安娜也表示她是真爱这位提拔她的长者，视他如兄、如父，还打算跟八十九岁的老丈夫生个孩子。
米霍涅就更贴心了，他说如果香奈儿哪天真老得不能动，他绝不会让人把香奈儿送去安养院，而要带她去自己的家乡，跟他的父母同住，一起安享余生。
大概这些“老人家”，就被那甜言蜜语哄得轻飘飘了，飘上云端，飘得见不到人间的真相，甚至飘得远离了他们的亲戚、朋友。
可不是吗？当年老的父亲、母亲，甚至祖父、祖母，突然宣布要寻第二春，嫁娶个小得可以做孙子女的人的时候，有几个亲人能不抓狂？
只是，俗语说得好——“天要打雷，娘要改嫁”，又有几个人管得了？那老人家硬是再度走过了红地毯，花一扔，把子子孙孙全甩在背后。
他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那小男生、小女生编织的世界，带着他们的偌大财产躲了起来。
就算他们不想躲，也得躲啊！儿女排挤、朋友鄙视、亲戚冷眼，大家一起排斥那个天外飞来的“阴谋家”、“小贱人”，也一起痛恨这个“老糊涂”。硬是把一对新人，挤到另一个世界去。
但是，让我们仔细想想。当老人家能在风烛残年、一片萧瑟中，再找到些色彩，感染些青春，我们不是应该为他高兴吗？有人能贴身照顾他了，而且那人又年轻，又健壮，足以扶持这些走不稳的老人家。这岂不是更能让子女放心吗？
可是，为什么世人总以“利”的眼光，看他们的世界呢？连邓丽君生前花多少钱，为她的法国小男朋友买照相机，甚至死后的遗产是否落入那男生的手中，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大家怎不想想，在她面对年华的逝去和空闺寂寞的时候，是谁走进她的生活，走进她的心？
也有邓丽君的朋友谈到她和小男朋友争执时，总是她先“下气”，好像受了许多委屈，或在事后猜测可能两个人先吵架，男孩子负气出走，扔下气得喘息的女朋友，才造成悲剧。
问题是，她为什么先“下气”，她为什么会那么善待“他”？她又是带着谁，一起去了泰国清迈？
那是因为爱！这世上有许多爱，像父母爱、兄弟爱、朋友爱，那些爱都很伟大，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
没有一种爱，能取代男女间的恋情。
只是，大家常犯一个错。认为年岁大了、名气响了，就该成为圣人，被高高地供着，他们不再能有七情六欲。大家也似乎认定，只要年岁相差太多，恋爱就是假的。那年轻的一方，必定有所图谋，打算把老的害死。
多年前，我熟识的一位老教授，七十多岁打算再婚，娶个小他三十多岁的女子，亲朋故旧群起反对时，老教授说得妙：
“你们只想她可能把我害了。怎不想想，她年纪轻轻、漂漂亮亮、自自由由，现在被我拖累，是我把她害了？”
据说国画大师黄君璧年近花甲，又娶了小他三十岁的容羡余女士为妻时，也有许多人反对。
只是，三十多年来，只见年轻的黄师母，放下自己的事业，守在老人的身边，展纸、磨墨、送饭、送药，头发白了，青春去了。而当黄老师九十五岁逝世之后不过半年，还在为老人戴孝 泪的她，也死了。
大家都说黄师母弄了不少钱，我也见过许多画款直接进入师母的腰包。可是当黄老师逝世那天，我看到再三哭昏过去的白发师母，又在不久之后听说她得了绝症，我常想，这三十多年来，是她搜刮了黄老师，还是黄老师全靠了她。
当然，我们可以说那些只伺候“老人”几年的，才是真占便宜的人。但也让我们想想，当老人到了那个年岁，最爱他们的父母已经死了；年轻时跟他们一起玩的朋友已经老了；就算还有最爱他们的子女，也可能忙于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真正在烛火熄灭之前，伸出双手护着，免得风吹熄的是谁？真正守在老人身边，为他送过尿壶、盖上被子，甚至为他读书、读报，把他像孩子一样呵护，哄他入睡的又是谁？
许多年前，读到陈薇女士写的《魏三爷与我》。那是一段引人议论的恋情——
一位老人家、一个小女孩，在车站邂逅。老人帮助小女孩，送她回家。又帮助失去双亲的小女孩走出尘埃。小女孩成了老人的女佣、学生、爱人，为他生了孩子。
有人很不谅解魏景蒙，认为他老而无德。也有人很同情这份缘，认为老人在丧妻之后，终于能得到慰藉。有人从“情”看，有人从“理”看，有人从“钱”看，也有人从“欲”看这个老少配。
我不置评。只记得陈薇在《刻骨铭心忆景蒙》中的一段话：
我接到报丧的消息，赶紧拿了你（魏景蒙）最喜爱的唐衫赶到医院，把你从床上抱起，拥在怀里为你更衣。
我常想，恋恋风尘几十年。当我们有一天老了，我们最爱的伴侣说不定先走了；我们最爱的孩子或许远游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都动不得了。
是谁，为我们穿上最后那件唐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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