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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生的当头棒喝
圣若望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学校，我在那儿除了担任驻校艺术家，也在艺术系教国画、素描，在商学院教“东亚美术概论”。
最麻烦的当然是“东亚美术概论”，为了让学生感兴趣，我除了在教“浮世绘的时候，亲手示范木版印刷，还在教“金石篆刻”的时候，把印石和雕刻刀发下去，让学生实际体验一下篆刻的感觉。
有个学生就在体验一半的时候，大叫一声，冲出门去。
我追了出去，跑得虽不及他快，却很容易就找到他——顺着地上的血迹找。
学校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缝了七针，害我在电话里直对他老爸道歉。
那些糟老头
好比在台湾中学的英文课上，坐着“刚从美国随父母搬回去的孩子”，十足让英文老师头痛。
我的堂上，也坐着一排让我头痛的学生，个个都是曾经在东亚住过多年的美国老头老太太。这是学校特别为老人“放行”的课，他们只要付一点点钱，就能旁听整个学期。
老家伙的问题特多，尤其老头子，大概想在老女人和小女生前面秀，总是举手问东问西。当然，他们也有个好处，就是担任督察员，哪个学生在我写黑板时在下面讲话，就会听那些老头吼：“安静！闭嘴！”(虽然他们喊得声音更吵)
而且自从有这一排老人坐在最后面，当我放幻灯片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学生在后面搂着接吻的事发生了。有一次，一个学生摸黑，想从后面开溜，爱被老家伙拦了下来。
尴尬的时刻
有一天，我又放幻灯，指着故宫收藏的〈四乐图〉，谈中国文人向往的“渔、樵、耕、读”四乐。又放一张我画的〈王维诗意〉，翻译“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
下课，大学生们都走了，却见那群老家伙还坐着，然后朝我走来，由个老头儿先开口：“教授，你翻译得真美，也画得真好，我们这个年纪特别能有感触，可是，你不觉得教给那些年轻学生不太恰当吗？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没了冲力呢？”
接着一群老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
我怔住了，不知怎么答。从小我就背这些诗，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些诗有什么错呢？
失眠夜的挣扎
回家，我彻夜难眠，一方面觉得在堂上被浇了冷水，一方面反省难道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年轻人的教育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为什么我认为该教的东西，居然西方人会反对，而且是异口同声地反对？
晨起，我又到园子里看我的菊花，看林中的叶子开始飘零，湾边的大雁开始长叹着远航。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诗句浮上脑海，心头有一震，我发觉自己正有着追求“渔樵耕读”的感觉。大概一家团圆了，生活安逸了，对自己的一点成绩也有些满足，加上将近四十岁，身体逐渐不如以前，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放慢了脚步，走向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婴儿境界；有了陶渊明“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的感慨。
是啊！想想因为秋风起，怀念起家乡莼菜鲈鱼，把官印一放就回乡的张翰；还有同样辞官不作的陶潜不都是四十岁左右？我而今，住在这林间，教教学生、种种疏果，吟吟诗、作作画，不是很有古意吗？
文化的反省
但我是否就此逐渐走向平淡？就此步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我还算年轻，那么对大学生不宜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对我也不合适？会不会从小背诵的那些诗词，其中的遁隐和出尘之思，对我有了负面的影响？
还有，从小我临摹的古画，包括我老师示范的画，上面总画着山水间，一个穿着长袍、拄着拐杖、踽踽独行的老人，或是茫茫烟水间，一叶扁舟。题的“画名”则多半是“执筇觅句”或“独钓寒江”，那许多与世无争的画面，会不会影响了我？
我的内心开始挣扎。
◎中国人，为什么你爱做骆驼？
是虎就该入深林，而不该落平阳；是龙就该进入大泽，而不是游浅水。
自从搬到湾边(Bayside)，我就常带儿子在屋后的森林小路慢跑，跑到附近的一个淡水湖。湖里有莲花，四周是树木，夏天莲花盛开的时候，映着天光树影，很有印象派画家莫内的画意。湖上有鸭也有雁，雁都是黑头黑颈，颊上带一条白的加拿大雁(Canada Goose)，每天傍晚可以看见那群大雁，使劲拍着翅膀，好像在湖面跑步似的起飞，有时候居然要跑上三四十公尺，才能渐渐离开水面，再慢慢盘旋升空。
练飞是为了远扬
我常欣赏这些大雁，它们好像飞机，需要长长的跑道滑行，那是因为它们的翅膀特别大而长，仿佛拿两把特大的扇子扇风，费上许多力气，还扇不快。不像我家后院的雉鸡，翅膀短短宽宽的，我才接近，它就能啪啪啪啪一下子飞进树林。
但是大雁也就因为那特大的翅膀，只要到了高空，便能靠着空气的浮力，一飞千万里。
看雁阵习翔真有意思，总有一只带头，而且一边飞、一边叫，不知是发号施令，还是相互呼应；更令我难解的是，它们每天傍晚都排队飞上好一阵子，然后降落湖面；却不知哪一天，飞着飞着，突然朝远方而去。从那天开始，湖上就可能一下子空寂了。
我常想，是什么力量使它们一定要迁徙？是谁规定时间，使它们到那一天，就决定远行？
做大雁还是雉鸡？
我想不出答案，只知道如果不是生就那么强大的翅膀，它们绝不可能远扬；如果它们不远扬，就白有了天生不凡的才具。如果留在湖上，它们的大翅膀，反而会比其他的野鸟弱势，这么说，人也可能一样——是虎就该入深林，而不该落平阳；是龙就该进大泽，而不是游浅水。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做只能一飞千里的大雁，就得忍受缓慢的起飞；那些急于出头，想拍两三下翅膀就升空的，只堪做只雉鸡。
于是我又想，那每天苦练飞翔和在水面跑步的大雁，会不会正在“骆驼”境界？而当它们飞上天空，看着下面渺小的景物，和无垠的地平线时，会不会是“狮子”境界；至于它们到达目的地，逐渐不再振翅，慢慢随风降落时，则是“婴儿”境界。
只是它们在沉寂一阵之后，又要再次远行。
那么，我是不是也该再一次起飞呢？什么地方会是我的下一站？
骆驼之后，是不是还有骆驼？狮子做完，是不是可能需要回头进修，再做一次骆驼？人生是不是得不断检讨、不断再充实、不断走下已经占有的山头？
腐化的幸福
看看眼前，一切都好极了。儿子上了中学，太太在银行工作，我的硕士已经到手，又顺利进入哥大博士班。
但我是不是就这样下去？这是我人生最高的目标吗？
有一天，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自己种的繁花正得意，突然有一种悸动浮上心头，有一个声音对我喊：
“腐化的幸福！”
对！我们都追求幸福，问题是如果我们安于那个幸福，不再求进步，就会逐渐腐化。
我自己在哪里？
我开始检讨自己。表面看来，我确实应该满足了——在美国举办了几十场个展，我的画已经被许多博物馆收藏，我甚至成为国际水墨画协会的全权主审，许多大学都用我写的教科书。但我画的，是我真正想画的吗？我不是还重复许多传统的东西吗？会不会像我那票“老学生”说的，我活在上一个时代？
记得有一天，我听凶子在弹奏流行音乐就过去骂他为什么不弹莫札特时，他白我一眼说：“爸！你不是也总讲你要画你自己的东西吗？莫札特的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啊。”
聪明人应该用笨方法学习
他讲得一点也没错！
三十多岁，是我突破的年纪了，只是在我要否定传统之前，是不是该深一步了解传统？
想起大陆名画家李可染的话——“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还有张大千，在画泼墨荷花之前，先狠狠逼他自己画了一阵子工笔勾勒的荷花。
我开始每个礼拜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l History)作研究。
为了“用最大的力量打进去”，我由鸟的骨骼、羽毛的数目和形状开始“学习”。我也在白天到外面作花卉写生，一点一点记下各种花的叶脉、叶序和芯丝。
没错！我是很死板，甚至很死心眼，但只有这样，我将来才更有条件造反。我再做，一次骆驼，是为了再做一次狮子。
发现大师的秘密
接着我决定以当代“画坛宗师”为研究对象。连续三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回台湾，为黄君璧和林玉山两位大师整理他们的画学。
第天一大早，我就到他们的画室报到，站在高高的椅子上，用绿影的方法，拍下他们画的过程，而且一边拍、一边发问，再带回纽约一点一点放，正着放，倒着放，慢跑，停格，记录下他们用的每一样工具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有意思的事出现了——
一向强调笔墨要干净的黄君璧老师，在分析之后，很可能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他厚重的色彩，其实得力于许多“混杂的笔墨”，那“混杂”丰富了他的画面。从来教学生用笔爽利的林玉山老师，很可能真正能表现力透纸背的东西，反而是用笔的迟滞，那迟滞使笔触里有更多的精神。
也可以说，两位大师都因为反璞归真，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返璞归真是“稚拙”，那“稚拙”是“婴儿”。
？中国人，你为什么爱做骆驼？
此外，经过钻牛角尖，研究每一种花鸟的细节之后，我发现在宋代达到颠峰的中国花鸟画，后来却因为一味“临古”而每况愈下。
中国人多妙啊！
大自然是那么好的老师，他们却总在临摹，写文章要“掉书袋”，写字要说自己学的是“王字(王义之体)”“颜字(颜真卿体)”还是“柳字(柳公权体)”；画画则要强调自己是“北宗”、“南宗”以及师承何处。
结果，有了形式，失了内容；有了表相，失了灵魂；表现了玄妙，却空空洞洞。
走进故宫博物院，我看到一群骆驼，却不见几只狮子。
中国是怎么衰落的？
是只知比赛做“骆驼”，鼓励背书、临摹，却不鼓励做“狮子”和“创新”造成的！背书与临摹没有错，错在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标榜古人。
当局该做的事？
我的《翎毛花卉写生画法(The Manner of Chinese Bird and Flower Painting)》、《白云堂画论画法(Inside the White Cloud Studio)》陆续出版了。很幸运，故宫博物院院长、副院长和历史博物馆馆长都为书写了序，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也给了奖助，他们都说这是最有意义的研究。只是我常纳闷，这种为国宝艺术家保存文化精髓的工作，应该由当局去做啊！
即使到今天，当局又做了多少？
◎少年老成的可悲
如果我有一个在背后盯着、惟恐我一刻不读圣贤书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吗？我的想像力能够在往后的岁月驰骋吗？
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着八十岁的老母，回到她暌别四十多年的北京。亲人都还在，且添了许多子子孙孙，母亲仍能拉着病床上的老人一起掉眼泪。而我最惊讶的是，原以为只有我老娘会做的烙馅饼，怎么连我堂姊的女儿都能烙得一模一样。至于那些晚一辈，对我感兴趣的，则是为什么我说的许多话，竟是他们早已不用的北京土话——“您怎说的就像我爷爷讲的？”
太师椅文化
有一天去一位亲戚家，主人特别让我坐个黑不溜秋的太师椅。到北京一个多星期了，跑了北海、颐和园、圆明园，又上了长城，我坐骨神经痛的毛病正犯。坐进那椅子，把上身紧紧靠着椅背，觉得好舒服。
“这椅子真舒服！”我说。
“什么？”旁边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叫了起来：“天哪！硬邦邦的难受死了，我宁可坐地上，也不坐那太师椅，那是老人坐的。”
“真的啊？”我笑问他：“那为什么以前的人都坐这种太师椅呢？”
“都是老的坐，所以叫太师椅。”
“那么年轻人坐什么呢？”我又问。
“年轻人站着，年轻人算老几？”
年轻人算老几
年轻人算老几？
回到旅馆，那句话还响在我的耳际。
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什么都以老一辈为中心，连椅子都不例外？
老人领导了一切，老人说的就是对，因为他比你多活了几年。老的品牌就是好的，有古意就是高雅的，学画先要师古，学文先要熟背圣贤书。
问题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有年轻人的眼睛与心灵，可以表现他们想要的东西，何必一定“言必称古人”呢？
为什么同样是古国，在意大利抬起头来，看到的全是古迹，那些大理石像上的灰尘和鸽粪堆得老厚；有些古城，活像回到上上个世纪，但是意大利人设计的时装、家具，却又都是最新潮的呢？
禁锢的心灵、老去的文明
课堂上那批老家伙的声音又响在我的耳边——
“年轻人应该学年轻东西，如果太早灌输他们退隐、退缩的想法，恐怕会影响他们的动力。”
于是我想，我们自小读的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还有那处世箴言“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吃亏方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会不会影响了正该往前冲的年轻人？
“十年寒窗无人问，”为的难道只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的目的难道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果年轻人真这么学、这么想，会是国家之福吗？
更重要的是，那十年寒窗，可能正是人一生中最浪漫、最具有创意的时候。没错！那可能还是“骆驼”的阶段，理当拼命学习；只是如果这学习，使心灵僵化了，把思想禁锢了，当有一天功成名就，想回头重拾“五陵少年”的情怀，还办得到吗？
年轻人要自觉地超越
我开始感谢中学时母亲对我的放任。那时候，她已经老了，老得不愿再要求我，所以我能一大早搁下一句话“我去爬山”，她再回一句“早点回来”，我就能在深山里冒险一整天。所以当我念书没心情时，我能写文章、写诗，而且把那些灵感用到我二十三岁的处女作《萤窗小语》之中。
如果我有一个在背后盯着惟恐我一刻不读圣贤书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吗？我的想像力能够在往后的岁月驰骋吗？
我后来的拼命用功是自觉的，自觉我应该超越，自觉生命是无法逃避地往前走，而非功名利禄在前面诱惑、父母师长在后面鞭策。
管你怎么说，我非走不可！
古老的椅子不适合少年人坐。同样的，是否古老的思想不适合少年人学习？年老的价值观不适合少年人遵循？
就像我的母亲，当她在四十九岁时吼出来的“不要念了”，绝对不等于她在六十岁时忧心忡忡说出的“不要念了”。
那么，孔孟、老庄这些古圣贤，他们会不会也在不同的年龄，在“狮子”或“婴儿”不一样的阶段，说出不一样的话呢？
那些话是真理，是他们历经几十年人生岁月之后的感悟，好比一个从沙漠那边过来的旅人，对正要出发往“那边”去的我说“别去了！那边不怎么样，跟这里也差不多”的时候，我难道就真不去了吗？
抑或，正因为我年轻、好奇、勇于冒险，或心底有那么一股力量在燃烧、在催促，所以，依然往前走去？
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人，正当盛年，却突然辞官退隐，而且被后人推崇为“高士”、“贤人”、“君子”、“典范”？
中国“崇古鄙今”“尊耳卑目”的传统和死命鞭策子女长大，再教他们老成持重，却处处以老人为中心，不以年轻人为中心，使年轻人好像急着老去的做法，是不是害了中国几千年？
大概每个少年都曾有这样的冲动吧——小时候，想自己在树上盖个小房子，住在里面；大一点，想一个人离开家，走天涯。
◎为什么他敢拒绝考试？
从北京，我又带母亲回到她曾经居住三十年的台北。
台湾的经济正在快速起飞，才八年不见，母亲已经认不出家门。原本只见几栋建筑的忠孝东路四段，突然盖满了高楼，成为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
每个快速走向繁华的社会，都会造成许多迷失的人们，也造就许多觉醒的灵魂。有一天看电视，花莲的半山上，盖着几间简陋的小房子，四周是菜圃和果园。我眼睛一亮，觉得那好像是我纽约的后院。
记者接着访问了两个大学研究所才毕业的年轻人，问他们为什么念了那么多书，却会到这乡间过起隐居的生活。
“很好啊！你看看自古以来有多少功成名就的人，到最后都退隐江湖，现在很多有财有势的人，退休之后也想尽办法搬到山明水秀的地方养老。”年轻人看看四周，泰然地说：“社会太乱了，大家争名夺利，我们看开了，觉得不如过这样自力更生、与世无争的日子。”
我的心头一震，他说的不正是我不久前想的吗？
如果我有一间小屋在水边
他们的话，也使我想起自己少年时，常喜欢一个人到深山里，坐在山涧的大石头上，看看风景，听听鸟鸣，写写诗，找寻一种心灵的宁静与孤危的感觉。
那确实是孤危，好像自己与世隔离、卓尔不群，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爱上层楼”，也可能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望尽天涯路”何必非走出去不可呢？“独上高楼”也可以是一种孤危啊！让自己一个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大概每个少年都曾有这样的冲动吧——小时候，想自己在树上盖个小房子，住在里面；大一点，想一个人离开家，走天涯。
那个走天涯，可以是走向大世界，也可以是走向小世界。如同我十六七岁时，每次去台北近郊的鸬鹚潭，都羡慕在那里渡船的退伍老兵，还曾经问他们，如果我也在水边盖个铁皮顶的小屋子，不必大，只要能放张床和桌椅，要花多少钱。
不知有多少雨夜，我人在家中，却想像自己置身在潭边的小屋，听雨打在铁皮屋顶的声音，想陆游的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多美！
狮子境界必要吗？
看！我少年时向往而没能做的，这几个名校研究所的毕业生却做到了，他们是由“骆驼”一下子跳到“婴儿”。一个有慧根的人，何必等那戎马生涯几十年，直到自己衰老了，才不得不隐退？
还有，看看毕加索的名作《亚维农的姑娘》，跟非洲土人画的有多少区别？张大千画的泼墨，又见到多少他敦煌面壁的痕迹？郑板桥说得好，“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转入糊涂尤难”。古圣哲早说：“起初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其后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终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
拒绝联考的小子，多酷！
我也想到我高三正为是不是要拼联考而矛盾的时候，建中有个学生竟宣布要做“拒绝联考的小子”，而且以此出了一本书，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那些早早就出家的人，像是弘一大师，能文、能画、能作曲，又留学日本，娶妻生子，好像声色犬马全经历了，突然在三十九岁，正是我的年岁，看开了，遁入空门。
现在有那么多年轻人，才十几二十岁，就看破红尘、出了家，他们不是也放弃了“狮子”境界，一下子进入天真平淡的“婴儿”境界了吗？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何必“众里寻他千百度”？对于有慧根的人，只要“寻他十几度”，就可能找到生命的真谛。
是绕一圈，再回到原点？抑或既然如此，就站在那儿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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