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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世纪末的岁暮，我应出版社的邀请到北等六个城市演讲。
一路上，我接受了许多电视台的访问，也上了湖南卫视当时最热门的节目《有话好说》。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长沙岳麓书院里的一个访问。
南方的初冬，好像北方的仲秋，那天我和记者坐在池边，远处有回廊讲堂，脚前是流水锦鳞，加上金风黄叶，美极了！
“听说您昨天到湖南大学附近的一个书店，还买了一本自己的盗版书?”记者问。
“是啊!”我笑笑说，“我问那店员是不是盗版书，她说保证不是。我说是，而且我就是作者，她居然理直气壮地讲：‘这不就是你的书吗?’”
接着记者问我对盗印猖獗(jué)的感想。
我想他一定猜我会痛骂，但是，我没骂，只是淡淡一笑：
“其实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盗版问题，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盗版能使他们用很少的钱获得最新的知识，也使他们能更早脱离贫穷。”接着我引述了纽约律师汪恒祥说的故事，“听说有个美国书商跑到村子抓盗印。走进村子，前后左右，每家都传来小型印刷机转动的声音。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过，几个孩子叫闹着跑过，一个小娃娃哭着爬过。美国书商愣住了，转身，离开。”
“您这么说，好像并不反对盗版，也不痛恨这些人?”记者惊讶地问。
“我当然反对，但我不恨，我只是试着去谅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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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相当谅解他们。对每个害我的人，我总是在痛心疾首之后，试着想：“他们那样做，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
谅解使我能从正面思考，使我能由别人的角度想事情，也使我见到许多别人见不到的东西。
但我不是“烂好人”，在谅解的同时，我也有责难。
我认为我们中国以前经济比较落后，好比在世界舞台上不被重视的小角色，做做小动作，没人注意。但是现在跻身强国之林，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主角，则是“动见瞻观”。
为了保护创作者的智慧财产，我不能只是姑息，没有行动；更不能只有道德，没有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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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访问之后的第十二天，我到了沈阳，遇上多年来少有的酷寒。
十二月二十一日，顶着零下十八摄氏度的寒风，我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庭，具状控告两个贩卖盗版书的书商。
在大陆不告印书者，而告书商，是少有的事。我这么做，一方面因为盗版者都用化名，不易追查；一方面采用了“抓上堵下”的方式。
在法庭外，我又接受了电视台的访问，我说得很简单——
“我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整个社会。因为只有版权获得保护之后，创作者才可能不愁生活，专心创作，国家也才可能进步。”我更强调，“今天如果我赢了官司，每一文获赔的钱，全部拿去建希望小学，表示我不是为钱来打官司，而是为了伸张正义。”我甚至说，“今后在祖国大陆任何抓盗版获赔的钱，全部用来捐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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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之后，判决下来，我终于赢了，只是赔得不多，只有五万人民币，扣掉四万律师费，剩下一万元，连旅费都不够。
但我捐建的十所“慈恩希望小学”，都将在年底前完工。
我今天把这些讲出来，只是要说明一件事——
我们要懂得“不可不知的人性”，要有“不能没有的谅解”，更要有“绝不妥协的坚持”。那“绝不妥协”，不是无情，是有情。
“明刑”是为了“弼(bì)教”，“打击”是为了“安定”，所有的“强势作为”都可以化做“温柔体贴”。
同样的道理，看这本书，请千万不要因为谅解人性而变得瞻前顾后，因为了解人性而变得冷漠无情。
希望这本《你不可不知的人性②》，带给您的是对人生的正面思考，也是面对人世的更大勇气。
而那更大的勇气，是为我们下一代，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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