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伏不定的报人生涯
上班的第一天，报社老总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普利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但普利策不是光报道一下情况就了事了，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这下子对他的能力有疑问的老总，也开始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在领受任务后，他就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与别的记者不同，普利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老朋友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但这些文章一登出，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在苏兹先生的熏陶和鼓励之下，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不仅在新闻方面大放光彩，还开始向政界进军。
1869，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法案追查。虽然受到了许多恐吓，但他不为所动，依旧写 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２３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但是政界毕竟非久留之地，普利策还是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继续干起了新闻，使别人惊讶的是，他不仅是个好报人，也是个生意家。他在拍卖场中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２万美元。
更大的机会来了，1878年，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３１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虽然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２４份。
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
在普利策的努力之下，他的报纸讽刺自满、抨击懒散；他的报纸充满了有趣的情节，迎合商人、工人和主妇们的口味；他的报纸洋溢着崭新的生命力。人们说，这种生命力就是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于是这个新生的报纸很快发行量直线上升，超过了当时市内的喉舌——《共和主义者报》。
普利策的“煽情主义”吸引了读者，同时也招致了一些报界同行的嫉恨。《环球民主报》带头攻击《快邮报》是“虚假地编造，卑劣的煽情主义”，其他一些报纸也纷纷追随。普利策一点也没有被它们的声势吓倒，他在一封答复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报纸的确不拘一格，但它是当今世界上旗帜最鲜明的道德代言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
1882普利策的报纸进行得很顺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总编辑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普利策只好离开这里，来到纽约这个大都市，重新开辟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