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从您在《成长》中的发言，你对中国的教育很失望？
答：我对凌先生曾说“看到那么多学生被浪费了，真可惜”。中国大学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师资问题。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是尽责的老师，他们也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因为他们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而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在象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
问：在美国的大学有么有类似的情况？
答：没有。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那位得到青睐被雇佣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唯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是最优秀的助理教授，才能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上升、师资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
问：有人说盲目的崇洋也是不对的，中国需要的教育系统不应是完全抄袭美国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看法。
答：丘成桐教授前一阵在中国青年报上曾说，“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比美国学生扎实”的想法，是可怕的自我麻醉。也有人反对他，不认为美国教育是最合适中国的。我基本上同意丘成桐教授的看法。中国的学生无比优秀，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是落后的，中国的教育思想仍然沿袭了过时的科举思路。当然，完全抄袭美国是不合适的，彻底的改革也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中国应该开始考虑如何逐步引入美国成功的教育系统，加上中国的特色，让中国的学生能拥有中美人才的所有优点。
问：你和邱教授的意见，是属于多数的还是少数的？
答：这些话其实不只是我心里头的话，也是我很多朋友心里头的话。这些朋友包括了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也包括了在中国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说，直率敢言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些话他们会对我说，但是不会公开的发表。我在美国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公司或私人的利益，所以我更可以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说一些话。这些话也许由我来说，比他们可以有更大的效果。
问：在来见你的路上，凌志军说你有出众的识人才能。你的特长是可以在五分钟内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请问是如何做到的？
答：面试时，五分钟，看他的思路，回答的问题。应该基本上能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可信的人，也可以大约看出他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能力。
问：对于你刚才讲的，我有一些疑惑啊，如你刚才说的，你在招人的时候，能在几分钟之内，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看错的时候吗？
答：当然也有看错的时候。有些人有多次面试的经验，会“包装自己”，所以说我不能五分钟断定一个人，但是应有95%的把握。所以，我们面试要经过7-8位“考官”，还要看过取得成绩、业绩，并得到以前同事、老师、同学的评语，才作最后决定。
问：这种95%把握仍然是惊人的高，它来自于什么呢？
答：这主要是依靠经验。我面试过上千个人，所以我总是可以和以前见过的人和他们后来的优缺点比较。另外，我会问一些很特殊的难题来理解一个人的思路。我不会接受一个很广的答案，我会追根问到底。在压力下更能看清一个人。最后，这也是情商的一个例子。我想，自觉很高的人应是能识人的人，因为他会观察、注重别人的感觉。同理心很强的人应是能识人的人，因为他能将心比心。
问：什么时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
答：在来到微软之前，我曾领导的一个两百人的团队在一个财力有限的公司做先进但是不挣钱的技术。当公司碰到财务的困难，我的队伍面临要解体的危机。公司要求我把技术出售，把最好的人留下来，把其他人解散。这件工作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打击。那时候压力很大，两百人命运决定在我手上，得帮他们找出路。后来，部门卖掉了，但是很多人失业了。我对这件事一直很愧疚。但是回顾往事，我从失败学到的比从成功学到得更多。我学到了怎么在面临危机时不让士气崩溃，学到自控的能力，更学到了以后要更务实的设定方向，以避免这样的灾难。创新固然重要，有用的创新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