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例：道与术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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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更为发达的文化，所以这一宝库中的经典也绝大多数为人文社科类的精粹。
管理科学以一门系统学科的面貌兴起于世界，起自1911年前后“科学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时间动作研究、定额与计件工资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人的问题还没有被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及至1924年～1932年间，霍桑实验开风气之先，把管理全面地引入了人的领域。企业家和研究者们都逐渐认识到：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人的矛盾，所以此后人的问题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研究管理学理论和进行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开启古代的思想宝库，探讨灿若繁星的人文精粹，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简言之，就是可以得到“三件宝”：理论的依据、研究的材料、行动的参考。
谈及传统文化，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凭借自己对春秋以来各种学说的领会与把握，“论六家之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对阴阳、儒、墨、名、法、道进行了学术上的概括总结。可以说司马谈作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为后世人系统研究前人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框架。司马谈对6家的评价是：
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以上6家只有道家没有涉及弊，可见司马谈本人从思想上是倾向于道家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成果博大精深。就管理思想而言，仅上述6家就已著作林立，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成果。在6家之外，更有众多的学说。而且历史发展，人才辈出，春秋战国的时代也仅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其后的数千年历史中，思想家与实践家们又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思想精华。所以在此，我们仅能择其要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更多的内容则需要以专著的容量，作更为专深的研究。
总括上来讲，古代管理思想分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经世”的；一个是“治生”的。经世也就是治理国家，治生就是经商，两者相比“经世”一直在管理的发展中占据主流。
“经世”的体系大体上又集中注意力于“为帝王、为人臣和领兵”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若干著作、一系列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这些前人留下的思想成果，若是以二元化的简括方法来分类的话，大抵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道”；一是“术”。
“道”指的是管理过程中的信念、价值观和伦理标准。
“术”指的是管理当中的方法与谋略。
儒家的理论体系当中，特别是在孔子那里，“道”的含量是很高的，第八讲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简介后来的宋明理学又对其比强者更强进行了发展与补充。可以说古代管理思想中“道”的主体思想一部分来自道家，大部分来自儒家。儒家学说强调管理要从修身开始，先进行自我修养，确立在内为“仁”，在外为“义”的价值体系，并且以“礼”的规范、“信”的要求、“忠孝”的准则来约束自己，沿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道路前进。
“术”的思想在韩非子和鬼谷子的著作当中都可以找到。法家和纵横家对术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主要的内容是：要懂得权变，学会把握形势，借助外力和寻找时机，依靠高明的谋略来达到目的。
后世成功的实践者们的成功经验是：以“道”为原则，为“术”为方法，内外兼修、内明与外功并举去实施管理。
我们选择孔子、韩非子、鬼谷子和孙子这4位大师，把他们的管理思想作为介绍的对象。因为可以说，道与术的发展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这也体现了“厚本、重源、道术兼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