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名在岗的国企厂长，如果堂而皇之的谈论下岗，可能会被人看作“站着说话腰不疼" ，而面对自己企业的下岗职工，我的心情却是沉重、复杂和矛盾的。　　从市场角度讲，无论谁来当这个国企厂长，无论这个企业的形势如何，我们这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老国企，都必须“精兵简政”，都必须有人下岗，否则，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当时企业已几乎陷入瘫痪的严峻形势，只能果断地采取一部分人员“内退”，一部分人员放假，一部分人员留下搞自救。后来，这部分放假中的许多人成了我们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怕见到这些下岗职工。我无法忘记，在企业的危难关头，是职工们投票推荐我当上了这个厂长。可以说这些下岗职工中的多数人，当时都是投了我的票的，这票里有着他们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期盼。可我上任后却让他们成了下岗职工，仅从这一点上讲，我觉着我在他们面前就抬不起头，就永远是一个负疚的人。　　我怕有人要求上岗。近两年，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内部，要求上岗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企业已逐步起死回生的今天，我却仍无法让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重新上岗；尤其是当听到他们中某某因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时，我就会深感不安、自责......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千疮百孔、历尽沧桑的老国企，今天之所以还能顽强地活着，还能艰难地发展着，这些都与下岗职工所做出的牺牲、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怕有人向我求情。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可以说为国企奉献了一辈子，说起来，他们的工龄甚至要超过我的年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企业能给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或重新上岗。我知道，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屈尊”向我张这个口，可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一定驳了他们的面子，伤了他们的心......　　有时，我曾逃避现实地梦想着，如果现在是计划经济该多好，如果现在的企业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该多好，如果我这个当厂长的能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该多好。可今天轮到我当这个厂长了，却要别无选择地在改革这场“革命”中扮演这样一个“六亲不认”的角色。　　我说这些是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如果是的话，一咬牙一跺脚，那这个"婊子"我是当定了。可我又不甘心，又觉着有点委屈，于是我还想厚着脸皮为自己立个牌坊：我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我是为了上千人的生计和稳定。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可能更适合于搞艺术，而不适合于搞企业。这些空洞苍白的自我开脱、自我表白，也许只能更加暴露出我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但无论今天我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企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面对这些下岗职工，对我这个当厂长的来讲，都是一种尴尬、一种缺憾，都应当是“站着说话腰也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