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鸟
后绿帽时代的高帽
忽如一夜春风来，以“中式”为名的楼盘在中国的城市里高调盛开，气势夺人。北京观唐、易郡、运河岸上的院子、南京中国人家、西安群贤庄、成都清华坊、芙蓉古镇、广州清华坊、苏州寒舍、杭州颐景山庄、深圳第五园……一时间“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媒体恭逢其盛，也给这些楼盘添了许多名头：“纯中式建筑”、“院落”、“中国风”、“中国情结”等等。这些楼盘都宣称“中式”不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建筑符号，而是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乃至寻求住宅理想的突破。
“中式”时尚潮流的背景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
它们绝非横空出世。20年来，在这片人类史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上，钢筋和水泥被挥霍着，其中各类新老建筑风格的尝试都不少见，中式建筑的尝试必然成为其中之一——也只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中式”的尝试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这次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建筑艺术运动让全国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都戴上了一个大屋顶，俗称“绿帽子”。运动在北京西客站达到了顶峰。
新古典主义的大屋顶因为形式单调、功能缺失甚至劳民伤财，遭人诟病颇多，又随着住宅房地产的兴起和住宅房地产开发的“国退民进”，终究无可避免地日渐式微。
在庞大市场的培养下，民营开发商、设计师和消费者都先后体验了国外多种流派的建筑风格，在这种短暂的市场教育之后，“中式民居”作为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而然地重新浮出水面。“中式民居”的本质是一种西式居住的探索、西方本位的艺术思考，它不是纯粹的古典，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而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是新古典主义之后另寻出路的一种探索。
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会要求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与开发商努力探索民居的新形式。住宅作为产品和作为艺术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凝聚和表现一时一地的文化，因此，住宅产业的逐渐成熟过程，也会是一个新民居不断自定义的过程。这种自定义可能更东，可能更西，可能更古，可能更新。而时下“中式民居”或者“民居洋务运动”，只是新民居自定义的诸多方向之一。
“中式民居”的根源是市场需求，它没有官方的背景，没有行政指令指导的推动，它只能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建筑师的点滴积累一步一步前进。这也注定了“中式民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更不可能是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诸开发商有的偏高调，有的偏低调，但即使最高调的“中式民居”开发商，也有意避免“主义”、“运动”之类的大词，他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的绿帽之后，这些楼盘不需要、也还配不上新的高帽。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为什么市场会有这种需求？
不管是“火柴盒”、“筒子楼”还是新式的商品楼盘，都是一种西式住宅，它们构成了目前中国城市住宅的主流。在超越“实用，经济，美观”之后，人们要求更好、更丰富的居住形式。决定了中式民居市场需求的，是它与西式住宅在形式美感、生活方式、家庭伦理三方面要素的不同。
形式美感
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一个彻底西化的国家，却保留了纯粹的传统；中国没有保留纯粹的传统，却也没有彻底的西化。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深厚得几近顽固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中国人的审美，这种“滋养”和“浸泡”以官方指定的形式存在，或经过通俗化以民俗形式存在，既广且深，使得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具备维持这种审美的力量。
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追求古典的审美，以古典的审美为至高的标准，虽然他们的身边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和依据。这在中国人对古诗词的欣赏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同时他们对现代汉语诗歌（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西化形式）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又比如，虽然普通中国人对国画与中国古乐已渐陌生，但国画与中国古乐受欢迎的程度仍然超过西方油画与古典音乐。比起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物质层面上对西方的全盘投降，国人在文化/精神层面要更固执。
这种审美倾向一样会延伸到住宅领域。住宅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西化的程度是很深的，但依然无法掩盖过中国人的审美本能。即使在纯粹的西式住宅中，中式家具和装饰也深受欢迎，甚至在高端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中式民居”仅仅依靠“形式美感”上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占领一部分住宅市场。也就是说，即使新潮的“中式民居”并无法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而仅仅是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符号，它依然会有一定的市场。
生活方式
现代化过程中，在物质层面高度西化的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西化，但依旧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内容。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宗教在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东方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存在严格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生活没有上教堂这一项内容。反映到建筑上，传统的东方住宅往往把信仰的仪式感融入到居住空间中，住宅格局更加严肃。与信仰缺失相关的是风水文化，西式住宅中从居住舒适度考虑而设计的卧房内卫生间、落地窗，往往是东方风水的否定对象——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市场必定要求在“中式民居”的探索中解决这种矛盾。
中国文化对公共空间的传统要求很低，在古村落中，公共空间只是聊备一格，比西方社区的要逼仄得多，许多公共空间的功能由私家院落来承担。在社交方面，中国人习惯三五知己的酬唱，至今不能习惯西式的社交，不习惯大规模的沙龙和酒会。另外，中国人对美食的孜孜以求也是西方人不可企及和难以理解的，家宴在美食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也对居住空间提出很高的要求。
住宅是一个容纳精神和灵魂的场所，凡此种种中西生活方式上的需求差异，均非正统西式住宅能满足。中国人发现自己难以完全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在建筑细节中失落了，于是在西式居住的探索中借入自己传统的思考。“西式的围合做久了，慢慢地，想到了中式的院子。西式的亲地性概念做深了，慢慢地，转向了中式的地脉诉求”。
如果要求一处住宅具备现代住宅的基本功能，又要满足以上所说种种东方生活方式的要求，它对空间、材料、设计和工程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必然会走上豪宅化的方向。把它放回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看，目前市面上的“中式民居”，其实是住宅升级的一种形式，甚至是以中式之名，行豪宅之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式民居”的范式只能是古代的高端住宅，须知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的普通民居，一茅屋而已，几乎没有太多可供我们今天敬仰和参详之处。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今天的开发商能提高标准，放下身段，做出多层住宅形式的“中式民居”，就已经是很谨慎和很考验功力的了。
家庭伦理
建筑是固定的伦理。住宅中房子之间、空间之间的位置关系和体量比例，即是家庭伦理的物化形式。
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种定制可以夸张地上溯至周公时代，而到宋朝以后愈发有白纸黑字的严格约束。小到前厅后堂、两进三间的民居，大到旧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二维空间序列，都清晰地表达那个社会的伦理关系。
西方的家庭以个人为中心，东方的家庭以家族为中心，这使得东西方的城市、乡村乃至家居的结构都呈现出差异。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东方式的三代同堂、四世同堂慢慢在城市中消失，但成年人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义务仍然远较西方人为多——在未来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介于东西方传统之间的伦理关系，未来的“中式民居”应该兼顾三代同堂和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两种伦理形式的居住，甚至要考虑西方社会很少见的血缘亲属之间的往来和共济性交际。
此外，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五伦”中的“夫夫妇妇”早已被自由恋爱、女权运动和平等的婚姻制度冲得七零八落，代之以新型的夫妻关系，但“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传统民居里，“父父子子”的建筑表现就是正院的正房和后照房、厢房之间的关系——而西式住宅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设计，它抛弃仪式感，体现人情味，选择平等、亲近的尺度，力图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如何融合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文化与伦理，提供一种和谐的居住空间，留给“中式民居”建筑师的是巨大的挑战。
ABC民居
无论时下的“中式住宅”如何嘲笑竞争对手的中式设计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又如何标榜自己重现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现代“中式民居”仍然离不开西式住宅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仍然是一种西式本质的住宅。从产品性质看，由市场需求推动的“中式民居”潮流是建立在西式住宅科学、舒适的基础上的探索，它的实质是西式住宅的东方改良。从艺术审美看，与其说“中式民居”潮流是中国经济强大导致的古典审美回归，不如说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审美；“中式民居”是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回望和引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它是西式审美本位的，甚至更接近于一个中国题材的西方艺术作品。打一个比方，四合院只是“中式民居”的表哥，罗兰·巴特才是它的堂哥。
正因为“中式民居”这种西式、现代的背景和实质，它注定难以回到纯粹的古典光芒，更不可能成为住宅市场的主流，从而主导未来住宅建筑的潮流。它注定是零敲碎打，注定是局部市场和边缘艺术。这是一个缓慢的探索消费者需求与艺术形式过程，它不具备在建筑艺术领域一呼天下应的效应，它的成功有待几代居住者的肯定而非一代观赏者的赞美。
在讨论“中式民居”潮流的内涵时，我们想到了一个中性的词“ABC民居”，ABC的本意是AmericanBornChinese，意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而如今市面上“中式民居”恰恰是在现代化背景和西方建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是一种市场本位、西式住宅本位的中式民居。
我们在此使用的“ABC民居”并无贬义或褒义，是一个中性的词。作为市场推动的民居风格潮流，它本身无须承担太高的建筑艺术理想——对于“中式民居”而言，理想更多体现在这种探索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在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式民居”的建筑符号，研究中国传统生活方式。“ABC民居”潮流的最终评判者，与市面上其他楼盘的一样——是市场，是居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