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军
历史上那些宏大而坚固的建筑残痕，试图宣示永恒的意义。但这一宣示是矛盾而富于反讽性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金字塔这种体量庞大、造型稳定、结构牢固的纪念性建筑，仍然抵不住时间打磨。四千多年，就磨成这样，再磨四千年将会怎样？永恒，到底是以多少年作为底限？
但在语言上，永恒或永久是有具体实用价值的。一个男人永远爱着一个女人，白头到老，就具有公认的永恒意义，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永恒爱情，也通过精神与语言而传存。这种传存永久之道，即是人类精神通过神或上帝而取得意义。
反观建筑，因为它是通过无生命的物质以有形的体块堆积而成，则尽管其有形的生命会长久于人的个体生命，但建筑在精神和语言上的永久性，要脆弱得多，也充满歧义。这是人类以自我主观为中心设计的语言座标上，对一切非人类生命的物体的刻意编排。永恒的建筑，是人类可以崇拜也可以贬废的东西，因为它是人工造物。
人类以自身的需要，来定义建筑的永恒尺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院里委派我和一位搞测绘的同事参加与天津大学的“湘西民居调查”合作项目。我们跋涉于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数小时的山路上时有野兽出没而见不到人，偶尔遇到一座简陋的凉亭或稍有人工痕迹的路边泉台，或一块甚不起眼的“石敢当”咒语碑，我们都欣慰不已。人工造物之渺少而亲切，在大自然中却昭示着一种永恒意义。
在大都市中，宏筑巨构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尽管建筑语言喧嚣纷繁，人作为个体置身其间，反觉麻木而陌生。那种给人启示和惊喜的建筑甚为难求，精神的支点很难找到人造物与大自然间的合适交汇场所。永恒的概念，就在大规模的无差异的人工环境中丧失了。而世俗行政力量对永久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之限定，更加诡谲不定。以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我们的城市命名它是永久性建筑，而以木头、塑料、油毯和帆布为基本材料的，被称为临时窝棚。与大规模的城市巨构相比，木头、油毯造的房子实在太渺小了。但恰恰是这种所谓窝棚，在继续履行着人类建筑的基本功能：遮风避雨，提供安全的居所。而那些宏构巨厦、豪宅成为炫耀性的场所，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人性的相对顽劣的那一面需求。只是现代哲学家们为这种顽劣性作了一番巧妙的修饰，将之披上“人类精神更高层次追求”那么一件外衣。
在炫耀性的场景中，永恒之辞光经常闪耀，但永恒的真义已逐渐衰变。从居住者对居住场所的关切度考量，其实临时性窝棚凝聚了更深切的人性需求。这就是在城市贫民窟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人类故事。从墨西哥城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曼谷，从北京到广州，贫民窟被城市当作罪恶的渊薮；而从旧金山到纽约，贫民窟的场景已经好莱坞梦工厂制作，打扮成富于幻想与冒险的地方。
贫民窟是暂时的，贫民窟是永久的。中国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及与边缘地带紧密相连的广大乡村，贫民窟甚至成了“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部分。我常常站在城市豪宅与窝棚之间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豪宅的居住者在幻想更换更大的豪宅，窝棚居住者想离开窝棚，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吗？同一座城市的城市梦想是否包括了它们？那么，是谁在思考和追求城市的万年大计？没有任何人。可能，所谓万年大计，完全是个假问题。永恒建筑问题，已不存在于现代城市之中。
如此说来，经典的城市美学可能面临根本危机：人类不能对假问题作出回答，而只能对现实的真问题作出思考。设想城市美学的永恒形式不可能，而应当赋予人类现实的追求以永恒性，这是人类语言的圈套，也是语言的基本归宿；永恒建筑存在于广义的语言之中，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形式。
这个思维之锁打开了，反而印证了另外一条真理：关注平民或贫民的建筑，那些形式存在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建筑，具有伦理上的永恒意义，而那些显现君主、教皇们意志的伟大建筑，形式上存在长久一些，却是一种虚假永恒性的显现。这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师们面临的最大困惑，由于往往求不到解，因而迷失在虚假的永恒之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