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学界奇才
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像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
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与我握手，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一文。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
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宏观经济研究组广泛引用。
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以及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
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老实实地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却被他批成了侏儒。
读者朋友应该想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甚为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捧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厚道。
“造反派”风格
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
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20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本国的贸易壁垒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贸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
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使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误入歧途？
无需再举证书中的言论，看看斯氏的标题，自可知斯氏矛头所向：“全球化机构的承诺”、“未能兑现的承诺”、“选择的自由？”、“东亚危机：IMF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全球性推向崩溃的边缘”、“谁失去了俄罗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其他危害”。
斯氏的“中国药方”
激烈批评国际组织，反思当前全球化之害，斯氏不忘举出波兰、中国等在他眼里看来是全球化的另类并给予了赞不绝口的评价，以更显国际组织导向之荒唐。书中的第7章“通向市场的更佳途径”，便盛赞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可替代战略，而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以5.6％的速度下降。
读这段论述时，我想起了斯氏的一个经典手势，那就是在许多会议上，只要讲到经济转轨，他都会将两手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字形。斯氏的意思是，下降的手臂代表的是俄罗斯，它在不断地往下走；上升的手臂代表的是中国，它在不断地往上走。如此，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好，还用得着争论吗？
可惜的是，似乎无用争辩的事实在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却依然存在着不屈不挠的争论。比如，萨克斯、杨小凯都在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并批评中国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中去。而对于斯氏所盛赞的中国，有许多并不令人满意的绩效——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环境损失、能源和资金以及效率损失，还是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正在引起诸多非议和担忧。
很显然，斯氏关于中国的评价很高，以致于太高了。我估计许多中国人都不敢接受。
斯氏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也已经在国际上遭到激烈批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思·罗格夫就委婉而又坚决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斯氏学术上是天才，但在政策制订上过于简单，并且过于自信和自夸。他批评，当IMF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时，斯氏却不顾大局像英雄一样在大搞“揭发”，这完全有可能造成当时的信心危机，而斯氏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未必合符情况。他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斯氏也许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斯氏最近到中国来，顺便演讲和宣传他的这本新作。在最近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讨论到中国经济过热，斯氏侃侃而谈，建议中国政府放任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出口征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让在场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不敢接招。而以我对中国经济多年的观察和认识来看，斯氏对于中国的药方实在太过简单，大可怀疑。
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致地读斯氏的新著，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前是杰出的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
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辩不出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
中国古语有“一叶知秋”的说法，而货币主义旗手，当年独扎大营、挑战几乎整个凯恩斯学派的弗里德曼则说过另外同样引人深思的一句话：思想的浪潮常是世事的浪潮之先声。苏东变革后，全球化痛痛快快走了十年，但看今日斯氏雄辩滔滔，全球化的浪潮或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