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打旋子，超出观众所想像的体能限度时，那掌声就热烈极了。我于是知道，那场《天鹅湖》在很多观众看来，其本质是一场杂技演出。
我要讲的第三个寓言还真是一场杂技演出，时间已经是在一九九九年。沈阳杂技团拍出了一场节目，叫《天幻》，后来这个节目在世界一些国家演出过。其中一个最为惊心动魄的节目大约叫“椅子功”，演员是一个小男孩，把椅子在自己的脚下一个一个摞起来，同时作一些高难动作。最后，他脚下的椅子几乎顶到了舞台顶。没有任何保护，只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不堪设想。人人看着，都惊魂未定。那天晚上的掌声都集中在他身上。
很久以来，想写出这些细枝末节来，但又恐辱没了沈阳人，好像他们人人都是热情的门外汉，即使我说本人也是坐在他们其中不该鼓掌时瞎鼓掌的一位也脱不了干系。现在说出来，只是故弄玄虚地说说寓言的意义，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寓言，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点点滴滴看见了我认为的一个脉络而已。
那就是：第一，任何艺术里都有技术的成分。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精神的洗礼”、“理性的升华”、“情感的宣泄”、“人性的打动”种种，直说吧，就是感动。
第二，需要被打动？还是欣赏技术？经过漫长的较量，精神最后让位。
第三，精神最后成为了技术本身。
这三个阶段贯穿着一段漫长的历史，而我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这段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这就是所谓寓言的含义。
在此之前，技术被我们不屑地说成是商业性。我认为技术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唤起感官兴奋的部分：成龙大哥从这个楼顶跳入那个楼的阳台，成龙大哥从楼房的斜体立面上滑下，毫发无伤（抱歉，记不住这些电影的名字），惊险是技术必备的符号。莎朗·斯通大姐和道格拉斯兄半裸着在床上，莎大姐的手则悄悄地伸向床下的冰锄，性与暴力是技术性必备的符号。真实感也是必备的符号：潜艇在水下炸成两段，子弹穿过肉体的声音等等。
二是相对纯粹的技术。面容姣好的陈美在舞台上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手中的小提琴的炫技，在快到密不透风的旋律里拉出每一个音符。观众关心的是，钢琴家的十个手指弹出一百个手指才够用的旋律，她是怎么忙活过来的？看看人家，多么厉害！
技术始终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是为了表达特殊状态下的情感而存在的。至少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技术从艺术中的分离，以商业面目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二十年间历史性的渐变。起初，我们都煞有介事地坐在中华剧场里，听原本不熟悉的交响乐，而且为鼓错了掌而懊恼。那时我们真是渴望在精神上和一个导师、一片净土和家园相遇。记得我买第一张CD《钟声》（THEBELLS）时，听得灵魂出窍。接着开始买很多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恍惚间心中有一片原野，铅云低垂，人民、牛羊和大地融为一体，生存与苦难的主题如此感动灵魂。而在闲暇时，则看看《英雄本色》（周润发版）、《魔鬼司令》（斯瓦辛格版），看看长衣、墨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江湖英雄。我第一次看见老斯的肌肉时大吃一惊，他一只手拎起一个匪徒的一只脚，使之悬在崖壁上，然后漫不经心地乱说一通，然后松手，让人叹为观止啊。
但随后又觉得我的欣赏跑题啦。于是我回来听克莱斯勒、德沃夏克、布鲁赫。史塔克演奏德沃夏克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让人落泪，正在遥远的故乡，正在被怀念——有这样心思的人都会哭泣。在那乡思里，定然也流过斯美塔那念念不忘的伏尔塔瓦河。而电影则看《走出非洲》或者《克莱默夫妇》、《与狼共舞》种种。
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样两个，一个是社会性的，庄重严谨，建立在我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那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一扇门。一个是感官的，像枕边书，成龙、金庸、斯皮尔伯格以及《金瓶梅》等。生活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常态，那就是贝多芬不能进我们的卧房，而《本能》也不能在客厅里面播放。即使商业性力量再强大，这个规矩也不能破。
可后者是如此强大的潮流，对于严肃的事物构成了毁灭性的消解，它以技术全面而精美地迎合了感官需求，以至于，严肃的艺术渐渐成为一种象征，出现在祭坛之上。书柜的布局也有这样的象征：不能没有《鲁迅全集》、《红楼梦》或者《圣经》，尽管可以不看，把它们放在高处就行了。下面腾出地方都放上《心灵的鸡汤》之类。
那天，我在网上查我所尊敬的奥斯卡奖名单，一直心怀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看获奖的电影：《莫扎特》、《走出非洲》、《野战排》、《末代皇帝》、《雨人》、《与狼共舞》、《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英国病人》、《美丽心灵》等。尽管美国有那么多又恶心又好看的商业电影，但是始终没有得最佳影片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人没有让感官电影获得这一荣誉。而《猎鹿人》、《野战排》居然还反思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雨人》要在美国社会打开亲情，《辛德勒名单》描述人类史的悲剧，这些主题不可谓不沉重。可是，近几年来，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技术对这个奖项的侵袭。《泰坦尼克号》、《角斗士》、《拯救大兵瑞恩》一方面制作极其精致，贴近感官，一方面开始主题简单化、童话化——这就是技术占领艺术空间的体现。2003年获奖的《钢琴师》承接了《辛德勒名单》的主题，但强调的是事件的细节真实，这也倾向于感官。
2004年是奥斯卡精神资源油尽灯枯的一年，获奖的是《魔戒三》，那是正式向感官投降的标志，也是精神成为了技术本身的标志。至少在这一届里，生活已经远离了电影，正式成为一个游戏，制作的游戏和精神的游戏，最后成为童话。奥斯卡无非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投射。技术演进的过程，无非是人类群体精神消退的过程。这几乎使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精神和现实问题——没有，当然没有，实际情况是，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看见了梦想的可笑，也看见了改变现实这个想法的幼稚，甚至宣泄都成了可耻的标志。
人在2004年成熟了，不再需要精神的手杖。他们历尽种种精神沧桑，未免不是为了这个结果，这何尝不是自由一种，否则谁在推动这么大的浪潮？
人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群体，是个孤独的精神源流，他们坚持为人们掌灯，仿佛世界是一处无边无际的黑暗。马勒带我们走时，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哀鸣，企求向上帝接近。听《科尔尼德莱》时，我们是在向上帝倾诉和忏悔。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关闭精神的窗口，因为世界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露天广场。只要打开感官，就能找到乐子。所以，今天幸福的标准，不是个人精神探险，而是融身大众之中。
孤独者就是孤独者，我们已经看见了谜底，已经看清楚去路了。贝多芬、老柴等，不用再扮演夜莺了。现在，我是盗版CD与DVD市场的常客。开始时，老板问我：李斯特全集，要不，大哥？现在他问我：靠！枪战，老激烈了，咣咣地，要多少？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里，像一次错误的投胎，可谁又能说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