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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极生悲苦尽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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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极生悲苦尽甘来
世人以心肯处为乐,却被乐心引在苦处;达士以心拂处为乐,终为苦处换得乐来。
心肯:肯是可的意思,引申为顺,心肯是心愿满足。
心拂:拂是违背,心中遭遇横逆事物。
世人都认为能心愿满足就是一大快乐,可这种愿望常常被快乐引诱到痛苦中;一个胸怀达观的人,由于平日能忍受各种横逆不如意的折磨,在各种磨练中就能享受到奋斗抗争之乐,最后终于从艰苦中换来真快乐。
孟子说:天将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在某人身上,必然要先苦恼他的心志,劳累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困乏他的身体,而且会使他的每一次行动不能如意。这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有大成就者,无不如此:
舜自田野中兴起,当初他曾居于深山,与木、石同处,以鹿、猪为邻,同深山野人相差无几。
孔子生于乱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曾困于陈、蔡,无米断炊,险些饿死道中。
孙膑遭忌,在被剜去两只膝盖之后修成一部传之后世的《孙膑兵法》。
屈原被谗言所害,屡遭放逐,于三湘四水的荒蛮野岭中赋得绝唱《离骚》。
司马迁直言情理,受囚禁之大侮,领宫刑之奇耻,隐忍不怠,方成一部“无韵之《离骚》”——《史记》……
所以,人当有自信,还当能承受生活的挫折,能经受世事的艰辛,能忍受人生的磨难,至少要有承当起这一切的心理准备。
《庄子•在宥》中有段意味深长的描述,庄子说:“人过于高兴,助长阳气;过于悲哀,助长阴气。阴阳一起亢进,四季不调,寒暑不和谐,反过来就伤害人的身体。使人喜怒失常,坐立不安,思虑得不出结果,办事中途而废。于是才有奇谈怪论,行为怪僻,然后就出现了盗跖、曾参、史䲡一类人。所以用整个天下去赏赐善行也觉得不足,动员整个天下去惩罚恶行也显得不够。所以天下这么大也不足以实行赏罚。从夏商周以来,都嚷嚷着必须赏善罚恶,老百姓的性命怎么能够安宁呢?”
人生中的悲欢苦乐,也和阴阳一样,有其固有的特性,它们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有的苦尽甜来,有的乐极生悲,有的在顺利时突遭祸患,有的则处逆境而时来运转。有谁懂得人生中的“真乐”呢?
位盛危至德高谤兴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则危;能事不宜尽毕,尽毕则衰;行谊不宜过高,过高则谤兴而毁来。
爵位:君主时代把官位分公、侯、伯、子、男等五位,指官位。
行谊:合乎道义的品行。
一个人的官位不可以太高,权势不能太盛,如果权势太高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状态;一个人的才干本事不能一下子都发挥出来,如果都发挥出来就会处于衰落状态;一个人的品德行为不可以标榜太高,如果过高就会惹来无缘故的毁谤和中伤。
汉代名将周亚夫以治军严谨有方而被后人称颂,然而当他官爵大至权倾一人时,也面临煞星。
西汉文帝时,匈奴进犯云中,诸将受命出征。周亚夫军细柳,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汉文帝亲临慰劳各军,轻驾至霸上和棘门军营时,都长驱直入,无人敢阻拦。当文帝到细柳军营时,其前锋高呼:“天子驾到!”军门都尉却回答:“军营之中,只听将军命令,而不问天子诏书。”文帝无法进军营,只得让使者持皇帝的信符去见周亚夫,周亚夫才令开门。当文帝车驾进军营门时,守门士兵又告诫:“将军有令,军营中不允许急驰。”文帝只好让侍从拉着辔绳,让车缓缓而行。到了中军大帐,周亚夫全副武装来参见,并称:“身着军服的人,是不向皇帝行跪拜礼的。”文帝到此,不由自主地肃穆庄严起来。
以后,周亚夫官位几次升迁,官到丞相,很受景帝器重。每有重大国事都先与周亚夫商议,而周亚夫也累次提出异议,阻止景帝的行动。
后来,周亚夫从景帝的言行中终于意识到自己权倾一人,已面临煞星。于是谢官称病,并放弃丞相职务。
《列子•说符》中有一段狐丘丈人和孙叔敖的对话。
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一个人有三种被怨恨的事,你知道么?”孙叔敖说:“是什么?”答说:“爵位高的,遭别人妒忌;官位大的,被人主厌恶;俸禄丰厚的,所招的怨恨便来了。”孙叔敖说:“我爵位越高,我志向越低;我官位越大,我心越小;我俸禄越多,我施舍越广。拿这个避免三种怨恨,可以么?”
人际之间的矛盾,利益之争,都是由于这三种怨恨引起的。所以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是把握尺度。
孙叔敖病了,将要死去,警戒儿子说:“王几次要分封我一块地方,我没接受。如果我死了,王就会封你。你一定不要接受好地方。在楚、越相交之处有个地方名叫寝丘的,这地方没有多大出息,名字又丑恶,楚人相信鬼,越人不信楚忌,可以长久保持的只有这个地方。”孙叔敖死了,楚王果然拿一块好地方封给他的儿子,儿子推辞不接受,却请求寝丘这块地方。楚王给了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他家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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