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即使生下来就居于高位，也不意味着就拥有权力，因为权力是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交融竞争中产生和强化的，它需要不断地积累，更需要超人的智慧和不断的努力。努尔哈赤确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登基以后，这一制度却成为制约皇权的极大障碍。于是，皇太极动用自己的智慧，逐渐加强和巩固权位，终于实现了南面独尊。　　权力有进退之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谋权途径，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采用不正当手段，走上邪路的人，最后肯定反受其祸。有时候，拍板的人自己永不会主动提出方案，提出方案的没有拍板的权力。因此，要定下一件事，往往上要有人说．下要有人听，上下结合方能奏效。中层领导难做就是这个道理。对上头来说是中层干部，你有领导，你是个被领导者；下面的还有你的员工，对于员工来说你又是个领导者。你刚刚从下面的职工里面提拔上来，提拔成中层干部，别人还不太尊敬你；完成上级的任务有时候完成不好，经常受到责怪。这就叫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左右为难，搞得不好就下去了，好就上来了，这个时候要终日乾坤，要警惕自己、敬德修业。对领导一些不正当的决策，要提出合理的建议；有了功劳以后，千万不说是自己的功劳，要谦虚一点。做中层的干部很难，但是却是最好磨炼自己的时机。　　进退之道告诉我们，领导者们大都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因此在处理事物或要达到某一政治目的时，就很有必要采用迂回曲折、委曲求全的变通之道。历史上深谙此道的权变大师数不胜数，而雍正可以说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雍正曾说过：“凡事只以忍好，戒急用忍，时刻莫忘。”正是这个忍字，使雍正终于打败了其他的皇子，赢得了九五至尊，从而将其所有的统治谋略都尽情施展，为清朝的巩固和繁荣打下了基础。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每一次变革，无不充斥着血腥，而血腥的背后无不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置换，当然，无可辩驳的是，这种权力的变更又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一时有权不等于一世有权，这一直是一个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　　运用权力还必须学会变通。人们经常把权和智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权力离不开智慧。通权达变，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之一。只有精通权变，才能将权力的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力量，才能用它来应对危局，治繁理乱。运用权力还必须学会审权，就是审察时机，权衡形势，然后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己的权力，提出各种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政策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使它发挥最大的效果。诸葛亮辅政治国取得成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在这个阶段不免有些权力的斗争，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长项对付别人的短项，很少不成功。刘邦的长项是善于利用别人的头脑，项羽则善于真刀真枪地拼杀。从最后二人的结局中可以看到，智慧战胜了力量。　　权力到了一定阶段，不能再上一层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支持系统力量不够，需要进一步积累人脉资源，整合各方势力。诸葛亮当年就是依靠整合荆襄集团庞统、司马徽、徐庶等人中的俊杰，加上四川本身一批地方人物、学术精英构成了他的人力资源。诸葛亮将这批外来知识分子跟当地知识分子相结合，结果结合出一个非常巧妙的格局，才使得诸葛亮的核心协调功能非常成功，才能够呼风唤雨，号令三军。曹操手上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他有中原最大的一批精英，最多的是受教育人口，这些精英大致在东汉已经发展为以大家族为中心的力量。大家族本身具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财产，一个是血缘的共同体，曹操只要能抓住这些大家族领袖，就很容易掌握大量人力资源。但是每一个大的集团，都有自己独立的取向。这就像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要取这个很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主要的条件是靠互利的局面，才能使分公司愿意加盟，愿意跟你一起操作一个大的棋盘。每个大家族有独立的利益，可是独立的利益之外，他们必须依赖曹操的中央的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安全。曹操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给予这些加盟的集团一些特殊的名份，使他们在当时的权利和力量是合法的，将中央作为一个总的转运站，接济各处的不足。　　谋求权力还要懂得抓住时机，一旦有机会掌握权力就要牢牢把握。康熙之所以被称为千古名君，是因为他善于集中权力办大事。他从历史上吸收了许多教训，发现了一个真理：权力必须自己亲自掌握才是自己的权力，否则无论交给谁，都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再想收回来就难了。所以，康熙从亲政以后，一直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的权力，御门听政就是一个重要方式。秦始皇一直希望能将朝廷大权独揽到自己手中。终于，他等到了一个千载良机，有了机会就死死抓住，干净利落地除掉障碍，成了历史上最独裁的皇帝。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大杀功臣的始作俑者，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举起屠刀，也不是什么人都下得了手的。刘邦虽然有些残忍，但毕竟保住了自己。再看看那些被他收拾的人，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当皇帝了。